创造“熟悉的陌生感”：美国文学史的改写与经典的重构(这部分还可以加入

创造“熟悉的陌生感”：华裔美国文学对文学史的改写与经典重构的

启示

北京语言大学外语学院 陆薇

论文摘要

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华裔美国文学与亚裔美国文学一起，被很多学者称为美国文学中“新冒现”的文学分支，但就是这个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发展起来的文学分支却引发了东、西方学术界对一些文学学术热点问题的重新思考，其中之一就是华裔美国文学对美国主流文学的改写和对文学经典的重构。本文将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力图说明这个新的文学分支的成功，以及它对美国主流文学史的改写和对文学经典的重构并不象有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是因“迎合了白人读者胃口”而取得的、带有很大偶然性的成功。该现象有着其深层的学理原因，它反映了文学史、文学经典发展的一些必然规律。

Abstract

Many scholars have regarded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together with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s a newly emergent literary branch of American literature. In spite of that, it has aroused serious rethinking and reconfiguration of some critical literary issues.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rewriting of mainstream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reformation of literary canon as affected by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argues that the success of some Chinese American literary works is not \"contingent\" as some critics have contended. Rather, there are certain inherent reasons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writing and reformation. Besides, it also reflects some inevitable laws in gener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history and literary canons.

关键词：华裔美国文学、文学史、文学经典、解构、重构

Key Words: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literary history, literary canons,

de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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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美国这个国家是在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样，美国文学也是在脱离了英国文学的影响之后才获得的身份与地位的。20世纪之前，美国文学并无系统、完整的文学史，不仅如此，就连美国文学的课程也是在19世纪最后的一个10年才走入大学课堂的。正如《希斯美国文学选集》的主编、致力于重建美国文学史的保罗·劳特（Paul Lauter）所说：“(美国文学本身)一直就是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而且还是不稳定的一个分支。”①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名的4部美国文学史都是在20世纪至21世纪完成的（有的至今仍在进行之中），这其中包括1917年至1921年由威廉•彼德菲尔德•特伦特（William Peterfield Trent）主编的《剑桥美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1948年出版、由罗伯特•E.斯皮勒（Robert E. Spiller）主编的

《美国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988年由爱默里•埃略特（Emory Elliot）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以及由萨克凡•伯柯维奇（Sacvan Bercovitch）主编、至今仍未出齐的8卷本的

鸿篇巨制——《剑桥美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由于从一开始美国文学就经历了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所以在美国文学史发展的历史上，这种“从边缘看世界”的精神应该说是得到了继承。虽然在1988《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出版之前，主流的美国文学史从未收入过包括华裔美国文学在内的亚裔美国作家和作品，但80年代之后，在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等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推动下，在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上述后两部最具影响的美国文学史都是在种族、性别和阶级的层面上从边缘的角度对原有文学史的改写。爱默里是这样解释这个变化的，他认为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是“当时意识形态和方的产物”。他自己主编的这部文学史，以及他后来作为撰稿人之一参与编写的《剑桥美国文学史》都贯彻了具有他们那个时代特色的编写原则，那就是“欢呼差异”（celebrating dissensus）、提倡文化多样化和多元化，因为他们这一代人“都是1960年代的产物，是亲身经历过越战期民权运动的政治波涛的人”，他们都“亲身参与了下列的过程：质疑美国身为世界强权的宰制，那种强权的合法性和美国在经济上的争利”。从那时开始，他们都开始“带着那些问题来重读美国文学，更加注意对有色人种的排斥、妇女的屈从、以及将美国视为上帝的选国、最好的国家，把美国当成衡量所有其他国家的标准等想法的危险和狂妄”。②《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在美国文学史的历史上第一次收入了包括华裔美国文学在内的亚裔、非裔、西裔（Hispanic）和印地安原住民文学的做法正是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主流文学界在族裔时代对社会与文学关系的再思考。

这个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学史的书写与改写的一些普遍规律：正如很多学者所一致认为的，文学史事实上就是文学作品不断经典化、解经典化和再经典化的过程。那么究竟什么是经典呢？从这个词希腊语的词源上来看，“经典”的本意原是一根笔直的树干或棍子，后引申为“衡量事物的标尺”。再经后人引申，经典就变成了“带有标准、权威意义的书或文本”。③在西方，这个意义上最古老，也最为公认的经典就是《圣经》了。而在当代，特别是当人们探讨文学经典时，它一般包括以下几层含义：首先，它必须是最优秀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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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用19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家查理·奥古斯丁·圣-伯弗（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的话具体来说，真正的经典就是那些

……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宝藏、使人类进步（的作品）；是发现了无与伦比的道德真理，或在人们已知的事物中揭示出其永恒激情（的作品）；是无论用什么形式表达都包含自由而宏大、开放而审慎、健康而得当的思想、观察或发现（的作品）；是作者用自己的方式写作，但最终能被所有人接受并理解（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依赖任何新语汇而显得既古老又新鲜，永远能轻松地跟上每个时代的部分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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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经典衡量标准自然十分理想，但在20世纪末当它被西方学者拿出来再次讨论时，人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约而同地发现了它的一些问题，即它过于整体化、简约化和普适化的倾向。这条标准因此遭到了以巴巴拉·赫恩斯坦·史密斯（Barbara Herrnstein Smith）为代表的反本质主义学者的质疑与批判。这种声音代表了女性、少数族裔以及同性恋者等边缘人一直被忽视的利益。此外，圣-伯弗的上述定义还涉及到了衡量经典的第二个标准，那就是经典必须是经受住了时间考验、在问世之后引起强烈反响的作品。这是作品问世之初的不可能具备的一个条件，只有在喧嚣散尽、尘埃落定之后才能见分晓；第三，经典还应该具有“标准”和典范的意义。这在创作之初是作者不自觉的，经典的标准与典范意义也往往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评判者为了不同的目的附加上去的，这就涉及到了今天人们常常讨论的“经典的偶然性问题”； 第四，一部文学作品要想成为经典，还必须首先得到出版发行上的成功，引起读者和批评家广泛的注意，然后再逐步引起文学研究者的关注，被收入文学选集、和文学教材，进入大学课堂，直至最后被载入文学史，被后人代代相传。⑤而在今天，在这个现代化信息技术与电影、电视、VCR、VCD、DVD与网络等传媒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成为经典恐怕还应该按照两个新的标准来衡量，一是它是否被改编成电影、电视作品等艺术作品，是否被搬上过有影响力的剧院的舞台，在更为广泛的观众中引起强反响；二是它是否获得过有影响的主流文学大奖。不论评奖标准是否存在争议，这毕竟标志着一部作品受到了制度化了的权力机构的认可。可见，经典的评判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在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着，为的是适应时代的发展与变化。

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兴起的文化研究大潮无情地冲击了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地，上述经典评判标准中的前三条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批判。在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权力话语理论、后殖民理论，以及少数族裔话语等理论的启示下，人们突然间发现在文学经典形成过程中，还有文学因素之外的各种权力在起作用。尤其是在当今的消费社会中，商业利润的作用就更不可忽视。在这样的形势下，人们开始质疑传统意义上文学经典的权威性，重新思考文学经典的重构与新文学经典形成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上述标准进行了更新与补充。而这种更新与补充恰恰就是文学经典保持其自身生命力的重要因素。以这样的标准来看，华裔美国文学的一些作家和作品都已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新经典形成的迹象，如汤亭亭的《女勇士》不仅受到了读者和批评界的好评、获得了美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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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主流大奖，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还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它已经被美国大学的很多课程选作教材，“现代语言学会”（MLA）还为她专门出版了《汤亭亭的〈女勇士〉导读》一书，将她与荷马、但丁、乔叟、莎士比亚、米尔顿等欧洲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放在了同样的位置上。《喜福会》的出版册数和电影改编后在美国及世界各地引起的影响，以及黄哲伦、赵健秀的剧目在百老汇的上演所带来的轰动都充分说明，华裔美国文学已经用自己的成功经验展示了这些作家和作品成为新经典的可能。这一切都标志着华裔美国文学从边缘向中心的迈进。

从文学史和文学经典演变的历史上看，所有上述几条衡量标准都说明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几乎就等于文学或文化的传统化。传统一方面给我们留下丰富的文化宝藏，但另一方面也着新经典的产生。实际上，文学经典的演变和自然界生物的演变一样，也有其自身的生态发展规律：一些新经典的加入必然会导致另一些原有经典被淘汰。这样一来，原有经典自身与赞同、捍卫、延续这些经典的学者与学术机构会集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保守力量，制约新经典的形成，它们进入走入经典的行列。新经典在被承认之前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很多挫折和磨难，但也正是在磨难之中这些文学作品经受了严格的检验，因此它会以更强大的生命力存活下来，最终跻身到经典的行列中去。然而，残酷的是经典的生命历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一个时代被经典化了的作家与作品同时也意味着它将有可能变成下一个时代被反对、背离的对象而被后辈超越。当初不是传统的、甚至是反传统的后来成为了传统，并且还将要被后来者继续超越。所以，离心、背叛、疏远传统就是每一个时代对传统所作的独特阐释（如华裔美国作家们用西方文学传统的母题讲述自己的故事），对文学史改写的目的也是为了使过去的经典适应当今文化发展的需求。同理，当初的传统也可能被后人推翻，有的会就此永远消失在经典之外，还有的会在其他的时代或社会背景中被挖掘出新的意义（如华裔美国文学的一些早期现实主义作品），因而重新成为经典。所以，根据每个时代的需求继承经典、解构经典并与时俱进地重构经典，这就是文学经典化的生态规律。

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正如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判标准不仅仅取决于文学作品的质量一样，文学经典的评判标准也不仅仅取决于文学作品自身的优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这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少数族裔的文学作品进入主流、形成文学史上的新经典时，我们就不得不警惕它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即为了提倡多元文化的政治目的而将各个少数族裔的文学作品选入主流文学史。这就有如人类学家为了研究人种而做的选样一般。如果被选入主流文学史的原因仅仅是某部少数族裔的文学作品被当作了那个族裔的文化符号或标志，那么，少数族裔的文学创作就又将面临被“贫民窟化”（ghettoization）的灾难。这种尴尬处境有可能会和“赞助性行动计划”给他们带来的两难困境一样，将他们的文化永久性地边缘化、渺小化、女性化，使其永远无法在平等的意义上与其他族裔的文化对话，更无法像多元文化的倡导者们宣扬的那样，使各种文化在美国这个号称自由、平等的国度里共生、共存、共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赵健秀与汤亭亭等人之间的那场笔战还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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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到偃旗息鼓的时候，还应该不断地引起我们的深思。

最后，我们可以再从读者反应理论的角度来探讨文学史的改写与经典重构问题。读者反应派的理论家认为，每位文学史的撰写者在筛选和接受自己的编写对象时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接受方式继承过去的经典与传统，而另一方面，他们也会顺应他们所处的社会与时代的要求来补充、加入每个时代新形成的经典。这就是对文学史创造性的重写和对文学经典的重构。这样，文学史的撰写者和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诗人一样，面对的都是“影响的焦虑”，是后代对父辈所共有的畏惧与力图超越的矛盾心理。在这里，继承与超越形成了一种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辨证关系。实际上，任何后来者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进行创新的，缺少继承的创新让人感到无源头可寻，从而会很快失去对新文学史的阅读兴趣，因为缺乏历史感会产生“无影响的焦虑”，而且也难以在读者中引起认同与共鸣。就像T.S.爱略特在他那篇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的文章中所说的，没有哪个诗人个人的艺术具有任何独特的意义——他的艺术一定要在置身于其他的前辈艺术家的作品之中时才能获得意义。但是，只有历史感而缺乏时代感的文学史就意味着超越不了传统，因而永远走不出父辈的巨大身影，无法形成创新。本着这样的理念和原则撰写的文学史已经摆脱了传统意义上文学史对历史客观话语的追求，它已经变为了一种具有能动阐释特征、自满自足的文学撰史学（literary historiography）。⑥

在这一点上，华裔美国文学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这个美国少数族裔文学支脉之所以能够形成对美国主流文学史的改写、对经典形成重构，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它对东、西方不同文学、文化经典的继承，二是它对这些经典所进行的创造性的发展。在本书分析的这些作品中，西方读者可以很容易找到他们所熟悉的一些西方文学共同的母题，如沉默、母女关系、双重人物（double characters）、疯狂、死亡等主题。另外，还有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主题、对“物”（特别是“食”与“性”）的关注、对家与身份的思考、对生与死、爱与恨、去与留、记忆与遗忘等之间的二元对立矛盾的揭示、对本真性、本质性和整体性等一系列西方哲学关注的问题的探讨。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还能轻而易举地识别出华裔美国作家们对西方文学经典，如《变形记》、《鲁滨逊漂流记》、《蝴蝶夫人》等作品的挪用与改写。这些无疑是满足西方读者阅读期待的基本文学框架，它们为西方读者提供了足够的文学史脉络，能够充分调动他们阅读文学作品时所需的兴趣和认同感。而在对中国文学、文化传统的继承上，我们可以看到华裔美国文学对《镜花缘》、《太平广记》、《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文学经典的引用与挪用，对岳飞、蔡炎、花木兰等历史、民间故事的改编和再创造。西方的文学母题为以西方读者为主要受众的华裔美国文学增添了历史感与认同感，而中国文化的内容又为这些作品增添了新鲜感和陌生化因素，这就为西方读者与批评界带来了一种“熟悉的陌生感”，使他们对这个新的美国文学支脉产生了巨大的阅读兴趣与热情，同时也为东、西方文学和文化传统带来了无限的再生力。⑦

如果我们从这个意义上对华裔美国文学在美国主流社会所取得的成功进行深入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借助经典发展经典、补充经典、修正经典，使经典永远保持新鲜的生命力和活力，这才是华裔美国文学创作在西方文学界和学术界获得成功的主要内在原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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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我东方化的方式迎合白人读者口味”的说法如果的确是一些华裔美国文学作品成功的原因，那这恐怕也只是一个极为表面、偶然和暂时的原因而已。说到底，华裔美国文学从后殖民理论的意义上来看还是一种“杂糅”的文学品种，是在结合了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的创新。它的出现与成功具有文学撰史学意义上一定的必然性。这也就自然使那些将上述华裔美国作家的成功归结为“偶然”或一味“迎合白人读者胃口”的观点不攻自破。而华裔美国文学“旅行”到中国（无论使还是）之后又再次引发出来了两岸学者巨大的研究兴趣和热情，这个现象又从另一个侧面再次说明了“熟悉的陌生感”在不同地域和不同受众之中所产生的巨大艺术魅力。经典，使经典永远处于变化、发展和补充、修正之中，使不断形成的新经典在异质文化中绽放自己独特的灿烂与光彩，这就是华裔美国文学对文学史和文学经典重写、重构的最大贡献和意义。

再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文学史的撰写还有一个独特的征候。在一般意义上，文学史反映的是一个社会与时代对文学的要求，换句话说，是那个社会与时代对文学所表现的内容、形式和旨趣的期待。这在美国的种族时代表现出来的就是美国主流文学对亚裔美国人极具恐惧和仇视的东方主义刻板化描写，而在族裔时代反映出来的就是表面上对多元文化的提倡与尊重，而实际上掩盖的是在这层面纱之下以各种隐蔽的形式继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意识。反过来，文学史所反映的还有文学对社会与时代对它的期待的适应与回应。华裔美国作家在他们的文学艺术创作中所采取的对东方主义含而不露的抵抗策略就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一边要用主流文化能够接受、适应的方式言说自己的故事，以适应主流文化的需要，一边还要在这样的言说中加入、渗透自己的文化主张，以及少数族裔对主流文化霸权的回应。而上述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两种文学史所体现的也正是文学撰史学对社会与时代的适应与回应。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学史和历史一样，都是一个在书写、重写、再重写中不断创造的过程。再回到华裔美国文学的话题上，笔者认为华裔美国文学被收入主流美国文学史的事实并不能说明它会永远保持经典的地位，也不能说明现有的这些作家和作品就永远能代表华裔美国文学的经典。相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的变化，华裔美国文学也要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发现新问题、探讨新问题，保持这个文学分支的生命力。华裔美国文学的经典化一方面向世界宣告了这个美国文学分支的重要地位，而与此同时它也预示着这个地位的被改写和解构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华裔美国作家还是批评者都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观察力，不断从各种理论的角度关注华裔美国文学中存在的或隐含的问题、不断将它与其他美国少数族裔文学进行互文性阅读、研究，不断将其放置于美国文学整体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和思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华裔美国文学之树常绿。

①

Paul Lauter, Canons and Contexts,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7.

②

单德兴：《多元的美国文学史：埃略特访谈录》，《对话与交流：当代中外作家、批评家访谈》，台北：麦

田出版公司，2001。第225-35页。 ③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 Third College Edition, 1988, p. 205.

④

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 Essays on Literature, trans. Elizabeth Lee, London: Walter Scott Ltd., n. d.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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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⑤

王宁：《文学经典的构成与重构》，《全球化：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关于“文学撰史学”的详细论述可见王宁：《文学经典的构成与重构》，《全球化：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

第213页。

⑥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208-210页。 ⑦

关于“文化再生力”的想法是笔者在北京大学外语学院程朝翔教授的一次题为“莎士比亚与出版”的讲座上得到的启发。在此向他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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