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80后和90后的精英们 任何世纪都有早出生的，也有晚出生的。拿十九世纪来说，康有为(1858年)、詹天佑(1861年)、齐白石(1863年)、孙中山（1866年）几个人，都是十九世纪中叶出生的。这一拨人中，有不少像他们几位一样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也有更多的是普通人。其实，任何世纪、任何年代都有精英，也都有普通人，而后者的数量要比前者大得多。同样，生在十九世纪后期的人们，也不例外。
下面举些例子，看看十九世纪80后和90后的精英们对社会的贡献：
(13年)、周恩来(18年)、刘少奇(18年)、朱德(1886年)，前三位是十九世纪90后，最后一位是80后。他们的业绩不需详说，因为都是中国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大家都知道。
生于18年的李大钊是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是中国党的主要创始人。他为培育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群体、促进国共合作、推动北伐战争、反对北洋军阀统治，做出了重要贡献。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捕，28日就义，终年38岁。他一生坚信马克思主义、坚信社会主义和主义，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他为人坚强、正直，待人和蔼、宽容，善于团结人，爱护和帮助青年。他不保守，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当时党人和进步青年公认的学习榜样。他的精神永存!李大钊生前著述甚多，后人收集整理出版了《李大钊全集》。
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是l3年出生的。1915年，她与孙中山结婚，辅佐孙中山进行政治活动。1924年，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她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三大。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她一直坚持民主主义，反对政治，支持进步势力，与中国共
产党亲密合作，为中国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即任副。1954年先后担任全国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1959年至1965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1975年至1978年，重新担任全国副委员长。l981年5月，宋庆龄加入中国党，并被授予国家名誉称号，29日在北京逝世。
傅作义生于l5年，是抵抗日本侵华战争的著名高级将领。1949年1月，作为华北“剿匪”总司令、国民北平行辕副主任的傅作义，接受中国人民改编，对和平北平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成为高级将领的榜样。曾对傅作义说：“你是北京的大功臣。”1955年9月，亲授“一级勋章”给傅作义。傅作义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参与工作，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副，水利部，水利电力部等职，1979年4月逝世。
京剧大师梅兰芳生于14年，是“四大名旦”之首。抗日战争时期，他蓄须明志，拒绝为日伪演出。他一生演出剧目甚多，且从不保守，勇于创新，为京剧改革贡献极大。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1959年加入中国党，1961年8月在北京逝世。
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生于1885年。孔自幼学医，22岁正式行医。经多年积累，医道精湛，善用凉药，被誉为“石膏孔”。 1930年，他曾与萧龙友(也是四大名医之一)合办北平国医学院，培养了大量医学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顾问、北京中医学会顾问、中医研究院名誉副院长等职，1955年11月逝世。
翁文灏（18年）、侯德榜（10年）、茅以升（16年）几位科学家，都是十九世纪80后或90后出生的。他们在自己的学科领域中，做出了不同的推进学科发展的重要贡献。翁文灏在地质学方面，侯德榜在化学方面，茅以升在水利、桥梁学方面的贡献都已
载入史册。新中国成立后，翁文灏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委员会常委等职，1971年1月去世，著有《中国矿产志略》、《甘肃地震考》等。侯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民主建国会常委、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化学工业部副等职，1957年加入中国党，1974年8年去世，著有《制碱》、《制碱工业》等。茅以升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常委、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九三学社副、中国科协副等职，1987年加人中国党，19年11月逝世，著有《武汉长江大桥》、《力学概论》等。
简单介绍上面一些精英的情况，占的篇幅太多了，下面只能写几个人的名字。国画界大师徐悲鸿生于15年，哲学界大师冯友兰生于15年，体育界泰斗马约翰生于1882年，经济学界大家马寅初生于1882年，历史学界大师郭沫若生于12年，文学界大师鲁迅生于1881年……再写下去，还可以写很多。大致说来，活到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各领域精英，都是十九世纪80后或9O后出生的。这些精英人物，如果一一举出，不止成千上万。
由此，我想：第一，十九世纪80后和90后碰到了中国社会的大变动，特別适逢国外各类学说大量涌入，青年人对新鲜事物极为敏感，多数人欢迎新鲜事物的到来，尤其对外来的新思想特别感兴趣。这样，他们中间有人接受这种学说，有人接受那种学说。不管接受何种学说，对于当时午纪大的有守旧意识的人来说都看不上眼，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不爱管事的人还好，只在背地里发点牢骚，爱管事的人就公开出来挑青年人的毛病，有时还拿青年人生活中的小毛病说事，甚至污蔑某报社一位1884年出生的记者敲诈政敌。这当然是很不好的。其实，这些喜欢对青年人说三道四的人，他们年轻时也被比他们老的人指责过。任何世纪都有这种人，也不足怪。但是，他们错了。十九世纪80后和9O后出生的被一些保守的人指责过的青年人，正是青年人中的精英，而这些精英后来都成为对社会有很大贡献的人。当然，十九世纪80后和90后出生的人中间，也有许多普通的并非精英的人，他们也在自己的工作中对社会有一定的贡献。同时，也会有少数坏人，对社会有破坏
作用的人。
第二，并不是一个世纪的先出生的人，都会指责年轻人，多数人是爱护青年的。孙中山改组，吸纳党人加入，就因为党人多是年轻人。他曾对宋庆龄说，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李大钊、鲁迅都是十九世纪80后出生的，到他们2O多岁时就极力支持比他们更年轻的人。1916年，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国家之魂”；“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敏锐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话说得太好了，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对青年的激励。
第三，历史不断向前发展，青年人代表着未来的希望。中年以上的人在努力为社会做贡献的同时，要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应该帮助、支持、教育青年，使他们不断克服经验不足、认识幼稚、易于冲动等青年人难以避免的缺点，逐步成熟起来，担负起推进社会的重任。看到青年人的缺点，一味指责，除造成隔阂之外，没有任何用处。要像李大钊说的，有“容人并存的雅量”。反之，青年人对中年以上的人，特别是老人，要懂得尊重，要向他们学习，以增长自己的知识；要协助他们，发挥他们的才能，对社会多做贡献。1917年4月，李大钊在他写的《青年与老人》一文中说得好：“青年与老人之于社会，均为其构成之要素，缺一不可，而二者之间，尤宜竭尽其所长，相为助援，以助进社会之美利，文明之发展。若为青年，则当鼓舞其活泼畅旺之气力，为社会摧除其沉滞之质积；若为老人，则当运用其稳静深沉之体验，为社会整理其善良之秩序。若夫互相轻侮与妄自菲薄者，如老人一闻青年之行动，辄骇为危险；青年一见老人之云为，辄嗤为；此其无当，正与青年之以后进自贬，老人之颓衰自废者无殊。吾人均认为野蛮的、非文明的；的，非立宪的。若而青年，若而老，皆在吾人排斥之列矣”。
预祝二十世纪80后和90后的青年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北师大校报/作者:张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