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欧洲文学

来源：99网

第七章 19世纪中期欧洲文学

——批判现实主义

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可数的几个黄金时代之一。出现了一大批属于该时代又属于一切时代的文化巨人如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罗曼罗兰、狄更斯、哈代、普希金、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德莱塞等灿若星辰的作家，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数量之多、整体水平之高，可以说前代不可与之比肩，后代也难以再现。

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是19世纪30年代继浪漫主义后盛行于欧洲的一种资产阶级文学思潮。它继承和发展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广阔地反映现实社会的生活和矛盾，深刻地揭露和批判社会的黑暗和丑恶，并注意从环境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来塑造典型性格，具有较大的认识作用和艺术借鉴价值，对后代欧洲文学有很大影响。由于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的不同，西欧和、东北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现实主义在此不作为写作方法，而是指文学思潮。30年代之前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起点一般认为是在法国。作为策源地，法国的现实主义开始并不是在文学领域，而是在绘画上。离枫丹白露不远的巴比松，风景优美，在此聚集了一大批画家，他们描绘

最庸常的生活，既没有浪漫主义的浓烈的色彩，没有浪漫主义选材的传奇性，也没有古典主义的庄重、严谨。代表作品有米勒的《拾穗者》、《播种者》及为库尔贝的《石匠》。他们形成了一个画派，学院派对这个画派非常反感，就给了他们一个蔑称：“现实主义”。当时在法国召开的博览会根本不接纳他们，他们便自己在展览会外（后）挂上横幅：现实主义，自己展览自己。这时已是50年代，文学家们也开始探讨文学，发现在文学上已有了现实主义，如此时已不在世的司汤达、巴尔扎克，还有福楼拜，他们的作品中早已有了现实主义，这样，在19世纪中后期，现实主义的地位逐渐有了提高。

浪漫主义在还没有创作时，就已有了宣言，它是喧嚣地登上文坛，而现实主义则是静悄悄地出现。

第一节

概述

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1871年巴黎公社后，日趋衰落。

社会背景：

这时欧洲主要国家资本主义已经确立，（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形成，法国则进一步巩固了资本主义。1830年7月七月王朝推翻了复辟的波旁王朝，七月王朝是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大之外，还引起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的深刻变化。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投机专营、功利主义、金钱

至上等原则乘势而入，逐步改变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态度和道德观念，人们观察社会的目光变得冷静、务实，社会风气转向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从哲学上说注重功用、效果，也注重道德规范，强调社会秩序。人们开始意识到在这种财富的创造和自由竞争中，以前所设想的理性王国只不过是一场美梦，历史的发展并不与人们的愿望相吻合。这样的社会现实必然引发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考。从对新制度的热切追求转向对社会的冷静分析、深刻解剖，并做出严厉的批判，成了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风尚。社会风气的变化影响了作家的创作风格，浪漫主义的喧嚣、浮躁、空洞与社会风气不再吻合。

哲学与科学背景：

批判现实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也深受当时哲学的影响，体现世界观理论体系的哲学，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有巨大的进展，出现了流派纷呈的局面。它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一些最根本性问题的探索，对作家世界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孔德的实证论思想甚至更早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人的思想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都有重大影响。费尔巴哈的哲学强调“将人连同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他的“幸福论”和恢复“人的被异化了的本质”的主张以及孔德的实证主义学说在当时风靡一时。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提出了人类的认识已进入第三阶段即科学的阶段，人类精神“不再求知各种内在原因，而只把推理和观察密切结合起来，以便发现现象的实际规律”。这种理论对现实主义描绘事物精确细腻的方法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后来自然主义文学提供了理论依据。

福楼拜曾经说：“描写不偏不倚，就可以达到法律的威严和科学的精确性。”另一方面，这种理论又引导许多作家探求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序言中就认为“社会环境是自然加社会”。为此，他非常注意环境对人的影响并努力表现在自己的文学实践中。

十八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在欧洲先进国家以突飞猛进之势向前推进，科学的发展对作家理解世界很有帮助。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论、施旺和施莱登的细胞学说使人们意识到社会的发展是渐进的过程，也使人们意识到森林法则——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世界竞争法则；法拉第关于电的研究、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以及有关天文、地理、数学的深入研究都为唯物主义思想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些学说在理论上又一次冲击了神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变化，使人类对世界采取接纳的姿态，觉得人类可以理解、征服、占领整个世界，总想对世界作宏观的整个把握，人类意识到事物的渐进的过程，就建立了关于进步的概念、意识。这时文学的状态还是较积极的，在科学精神鼓舞下，现实主义作家也试图以同样精细入微的观察、分析和推理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解剖其中的奥秘。巴尔扎克把《人间喜剧》分为三研究部分就是想从科学的角度对法国社会作一番别开生面的探索。

文学发展的自身原因：

批判现实主义在欧洲的流行，除了欧洲社会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等背景的因素外，它还继承发展了欧洲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受益于创作方法上的源流、各国文化的相互影响有各艺术门类间的浸润等内在原因。现实主义在欧洲

可谓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几乎每一个民族文化史的初期都能找出这种创作倾向的基因。文学中现实主义的传统即使在最沉闷的中世纪也没有间断。到了近代，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展，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先后流行，现实主义文学也相应地以各种形式得以发展。18世纪英国小说、法国启蒙运动文学和讽刺文学是批判现实主义在艺术方法上的直接先驱。狄德罗小说中对人物的刻划和细节的描绘为欧洲尤其是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可贵的借鉴。我们可以在巴尔扎克的故事和人物中找出这种血缘关系，也可以从司汤达、狄更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中看出传统现实主义作家如莎士比亚、拉伯雷、莫里哀、拉布里耶等人作品现实主义因素影响的痕迹。

从反映现实的基本方法上说，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颇不相同的，但批判现实主义也借鉴了19世纪浪漫主义的艺术经验，如浪漫主义者表现历史题材时注重风俗画面的描绘，他们在心理描写上的某些技巧等。

法国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诞生地，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在受到各国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启迪的基础上得以发展的。从莎士比亚到司各特，还有倡导现实主义小说的笛福、理查生、菲尔丁，包括感伤主义的乔治艾略特，他们丝丝入扣的现实主义描绘手法给法国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直接的营养；而反过来，高度发展了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又强烈地影响了英国、德国、和美国的文学。各国间文学艺术的相互影响使现实主义文学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文学自身的现实主义传统冷静客观地观察世界在此时已经成熟。

发展：19世纪后期以后，现实主义局势有些萎缩，气势和成果不如中期，当时很多思潮流派如非理性主义、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影响了现实主义的继续发展，导致新的文艺思潮如象征主义等出现。现实主义还在继续发展，但与早期已有明显不同：早期犀利的批判锋芒后期已经褪化，而悲观的色彩在加重。如哈代。

以前期为主，总结出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

现实主义的基本立足点是：①基本的政治主张，很强的介入性，积极干预生活。作家有明确的政治立场：改良主义（18世纪是赞成暴力，如卢梭）、空想主义。②基本的道德思想（即道德基础）：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站在人性人道的立场上观察社会问题。人道主义是价值基础也是批判尺度，现实主义从这个角度讨论社会的矛盾冲突、走向。虽然当时工人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与贵族的阶级对立已经很严重，但作家对社会分析并不以阶级的眼光，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张扬个人主义、个人发展，又不偏离道德轨道。他们反对以暴抗暴，这一点列夫托尔斯泰表现得最为强烈，英国盖斯凯尔夫人说他是“教社会主义”。③哲学基础：现实主义持唯物论的认识论或者说唯物论的反映论，认为存在决定意识，这尤其表现在《红与黑》里。马克思说：“人是环境的产物，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主义作家从文学角度证明了马克思的观点。后期的哈代认为世界不可把握，而这时的作家认为世界是可以理解的。

上面是从创作主体（作家）来说，下面从文本来说。

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是：①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和广阔性。真实性是现实主义作家特别自觉的创作目标及要求。《红与黑》写的是“残酷的真实”，高尔基要“对人世的各种情况作赤裸裸的描写”，要写出俄罗斯“无条件的真率的真实”；司汤达说“文学是一面镜子”；巴尔扎克说：“文学是（对现实作记录）”；福楼拜说“只要是真实的，就是好的”，“只要英雄，不要妖怪”。他特别反对浪漫主义，当时主要针对雨果。到了20世纪以后，这种真实性受到了质疑。人们认为现实主义作家的真实更多的是表象的真实，而意识流、象征主义展开的真实才是本质的真实。而且，现实主义的真实不仅是表象的还是不可信的，因为现实主义作家强调真实的同时又强调改造、加工、整理、提炼，现代主义认为加工、改造后就会走样，这样的真实性也令人怀疑。现在看来，应当是对真实理解的不同，无法做高下之分。广阔性：这也是作家的自觉追求，总希望能全景式的展示生活社会，这一点确实也有很大程度的实现。巴尔扎克把90多部小说，连成“人间喜剧”，就是为了广阔性，他说：“我准备写出整个历史。”果戈理写出了《钦差大臣》，他说：“我要把俄罗斯全部丑恶集成一堆。”关于《死魂灵》他又说：“我要把全的丑恶暴露出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狄更斯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比当时的政治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所提供的全部资料还要丰富得多。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阅读，但当作历史来读不合适。②强烈的暴露性、批判性，即批判现实主义。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中反映现实人生、揭露社会矛盾的优良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与“文艺复兴”现实主义和18世纪现实主义不同，它是以批判和暴露社会的黑暗为主要特征的，而前两个阶段，资产阶级还在积累和上升时期，那时的文学还有丰富的理想和歌颂对象。“文艺复兴”时期的资产阶级生气勃勃地宣称“畅饮知识、畅饮真理、畅饮爱情”，18世纪也还有着“自由、平等、博爱”

的理性王国的憧憬，这两个时期的文学都不是以批判为主。到了19世纪40年代，资产阶级所幻想的理性王国完全破灭，这时的文学品评事物持“锋利的唯理主义和批判精神”（高尔基）。这与自然主义作家有着明显的区别。自然主义作家追求无动于衷作客观描写，巴尔扎克经常跳出来直接表达思想倾向。早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则更突出。③写作手法。着力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注重性格与环境的典型性。④形式上盛期时卷帙浩繁的长篇巨著达到鼎盛，最突出的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的《战争与和平》（的批判现实主义延期较长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有关），雨果后期的《悲惨世界》（雨果后期法国的浪漫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并存）。短篇小说也达到高峰，法国的莫泊桑、的契坷夫、美国欧亨利等。小说在此时最盛行、最有光彩、最经典，同时也最大众化。

第二节

法国

梅里美：学写作结构，提高写作品味要看梅里美（1803-1870），他是“百科全书派”的唯物论者和无神论者，曾经是司汤达的密友，被认为是一位才华出众却又高标逸韵的作家，他的作品很少能见出明显的倾向性，但只要深入地研究一下梅里美那些看似冷静隽逸的作品，还是能见到一颗跳动着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灵魂。梅里美作品的锋芒所指，更多的是资产阶级的习俗和它的秩序。最著名的是两部中篇小说《高龙巴》和《嘉尔曼》（又译作《卡门》）。对照一下他早期的作品如《雅克团》、《查理九世时代轶事》等，这两部小说至少在表层结构上更缺少一种现实感而充满了异国的情调，而恰恰是这种绚烂的异国情调色彩为他赢得了广大的读者。《高龙巴》写的是科西嘉岛上两家世仇斗争的故事。女主角高龙巴是被害的律师的女儿，她那略带野性的性格中蕴藏着正义和力量。在虚伪的道德和法律

面前，她的行动显得更加有力并使正义得到一定程度的伸张。实际上，高龙巴这种好象远离文明的强悍个性，正是作家以曲笔形式对现实社会法律与文明的否定。这种方式在《嘉尔曼》中有了更多的运用。

和高龙巴性格有些相似之处的嘉尔曼是梅里美作品中最成功的女性形象。她那妖冶的外貌、泼辣的性格和火一样的感情是文学人物长廊中浓墨重彩的典型。这个吉普赛女人与唐若瑟的爱情纠葛成了小说的基本内容。表面看来，她走私贩毒、勾引男人、谋财害命，但这些仅显示嘉尔曼人格的一面，她的另一面则是率直质朴、感情炽热、酷爱自由，具有与世俗陋习形成鲜明对比的不羁的精神，这正是被作者所否定的。梅里美在描写这样一位激情如火的人物质时，并没有脱离现实的土壤。唐若瑟迷恋嘉尔曼美色，从与她敌对的阶层中走了出来和她生活在一起，但他们二人的生活态度、立场观点仍然是不同的，由此而引起种种冲突最后导致了悲剧性的下场。作者写出人类的精神受到了歪曲，真实的个性正在被泯灭，他借嘉尔曼表达了这种思想。

梅里美的作品是典型的浪漫主义题材，人物性格也是浪漫主义的，情感个性非常强烈，但他的写作方式是现实主义的，非常冷静地、有距离地去写，甚至带有些嘲讽。梅里美的作品简炼，他的炼字方法很出色。梅里美在艺术水准上决不逊色于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等，篇幅不长，但水平很高。

大仲马：他说“我不追求什么党派，我追求娱乐趣味”，与后现代很接近（巴尔扎克说“小说家要做人类的教师”），他靠文学发了大财，建立了山堡，但最后又不会理财，

穷困潦倒。大仲马精力旺盛，10年写90多部戏剧，？年写了500多部小说。很多小说可能由人代写，也就是由创作实体进行集体创作。一生未结过婚，却据说有200多个孩子。

司汤达：在我们今天的读者看来，司汤达是一个与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等伟大作家几乎齐名的艺术大师，他的代表作《红与黑》已成为各国评论者争相研究的“热门书”，大学生们写作论文的必然瞩目的论题之一；但是，他的同时代人对他却没有这样重视，如果说在19世纪欧洲的文坛，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梅里美、福楼拜、左拉、莫泊桑等，都曾受到读者的欢迎、评论家厚爱垂青的话，司汤达则是一个被时人所冷落、忽视、误解的作家，他的生平、经历、个性、思想、爱好、文风都被蒙上种种的浓雾，成了一个传奇式的神秘怪诞人物，寂寞潦倒地度过了他的一生。法国当局的、教皇和奥地利暗探知道有一个叫亨利贝尔的，但他们不称他文学家，根据他们所得情报，这个可疑的人物总是以写下流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书作为消遣；同时代的文学家们对他也不很理解，他们认为这个才华横溢、阅历丰富、性格怪癖的司汤达，有时的确也写过一些很有趣的短论，但他大可不必写什么长篇小说，因为他根本不具备这方面的才华，他既没有幻想的情趣，又没有谋篇布局、编织故事的天赋。有人认为，他的《红与黑》是一部用过分怪异的形式表现一种粗鲁行为的书，作者这样做的目的只不是为了吓唬别人罢了。雨果认为，他的《红与黑》不能令人勉强读上4页，“孟德斯鸠靠了他的书不朽于世”，而“司汤达先生留下了什么呢？要知道，他可连一分钟也不能想象写作是什么意思”。即便是巴尔扎克、歌德这样贝尔生前难得的知音，对他的创作也颇有微言。巴尔扎克写信告诉韩斯迦夫人，《巴马修道院》是法国近50年来文坛最佳小说之一，但他又认为司汤达在谋篇布局方面“缺少方法”，作品显得“拥挤”“凌乱”，不甚统一。他还认为在字句安排上，司汤达就“像17

世纪作家那样随便、不正确”，不会清楚地表达思想和支配词句。一时动词的时态不相符，一时又没有动词，一时尽是虚词，使读者“感到疲倦”，就像“坐了一辆车身没有搁好的马车，在法兰西的大路上奔波”。而歌德则说，他被司汤达小说中的“反常性”和“不翔实”的细节弄得茫然不解。就是到了19世纪后期，虽说法国人发现了这位作者，但他们认为他的作品是落后于时代的东西。左拉责备他在人物心理活动时没有写出周围环境。福楼拜认为他的《红与黑》无论在人物性格或构思方面都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尽管他们也赞扬了司汤达的创作。

但是，司汤达不是文学中的野心家，也不是个妄自菲薄的作家，他并不急于得到公众的承认，也很少为批评家们的冷嘲热讽弄得难堪或自寻烦恼，作者充分地认识了自己的才能和天赋，以及作品所包含的深远的意义，深信他的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风格方面，都有许多独到新颖之处，远远超出了时人的理解水平和能力。司汤达说：“到1880年将有人读我的作品”，“到1935年人们将会理解我”（确实到了20世纪人们开始理解、谢意、研究他）。这就是他在作品中时常写着“To theappy few”（献给少数幸福者）这几个字的真正用意。梅里美在回忆录中也说：“我认为，21世纪的某个评论家将在19世纪文学的杂物堆中发现贝尔的著作，并给予它们在同时代的评论家那里没有得到的公正的评论。”贝尔和梅里美的预言都已得以实现。法国当代司汤达评论专家李托也指出，作为一个人，司汤达被看成一个“轻骑兵式的享乐者”、一个“向所有道德和宗教施放毒箭的无神论者”，一个“用精心选择的言辞把自我标榜的欲望掩盖起来的伪善者”和一个“不谐调的、幼稚滑稽的怪人”；而作为一个作家，人们认为他是一个“专好剽窃、粗制滥造和极不道德的小说家”，他一直遭到误解，评论家几乎花了一个世纪，才把蒙在他身上的种种尘埃拂去，露

出他原来的真实面目，整整用了一个世纪才使人们抓住他既复杂又线条分明的“完整的个性”，使人们得以更准确、深入地了解他的作品。20世纪以来，现实主义很多作家的地位动摇过，司汤达却被人看好，并未因现代主义的盛行受到冲击，而他的地位的确认正是在现代派盛行的时候。

无论是理论的建树还是创作的实践，司汤达都可称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他的《拉辛与莎士比亚》发表于1825年，这时雨果尚未登上文坛，他的《巴黎圣母院》在1831年发表时，《拉辛与莎士比亚》已为现实主义张幕，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发难，觉得浪漫主义很夸张，推崇莎士比亚，一般认为《拉辛与莎士比亚》是最早的现实主义的宣言。司汤达的《红与黑》发表于1831年，这时雨果刚发表《巴黎圣母院》，法国浪漫主义刚刚登上文坛。他的写作种类很多，有乐评、画评等理论文章，文学作品量不多，主要是《红与黑》、《巴马修道院》、《法尼娜法尼尼》。虽然巴尔扎克象一个巨大的里程碑，但巴尔扎克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无法和司汤达的媲美。司汤达生前寂寞，《红与黑》发表出来后遭到排斥，只有巴尔扎克独具慧眼，他说“一页纸常抵得上一本书”。从这句话可看出《红与黑》的份量和巴尔扎克的胸襟（巴尔扎克也爱夸张）。

司汤达（1784-1842）他的一生是法国最动荡，政局变化最剧烈的时刻。他的一生可总结为两件事，一是追随拿破仑。司汤达原名亨利贝尔，出生于法兰西东南部伊泽尔省省会格勒诺布尔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父亲是贵族出身的大理院律师；他敬神、守旧、害怕新思想、仇视，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保皇党人。母亲是意大利后裔，出身于自由主义者家庭，信仰伏尔泰主义。她能阅读但丁和阿里奥斯托的原著，这在当时乡间妇女中

是极不平常的，贝尔非常依恋他的母亲，从小受母亲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他对意大利艺术的兴趣一部分原因就来自这儿。贝尔三岁时，妹妹出生。贝尔非常喜欢他的妹妹，离开家乡之后，经常给她写信，鼓励她学习文学、历史知识，想把她培养成司汤达式的“英雄”，可是他的期望并没有达到。贝尔给妹妹的信，是研究贝尔生平和文艺观点的重要资料。7岁时，母亲去世，他与妹妹由姨妈照顾。姨妈也是个天主教徒，专横而又虔诚，姨妈的专横，父亲的严厉，使贝尔童年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生活的乐趣。贝尔痛恨父亲，父子之间很早就燃烧着一种敌对的情绪。他的父亲在时被关押，他认为：“该。”司汤达的作品有很强的自传性，他自己也说：“于连就是我。”《巴马修道院》的主人公就有他的投影。斯蒂芬茨威格也说，司汤达的三篇小说《红与黑》、《巴马修道院》、《吕西安娄凡》中的人物，无疑“只是他自己的代表”，是“青年亨利贝尔心灵”的历程，和“老亨利贝尔孜孜不倦地回顾自己，不让他消亡”的“自我回忆”的记录。他还说：“这三个有着不同命运与性格、属于不同种族的青年是感情上的兄弟，那个创造他的人，将自己的浪漫天性与成熟作为遗产给了他们。”

贝尔9岁那年被交给家庭教师拉义安神父教养，神父是个保皇党人，横暴、伪善，贝尔非常恨他，他说：“这个概要把我培养成一个无赖。”对少年贝尔的思想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外祖父，外祖父加尼翁是个聪明而有教养的医生，他受启蒙时期思想家的影响，拥护共和派自由主义观点，是个伏尔泰主义的信徒。他关心贝尔的成长，培养他的爱好，养成他阅读法国古代经典著作的良好习惯，并给他讲述古代英雄故事。在外祖父的教导之下，还在少年时期，贝尔就读完了卢梭的作品。这些作品培养了他尊重人民，同情不幸者的感情。他在《亨利勃吕拉》这本自传体的作品中写道：“阅读《新爱洛绮丝》，和其中

圣普乐的好心肠都使我感动得成为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少年时期的贝尔，曾以兴奋的心情目送沿着格勒内特广场经过他家门口的共和国的士兵。在共和党人胜利的那些日子里，他还自己缝了一面小小的三色旗，独自在他住的那所大宅的空房间里举着它，当他的旗子被撕毁时，他觉得自己就像是殉国的烈士一样。他酷爱自由，当他看到“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时，竟感动得落泪。

15岁时，他专心学习数学，他认为数学有无可争辩的精确性，同时拿破仑把数用于实际的炮兵战术并每每获胜，也大大地刺激了年轻的贝尔对数学的爱好和钻研，对他日后世界观的形成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有一定的影响。16岁时，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的第二天，他去巴黎求学，第二年，就投入了拿破仑的，从此追随拿破仑，只是在后来由于热爱艺术才短期离开过。拿破仑攻入意大利时，贝尔不在，他的亲戚来信约他到意大利，于是他立即前去，从未学过骑马的他在日内瓦他骑上亲戚留下的一匹病马，仅花去两天时间就追上的拿破仑的远征军。在这里，他生平“第一次看到了拿破仑将军”。他参加了马伦坡战役，这为他日后在《巴马修道院》中生动地描写战争场景提供了生活基础。在意大利他接触了艺术，从此受它的影响。1812年28岁时，贝尔随拿破仑远征俄罗斯，他亲眼看到了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熊熊大火，接着又经历了拿破仑的溃败。1814年，拿破仑帝国倾覆，路易十八在欧洲反法联军的刺刀下卷土重来，波旁王朝复辟。贝尔的军人生涯随着帝国的失败而告终，他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官吏的希望也烟消云散，他曾流着泪说：“1814年4月我和拿破仑一块下台了。”《红与黑》里的于连也想以军功建立荣誉。

对拿破仑的崇拜持续了司汤达的一生，他写过很多《拿破仑传》。在拿破仑被囚到小岛

上时，他还在一部传记中写了给拿破仑的致辞，他的临终遗嘱也写到：“我只崇拜一个人，那就是拿破仑。”

另一件事是对文学艺术的热爱。他追随拿破仑的最初的在意大利的两年，意大利的音乐、绘画强烈地吸引了他，甚至超过了拿破仑对他的吸引。司汤达一开始并不写小说，第一篇小说《阿尔芒斯》发表时43岁，《红与黑》出来时他已近50岁。他写过很多音乐家传记、绘画史等（参见教材）。拿破仑失败后，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也没有投机钻营在复辟王朝中弄个一官半职。他开始转入艺术生活，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文艺评论家和作家。从此，他侨居意大利，直到1821年被逐。

司汤达的写作具有南欧人的激情，他是一位具有意大利气质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意大利的异国风情。他的意大利气质表现在：①他的作品中有着大量的意大利的题材，以及对意大利的深刻了解和对意大利的一系列问题的独到见解，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有关意大利艺术的评传中，小说中也是这样。从他的作品中，人们可看到这个民族的光辉的历史、辉煌的文化艺术传统、民族心理特征、人民所蕴藏的激情、力量和无限的创造才能，同时也找出了这个民族衰落的原因。最能体现他对意大利民族理解的力度的，是长篇《巴马修道院》和中短篇小说集《意大利遗事》，巴尔扎克说：“意大利没有自由，意大利唯一可以写好的小说已经写出来了，而且写得好极了，这部小说就是《巴马修道院》。”②作品人物的意大利性格特征。司汤达部作品的核心就是描写人的激情、力以及在激情和力的驱使下对幸福的执着的追求；而在司汤达看来，世界各民族中最能体现他这种“激情”、“力”、和“幸福”观念的，不是英国、德国、，也不是他的祖国法兰西，恰恰正是他理想中的

第二故乡意大利。他认为意大利的男男女女不仅充满激情，而且他们已经找到了谋求幸福的最确实、最直接的途径。因为意大利人的气质，比之法国人更富于“冲动”，更加“精力充沛”，激情满怀。司汤达笔下人物的意大利人的性格特征表现为彻底不信教的不慕虚荣、充满激情、追求真诚和特殊的审美能力。这些性格特征，不仅表现在意大利血统的人物身上，同时也表现在非意大利血统的人物身上，如法国人、西班牙人、英国人、人等。③意大利的现实主义风格特征。在艺术风格上，司汤达也深受意大利艺术的影响，尤其是19世纪意大利浪漫派文学和意大利绘画、雕刻和戏剧的影响。梅里美说，司汤达和所有的法国人一样，对绘画和雕刻艺术的“形态”没有灵感，对于“色彩”也缺乏天赋的鉴赏力，只是常以戏剧性的意图去鉴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师的绘画和雕刻，他所得到的不是真正的关于绘画和雕刻的艺术，而是从中获得艺术创作“神韵”的启示，并把这一启示运用于他的小说创作。不过梅里美没有指出，司汤达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理解，是与他这位心理描写大师对人心的细致的观察分不开的。司汤达认为，绘画的线条和色彩，人物的形态和服装的式样，就像文学作品中的环境、人物外貌描写一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写出人物心灵的细致变化以及他们的精神状态，在绘画上，最能看出来的就是画面戏剧效果的“动态”的美，和人物的情态的细微变化，热情流露。这一点在《巴马修道院》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对意大利的文化、艺术、民情风俗的研究是司汤达异国情调的主要内容，这样不仅使他创作出许多以意大利为题材的作品，同时也使所有作品的人物都富于意大利人的性格特征，和艺术风格上的意大利浪漫主义的色彩，这在19世纪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都是绝无仅有的。他在他的遗嘱里就写：“亨利贝尔，米兰人，写作，恋爱，生活。”

《法尼娜法尼尼》是个短篇，背景是意大利复辟时烧炭党人的活动。法尼娜是贵族小姐，爱上了一位地下党员，她认为事业分割了她的爱情，向告密，当局抓走了所有人。她找个借口把情人留了下来，情人知道后愤怒地和她分手，走入监狱。从这可看出意大利人的激情，即使是贵族小姐也是这样。

《巴马修道院》出来后并无反响，只有巴尔扎克对它青睐有加：“这是现代的巨匠，只有生活在19世纪的马（文艺复兴时的政治家）才能写出这部小说。”这部小说在政治描写上很见功力，非常出色（司汤达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很强，在《红与黑》中他借出版商之口说：“若你的人物不谈政治，那就已经不是1830年的法国人了。”这句话既然是作者为作品的内容作的提示，又反映了他现实主义的创作观）。这是一部反映1769年至1830年意大利北部反对“神圣同盟”统治，争取自由幸福的作品。小说中主要有两个人物法布利斯和他的姑妈吉娜。法布利斯开始崇敬拿破仑立志为社会服务，而最后被迫从事教会事业。当代有评论将他与于连相比，在家中与父兄关系非常紧张；都崇拜拿破仑；都遇到了王朝复辟，路被堵死；都违心去从事教会工作；都犯罪，被关进监狱，并死在狱中；都有堂璜的特点，很美。与于连的不同是于连更老谋深算些，法布利斯出生于贵族集团，是私生子，而于连出生在低贱的贫民阶层，这导致他们对社会的姿态不同。女主人公吉娜是法布利斯的姑妈，是个有激情又有理性的女人，作品中写她对侄子的爱特别有感染力，超越了一般的姑侄关系，但又不是乱伦。司汤达写过一本书《论爱情》，他自己一生未婚，却有很多情感经历，吉娜很有才华，相貌、性格都很有感染力，她非常理解法布利斯，以她的地位、智慧去保布利斯。司汤达笔下的人物都有意大利人的“激情、冒险”，吉娜就是典型之一。作品中写到了滑铁卢战役，就其描写的严谨、真实，不带任何浪漫主义色

彩的点缀来说，在描写战争的文学中是独具一格的，滑铁卢的场面是脍炙人口的生动的画面。托尔斯泰曾对巴黎的记者说：“我再说一遍，就我知道的关于战争的一切，我的第一个师傅是司汤达。”

《红与黑》，在它诞生的那个世纪没有人注意到它，左拉、雨果都否定了它，写作风格与那个时代不同。20世纪给了它新的评论。我国建国以来几次进行热烈的讨论，60年代上演电影，《人民文学》发起讨论，引起争论，一种意见认为于连是个英雄。他同情受压迫人民，憎恨统治阶级，审判台上的发言是他的宣言，表明他的反抗。另一种意见认为于连归顺复辟王朝、背叛了自己阶级，认为于连是蔑视人民的，去家任职（做家庭教师）说不能与仆人同桌共餐，在神学院中表现出对农民子弟的仇视，并参与保皇党的活动。在神学院里表现虚伪，审判台上的发言是挤不进社会的怨言，两派意见相持不下。后期76年，《红与黑》作为被的世界名著的第一部出版，很喜欢这本书，看于连,说：“《红与黑》应该是不朽的，在世界文学史上应有一定地位。”当时作为反面教材来读，把于连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真正的自由讨论是在80年代中期，讨论他的仕途及情感问题，此后，越来越多的人接纳了他。作为悲剧的英雄，个人奋斗的失败者，“他真的靠奋斗，而不是靠施舍。”

作品的题材来自一个真实的案件，27年，作者的家乡伊泽尔省勒诺布尔市处决了一个杀人犯，事情的经过是：该省北部一个村庄里，有一个马蹄匠的儿子安托万贝尔泰，颇有天才，一度进市神学院学习，因病停学后，被一乡绅聘为家庭教师。但是他与乡绅的妻子发生了暧昧关系，不到半年就被辞退。他到另一家任教不久，又因风传他同这家小姐有

不正当关系而被解雇。他怀疑流言是第一家夫人所为，决心报复，在教堂前对她开了两，结果被处决。作者认真了解了这件事，并进行了实地考察，二、三年后完成了《红与黑》（1831）。作品起初的名字为《于连》，出版商建议他改个名字，就成了《红与黑》。“红”、“黑”是什么意思？在中国有一段时间曾这样解释，认为“红”指拿破仑军官的服装，“黑”是指修道院的黑色道袍。于连开始时追逐拿破仑，后来被迫弃红着黑，进入修道院。 “红”与“黑”是形象的比喻，“红”象征着拿破仑火热的、奋斗的发展、创造英雄的时代，“黑”象征着卷土重来的王朝复辟时期教会、贵族势力，社会陷入压抑之中。西方对“红”与“黑”的理解更多着眼于于连的个性、对荣誉和爱情的追求。于连有幻想、报负，这是“红”；由于社会环境他变得庸俗，精神世界变得阴暗，这是“黑”。

作品的副标题是“1830年纪事”，它就在提示我们原材料来自一桩情杀案，但经过作者加工已变成一部社会小说，法共阿托贡说：“这是部政治小说”，也强调作品中有强烈的政治内容。

我们从政治生活、于连其人、写作特色三个方面来看：

政治生活内容，作者为人物活动提供了三个具体的场景：维立叶尔——于连出生、成长的地方，他踏上人生之路的起点；贝尚松神学院——充满伪善、阴谋、罪恶环境，于连人生之路的第二站，巴黎莫尔侯爵的府邸——光怪陆离、乌烟瘴气的环境，于连人生之路的第三站。作者通过这三幅中心场景的描绘，既生动展示了于连生活的复杂性，奋斗的艰难性，也逼真地再现了19世纪20年代法国严峻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生活风貌，同时也让人

物在这典型环境中生活，深刻地揭示于连悲剧的结局的必然性。维立叶尔是小城市，资产阶级统治，作品开篇就是“有利可图，这代表了维立叶尔市3/4的思想”，写出了资产者的特性。在这个场景中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德瑞那，一个是平民寄养所所长哇列诺。哇列诺书中写：“这是没有被当场抓住的偷儿”，自从哇列诺“照管贫苦人的救济事业以后，他私人的产业顿时增加了两倍到三倍之多，这是怎样的公开的贪污，这是怎样卑鄙的荣耀呀！”“他赚钱甚至赚到最悲惨的孤儿、弃婴身上去了”。他非常卑鄙，与争权，最后就是由他宣布于连的死刑。他对夫人早就垂涎三尺，却不得手，而他认为很下贱的于连却做到了，这使他非常嫉恨于连，他善于钻营，我们可以看到他步步高升、飞黄腾达，四年时间他由所长————，而且还在争取做议员。他让人感到憎恶，德瑞那让人感到可鄙，两人都没有信仰，德瑞那“作为唯一的才干就是收讨他人的欠债，而自己……爱财如命。”他发现妻子与于连有了私情，一开始气得要离婚，甚至要杀死于连，但他很快又闪现一个念头，她的妻子将有一大笔财产要继承，念及此，他的“妒恨一下子就消失了”。于连表示不要工资，只要求他给于连写一封品行优良的证明，他激动得流着泪拥抱了于连。让人最感到可怕的是于连的父亲，于连小时，他认为于连瘦弱不能挣钱，很不喜欢他，听说愿聘他做家庭教师，立刻就很兴奋。对于连说：“你该还我的赡养费了。”于连上断头台之前，他来探监，却无一点恻隐之心，劈头怒骂，作品中写于连也不伤心、悲哀，他说对父亲说：“我有存款。”一听这话，父亲立刻停止了鼓噪。这不禁使人联想到马克思在《党宣言》里的一句名言：“资产阶级撕开了罩在家庭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但《党宣言》是在《红与黑》发表20多年后才出来的。宗教是王朝复辟时的另一股力量，贝尚松的神学院的描写是作者最满意的，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于连在神学院的章节。对教会作了不遗余力地揭露。站在黑漆漆的神学院的大门口，于连两腿发软，认为这即是

人间地狱。而且作品中写于连的伙伴们，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萨特的“他人就是地狱”，这里到处“充斥着答尔丢夫，集聚着一群豺狼”，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到权势的、物质的诱惑，这点从贝尚松新来的代主教就可看出来，他来贝尚松12年后，成了数一数二的大富豪——在神学院暴敛财富。教会一方面采取高压，一方面引诱，导致神学院的权势之争的状况。还有一个细节，相对比较正派的院长彼拉被于连的假象所迷惑，很看好于连，他被权势之争挤下后，于连也受牵连。本来他考试一直名列前茅，但有一次却从第一名降到198名。在巴黎这个场景，作者对贵族的精神、生活状态做了描写，写出复辟贵族灭亡前的恐惧和疯狂。波旁王朝复辟15年，这15年中的旧贵族处在惶惶不安中，“那些贵族是那么害怕党，看到党就象看到罗伯斯庇尔和他驾来的囚车”。木尔侯爵明确意识到“我们的教会和贵族明天就会被消灭”，他们对现实认识得很清醒，“唯有死斗而已”。也由于这一点，司汤达还写了贵族的另外一个状态：醉生梦死。贵族的生命力已经耗尽，特别是年轻的贵族已呈现出“灵魂的早衰”，玛特尔小姐是贵族小姐，选择爱人时却选择对立的阶级——于连，这说明那些贵族们已对本阶级的异性失去了感召力，形象地揭示了贵族的没落、衰朽。作品让人们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统治发生怀疑，它是否能够坚持下去？

人物（于连）：司汤达作品的政治性很强，他认为那个时代的文学必须谈政治，但作者在强调政治的同时又有一个意识，他认为政治进入文学很不好。政治“是拴在文学脖子上的一块石头，用不到半年就会把它淹死。政治在趣味无穷的想象中间，就象音乐会中间的一下声。这响声刺耳朵，却没有力量。它和任何乐器的声音都不协调。这种政治会无可挽回地冒犯一半的读者，而使其余的一半读者感到乏味，因为他们在早上的报纸里已经看

到过那种相比之下要专门得多，有力得多的政治。”《红与黑》大谈政治，却未使读者乏味，原因在于不仅作品本身写得富有感染力，而且更写出了一个极富感染力的于连，使作品有了持久的生命力。对于于连，我国早期的讨论总想给他定性：英雄？非英雄？其实真正感染我们的是于连短暂的生命过程本身。于连其人，从基本特征来看，外表内心反差很大，很不统一，当代研究认为他是个精神者。德瑞那夫人第一次看到他时（可详细读一读她的感受），她认为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于连是不是个女孩子，他特别地清秀文弱，内心却充满很强的精力、意志、激情，还有过人的智慧，他天资很高，作品一再强调“于连有超人的记忆力和卓绝的聪明”。他出生在锯木场场主家庭，“我的父亲从我在摇篮里就恨我”，他童年就失去了母亲，父亲给他一个没有家庭的童年，作为小儿子（他有两个哥哥），备受歧视，备受凌辱。做家教时，有了高收入，却还被哥哥打了一顿。另外，从社会环境来说，他14岁王朝复辟，由于他出生平民，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参政的权利，社会地位又很低贱，这些使得于连过早地尝试了人世的冷酷与屈辱，使意志、个性极强的于连有很大的反应。他的内心充满戒备之心，充满愤愤不平之气，（因为他很聪明），这些反过来又都刺激了他要改变现状，报复给他困境的人。这样，个人奋斗的意识很早就产生了。还有小时候，在拿破仑当过差的一个老军医常给他讲以前的故事，使特别他崇拜拿破仑，①拿来破仑当年与他一样卑微、穷困、靠个人奋斗、军功做了世界的主人。拿破仑在他眼里是个人奋斗的典范；②拿破仑不仅自己成功，同时为出身低贱的平民开辟了晋升之路，开辟了发展之路，因而，于连很早就想追随拿破仑，步其后尘。③于连崇拜拿破仑，还不只是看到拿破仑的发迹这一表面现象，而是要象拿破仑一样，凭一己之力，负起拯救社会和人类的重任。于连所考虑的是“自己的荣誉和人类的自由”，他时常从拿破仑的回忆录中的所汲取的是“对于宇宙的一切观念”和“一切事实”。14岁时，拿破仑倒台，把于连的追

求彻底毁掉。但是由于他很早时就把成功看得比生命重要性，因而他不会就此消沉，而是在找其它出路。后来果然被逼走上了另一条路。

19岁时，于连走出家庭，进入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社会，他非常聪明，有过人的记忆力，能把拉丁文的《圣经》倒背如流，这样，西朗神父介绍他去做家庭教师，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阶段。得知这一消息，他首先的反应是，“我不愿做奴隶”，虽然一听到这消息他立刻心跳加快（因为可以摆脱家庭）。他又要求“吃饭的时候不能和仆人一道同桌共餐”，这显示了他的自尊。于连本能地站在他所在的阶级立场上与对立阶级不合作。德瑞那有一次斥责他，他说：“没有你，我也不会饿死。”他不屈膝，哇列诺请他吃饭，想到没饭吃的平民，他一大滴眼泪落了下来：“我以后要成功了 ”此时他的正直、单纯很突出。在他与德瑞那夫人交往中，他决定要握住德瑞那夫人的手，为此他斗争了一整天，那时，他还不是出于激情，而是出于一个有预谋的行动，要报复看不起他的那个阶层。第一次幽会回来，他认为“昨夜里只是完成了一次胜利，并不能感到愉快”，他要去羞辱那个阶级。在他的人生的第一阶段，他用明的暗的行为与对立阶级保持着明显地对抗。第二阶段，在他走进神学院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他有很强的适应环境利用环境的能力，进神学院大门时他有强烈的恐惧与抵触，进去之后这种感觉更为强烈。但到后来，他意识到“在这个狼的世界里，必须把自己变成狼，以答尔丢夫的办法去对付答尔丢夫的办法”。作出决定后，他每一分钟都假冒为（不是“伪”）善，变得非常虚伪，他的行动只是一连串的虚伪，根本不信甚至是憎恶宗教的他，却变成最虔诚、最勤奋的学生。他也叹息：“这么做是多么大的困难啊！”但仍然坚持不懈，在特别辛苦地得到彼拉院长获许让他做辅导教师之后，他欣喜欲疯，作品里写“快乐得发疯了”，本来在拿破仑倒台后，他失去了目标，失

去了进取之路，现在他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此时，他的心理活动很多，“好多红衣主教出生比我还低，却比我有权”，“我知道选择我这时的军服”，“在拿破仑的里，我可能是个军曹，在教会里我可能是主教”。他认为自己适合这里，这时的他已背叛了初衷，以前的不平、对抗被冲淡，新的更大的成功在召唤他、鼓舞他。第三阶段，彼拉被排挤后，于连也受到牵连，彼拉将他带到巴黎，做了复辟王朝的重臣木尔侯爵的秘书。人们认为他是从粪坑里上来的人，他感受到四面而来的目光都是对他的抵制和蔑视，在神学院里淡化的对抗意识又被激起。他以冷淡抗击冷淡，以轻蔑回答轻蔑。木尔侯爵想收降这个对立阶级的优秀人物，就给他一个殊荣，让他和自己家人一起吃饭，却没有想到遭到了拒绝。这种冷淡更表现在他对玛特尔小姐的态度上，玛特尔小姐美貌、年轻，于连却无视她的存在。这些方法引起了特别强烈的效果，贵族们说：“这个人不是生来下跪的。”虽然他们恨他，却没有人敢轻视他，他在成功的防卫的同时也有效地打进这个社会，做了一个角色。他工作出色、勤勉、谨慎，对木尔侯爵不伤自尊的恭维；他的记忆力、聪明都博得了主子对他的更加器重，木尔把儿子一再要的一枚勋章给了于连，他受宠若惊，决定“我将遵照给我勋章的的意志行动”。在此以后，他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服务、效力，全身心地付出，还顺理成章地利用了玛特尔小姐的感情。侯爵不愿招平民女婿，但玛特尔小姐怀孕，于连以既成事实使木尔侯爵同意他们的订婚，并接受了侯爵为他编造的身世：是拿破仑放逐在一个深山的私生子，又给他一万法郎、一块领地、一队骑兵。“于连再不能控制自己的狂欢，他看到自己被承认了”，“刚刚做了个中尉，已在盘算至迟在30岁能做司令”。他的野心被大大地激发。但一封信使一切毁于一旦。木尔侯爵通过神父诱逼德瑞那夫人写了一封揭发于连的信，木尔侯爵借故毁约。愤怒中的于连从巴黎赶回维立叶尔市，对他唯一爱着的女人连射两。第四阶段，死囚牢。此时的于连对英雄主义已经厌倦，野心在他心中死致

去，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于连在进行深刻的反省，或者说对人生有新的觉悟。他终于看清自己的幻想是多么地虚妄，对他的惩罚正是对他那个阶级的惩罚，以便彻底打消他们跻身上流社会的梦想。他否定、蔑视现实，不愿拿生命与这样的现实交换。他有一种人生顿悟，也可理解为有一种自戕的意味，“哀莫大于心死”，这些理解都可以，或者说这些成分都有。德瑞那夫人和玛特尔小姐为营救于连多方奔走，本来是有机会可改判的，但于连却拒绝了，并在最后的审判中作了发言，对贵族阶级作了尖锐的批判。到这里完成了他短暂的人生。

性格；于连走入社会后，对社会始终持复杂的姿态：蔑视、憎恨，但又怀着巨大的热情投入；与社会对抗的同时又有妥协。这些始终交织在他走入社会的每一个阶段。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由于他的野心，于连野心的产生从他的出生分析我们可找到土壤，有评论说：“世界上许多罗伯斯庇尔都是在某一时期，由他们身受的屈辱所造成。”于连也是不幸的童年的产物，作品写“于连常被自卑的感情弄得十分困苦”，他并不意识到自己对女性有那样大的吸引力。过多的伤害使他深受自卑的煎熬，他要成功，很重要的就是要摆脱自卑；还有冒险的冲动、强烈的意志与天赋的激情、聪明也加深他的冒险的意识，二者结合起来，他强烈地想要改变现实。他的野心有很大的功利的成分，正是这种功利的成分使他在实现野心时完全不考虑道德尺度，“假装为善”只是困难，却没有良心的谴责。

对于女人，对玛特尔小姐，从认识到被关入囚牢他从未动过真情，对她只是征服欲、占有欲。书中有一节“夜半一点钟”，玛特尔小姐主动相向后反复无常，为了打击她的反复无常，于连设计帮别人抄情书以刺激玛特尔小姐，玛特尔再也受不了，求于连不要冷落她，

昏倒在于连面前。于连说：“看哪，这个骄傲的女人倒在我的脚下。”冷酷得让人不寒而栗。在牢里，玛特尔小姐来看他，他感到很厌烦。他与德瑞那夫人，一开始确实是出于理智，但开始几天之后，就疯狂地陷入到爱情里，从贝尚松到巴黎的途中，他冒死去看德瑞那夫人，最后的日子，他只有一种悔恨，恨自己向她开，时常回忆两个人在一起时的幸福。于连对她们的态度不同与她们两个自己有关，于连执着、内向、不易动情，一旦动情则一发不可收拾。他与德瑞那夫人先发生感情，德瑞那夫人虽比于连大十多岁，但她却很单纯，她的精神世界里没有等级、财富的观念；另外，她又成熟，懂得什么是爱，怎样去爱，在于连之前她爱上帝、孩子，她把对上帝的敬爱与对孩子的宠爱都给了于连，这种感情对任何人都有感染力，都是无法抗拒的，对细腻、敏感的于连更是如此。玛特尔小姐从未爱过，在她的世界里她就是中心，她唯一爱的就是她自己。她被所有异性注视时，却不被于连注视，她很好奇，想要征服于连只有主动接触他，她一贯受人宠爱，主动的行为又使她受不了，所以反复无常。这又使于连认识到她是把他作为对立阶级的。

于连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最常见的个人反抗社会题材的中第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他五年来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和悲惨下场都与社会经济、政治、阶级矛盾紧密相连。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他周围的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生动地构成了法国社会的真实画面。司汤达说：“在当时的法国有20万个于连。”“只是因为有个炮兵中尉当了皇帝，并且把3000个每年靠3000法郎收入生活的普通人提到上去，所以全体法国人都滋生出疯狂和必然要使你倒霉的野心。”当时的年轻人都希望在政治舞台上有所成功，于连的形象就有了时代性。

另外，当代评论认为，司汤达“在写这个人物时表明司汤达是第一个当代人”，他对于连的理解和当代人的感受很接近。比如，①于连是个异乡人，始终有飘泊感，不能和周围和谐相处，常处于彼此陌生或对抗的状态——这也是20世纪初的异乡人的形象。②还有一类形象，即性格的形象、二重人格的人。于连也是小说中第一个“真正的人”，他蔑视周围一切人，自视资质优异，骄傲、自负，同时又常被极端自卑的感情所煎熬；有时特别勇敢，如面对玛特尔小姐、德瑞那夫人的行为，但行为发生之前的心理又是那么脆弱，而完成后，心沉浸在幸福里，因为一个可怕的矛盾结束了。③再有，于连拿破仑时代尼采超人思想的实践者，于连有很大的权力扩张欲望（此处“权力”是指自我扩张，自我实践，一种强行入世的愿望，尼采的“意志”即“欲望”）。尼采在自传《瞧，这个人》中说：“司汤达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奇遇之一。”他认为“他具有先知的哲学家的眼光，这种眼光确实可贵，它对事物的理解力使人想到最伟大的大师”。这些最新研究使于连这个形象有了超时空的意义，于连所接触的冲突在阶级社会里都会不断地发生，才智很高的年轻人迫切地要实现自我，在等级社会里讲究秩序，讲究上下尊卑、先来后到、论资排辈，而这些人的追求与这些规则不吻合，冲突就必然要发生，这些人是作为个人与社会冲突，因而注定要失败。司汤达说：“这个人是不幸的，在和整个社会作战。”社会的维持和存在应该有些秩序，但确实阻碍了人性的发展。——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合理的呢？

艺术上（课件）作者不是太追求，尤其是与福楼拜相比较，他说：“关于写小说的艺术，我从来没想到过。年轻的时候，我也写过一些小说计划（提纲），可一写计划我就感到乏味。我想的是第一要真实，第二象心里想的那样清楚。”他有个预见，写《红与黑》时是1830年，法国文坛以雨果为首的那批人把浪漫主义炒得非常热闹，司汤达写与他们炯然不同的

小说，他知道是会不讨好的。他说：“我想，1740年的光华、流畅而又空洞的风格到1880年将十分龙钟。”雨果后期写的《悲惨世界》风格大变。司汤达对艺术不做有意识的追求，但还是有一定的成就，①叙事方式是古典文学的一个范例，用因果关系逻辑顺序来叙事，于连的生平作为贯穿线，展开层层的内容，以清晰的时空定位，叙事完整，中间富有戏剧性的跳荡、转折（两次爱情经历），四个典型场景构成人物命运的过程，取材也来自现实。②人物刻划取得很大成功。第一，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他写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第二，心理刻划，用笔很充分，写人物外形、语言及外部动作都很简单，作品中大量的是人物的内心活动。在当代他的作品特别受到关注这也是一个方面。从他留下的书信日记看，他自己就有自我分析的热情，他的《论爱情》是心理分析的专著。古典作家中，尤其是巴尔扎克，他的人物总是匆匆忙忙地在行动。

巴尔扎克和《人间喜剧》

巴尔扎克：在司汤达出生16年后，巴尔扎克诞生。巴尔扎克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也是世界文学史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巴尔扎克的生平资料比较单纯，他的人本身和他的作品对研究者具有同样的吸引力。法国泰纳说：“这个人是一个世界。”波德莱尔（19世纪中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作家，著有《恶之华》）说：“他是《人间喜剧》诸多人物中最奇怪最滑稽、最有趣也最虚妄的家伙。这个肥胖的家伙浑身上下洋溢着才情和虚浮，他有那么多优秀品质和平庸，要想对他扬长避短，总令人提心掉胆、踌躇

不前，唯恐顾此失彼。”（很困难。人们在夸罗丹时经常好举一例，人们请他为巴尔扎克塑像，他认为这很困难。罗丹并不是专门刻划美人，还也刻划老妇，但塑造巴尔扎克不仅在相貌，因巴尔扎克身上还有很世俗平庸的东西，罗丹就把巴尔扎克的眼睛雕塑出超出一般的热情和智慧）。丹麦大批评家勃兰兑斯在讨论巴尔扎克、司汤达时把他们全列入浪漫派。

20世纪现代派盛行后，人们对巴尔扎克有些异议，认为他的写作已经过时，或者说他把这种写作达到极致，要想创新须另辟蹊径。70年代，美国一个快报作出调查发现，爱读巴尔扎克的人占69%，比任何一个现代派的、古典的都要多。

其人其事（1799-1851）：巴尔扎克出生于法国都尔（与拉伯雷相同）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祖上务农，父亲到巴黎从政、经商，家道富足。他的父亲51岁时与银行家19岁的女儿结婚，巴尔扎克作为长子，童年很不愉快，他自己说：“童年是很多人都不曾遭受的最可怕的童年。”他出生后被送往乡下，由奶妈抚养，8岁时被送到学校读书，8年后出来时形容枯槁，神情恍惚。17岁时按父母的意志进入大学读法律，3年后放弃专业要当作家。具有坚强意志的父母第一次在他坚定的意志前作了让步，约定给他2年时间去尝试，这期间给他最低的生活费，如果成功了就一直走下去，失败了还得回头重学法律；如若一意孤行，就不再管他。母亲帮他找了一个小阁楼。8个月后拿出一剧本，即诗体悲剧《克伦威尔》（后来由于大仲马戏剧成功的诱惑，他一直想写戏剧，却一直未能写出）。他把手稿读给亲友听（这也是他创作的一个习惯），但所有人都听得昏昏欲睡。父母把他的剧本拿去请教一个教授，教授说剧本没有价值，作者也没有才华，没有发展前途。父母想把他拉回来但没能成功，2年后就断绝了对他的经济援助。以后8年的时间，巴尔扎克为了生活，剪

辑报刊上的事，写成传奇故事、神怪小说去发表，混稿费，这实际上也是剽窃。所以一直用各种笔名。他出名后彻底否定这些作品是他的手笔。十年的生活使他的作品风格不简练，但是练就了写作速度。

1829年，巴尔扎克以他的长篇历史小说《朱安党人》进入文坛，然后，以不到20年时间完成了一个文学奇迹（他在48年以后就不能写作了，身体垮了），将近100部，原计划定三、四千个人物，后完成2700个。他完全是一个人写作，没有秘书（大仲马、歌德都有秘书，大仲马有自己的写作班子），戈蒂耶（原与雨果一起搞浪漫主义，后转向唯美主义）说他：“从工作室出来时，浑身冒着热气，象从锻造室出来的火神。”他曾经有一个秘书，但不能适应他的工作。他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4小时，3天能用完一瓶墨水，10支凭鹅毛笔，《高老头》是用四天写完的，《幻灭》三部曲8天写完第一部和三部的题纲。他用以维持工作精神的就是咖啡，巴尔扎克活在5万杯咖啡上，也死在5万杯咖啡上。咖啡使他爆发出超人的能量，但提前预支了他的生命，他的父亲活到98岁时还为感情问题上法庭，他却在51岁时就去世。戈蒂耶说：“我们惊异之下，也不禁要问，是哪一个人搬动了这样一个巨石，把整个装着乱哄哄的社会的巴别塔造得这样高。”（巴别塔，是一个典故。传说中富庶的巴比伦人想造一个通天塔，上帝发现了人类有这样一个妄念后，就把造塔的人的语言弄乱了，使他们彼此无法沟通，这样，塔就造不下去了。后来，“巴别塔”就指巨大的神奇的工程），左拉的写作也没有他这个量。1829年起他用真名发表作品后，写作态度很认真。他一生缺钱（有人说他一生有三要素：金钱、女人、咖啡），这使他很头疼，他到死还欠债20万法郎。有一次有一个出版商把他未修改的稿子拿去出版，他非常生气，借钱与他打官司。他写作最急时也是最没有钱时，经常在校样上进行修改，这又要付校样费。窘

迫的经济使他困难使他赶快送去出版，送去后又不满意。因为经济他还经常经商，泰纳说：“创造的金钱与买卖的史诗。”这种创造依赖于他经商的经历，他经商一是出于对金钱的欲望，一是冒险的冲动。丹纳说：“巴尔扎克的一生是现代事业中冒险事业的典型。”他做了很多商务活动，为了发财致富，改变家庭经济的困境，他又先后办过报纸，做过出版商，开过印刷厂，经营过房地产，甚至还准备开采一个从古罗马时代起就一直废弃的银矿。但是，巴尔扎克的这一番努力不仅没有获得成功，反而弄得债台高筑，拖累终身，每一次都使他惨败。但每一次稍有些钱，他又去经商。他经商的冲动大于写作，并且他喜欢享受，但品味又不高。乔治桑到他刚修好的房子里去，却很不喜欢，觉得搞得象一间女人的卧室，是粉红色的色调。他的打扮也像贵族，很粗俗。对他的欠债，他说：你要欠债就欠得多多的。他还有一过人之处，债主逼得最紧时，也是他佳作迭出时。《贝姨》是在他最窘迫时完成的。经商的经历给他提供写作的素材（巴尔扎克的这些活动使他有机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观察了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使他熟悉各个阶级主要是上流社会的生活，特别是由于经常和高利贷者打交道。使他对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人与人之间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为日后《人间喜剧》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失败又刺激了他的写作。斯蒂芬茨威格说他与女人的关系“换比换衬衫还勤些”。他完成一本书后会休息一下，这时的他就在情场上。巴尔扎克的初恋是柏尔尼伯爵夫人，巴尔扎克23岁时与她相交，此时的她49岁，是9个孩子的母亲。巴尔扎克的母亲性格不太好，对孩子缺乏关心，巴尔扎克自己评价她，“我的上帝在人间，她是我的母亲，同时她又是我的朋友、家属、顾问、伴侣”，“她象姐妹，没有她我早已死去了”。巴尔扎克第一次经商失败，柏尔尼夫人拿出9万法郎帮他填补债务，巴尔扎克作品中来自上层社会的资料也由她提供。她守护了巴尔扎克的青年时期，也指导了他的成熟期。还有一个是韩斯迦夫人，她后来成为巴尔扎克

的夫人。她是波兰裔的人，1830年，巴尔扎克小说里最有魅力的女人是30岁的女人。她读巴尔扎克的作品，写信给他，感谢他写认真地女人。巴尔扎克给她回信，两人通信达十多年，这种关系非常复杂。巴尔扎克向她求婚她不同意，却仍要保持这种关系。评论对她的评价不太高，斯威格说：“这个女人觉得被一个著名作家所追逐是个骄傲。”（在上个世纪末她的侄女为她作了不少辩解）。她在女儿死后，要求巴尔扎克到她那里去，这时巴尔扎克已经50岁了。巴尔扎克本来身体就不好，再加上寒冷的气候，他们回来的路上巴尔扎克就生了病，在他们婚后6个月巴尔扎克死去。巴尔扎克本人对她也并不是一往情深，二人在书信中经常打仗，说巴尔扎克与某个女人关系怎样怎样。巴尔扎克年轻时就想娶一个富孀来解决他的经济问题，一个为钱，一个为名，17年的书信往来却没有爱情的成分。

政治观（世界观）：复杂（二重性）。①对贵族的态度上，巴尔扎克认为他们肯定要倒台，完全没有前途，但他在1830年又加入贵族党（保皇党），他说：“我在一种永恒的思想照耀下写作：宗教和君主。”恩格斯说：“巴尔扎克在作品中写出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画面，但与此同时，他为这个必然崩溃的社会谱出了一曲无尽的挽歌。”他对贵族有同情也有嘲讽，而且是空前的尖刻、辛辣，正如恩格斯所说，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他嘲讽他们的不识时务、打肿脸充胖子。日常生活中，平民出身的巴尔扎克在名字前加个“德”字，奥诺利德巴尔扎克。从这可看出，一方面巴尔扎克有俗气的一面，暴富的资产阶级弄出自己的家世，就如于连；另一方面，面对资产阶级带来的社会风气的拜金思潮、人伦丧失、人情寡淡，他认为传统的道德原则对风气的改良会有意义。他对贵族的人伦关系非常欣赏，认为可抑制现在的物欲横流；他

并不反对资产阶级对贵族的取代，他认为竞争是实业的生命，实业产生商业，有商务就能产生利益，有利益就能产生幸福，幸福才可能进一步去发展出一些有益的思想。他对社会发展趋势能接受，但对社会风气不能接受。②对，对人民。他说：“尚未结束，从社会骚动的情况来看将有风暴。”但他不赞成，尤其是穷人的，“造反永远不应得到恩赦”，对人民，他同情民生，不赞成民权，对当时正兴起的力量无产阶级基本上持否认态度，他认为“工人是野蛮人的前卫”，“工人等于社会0”。“0”就是不存在，无意义。他对民主政权很是怀疑，“人民参加，等于0要做机器（能使运作，却不能参政）”。他拥护君主，认为“由群众统治的是唯一不负责的”。在《乡下医生》里对政治倾向阐述较多。③哲学思想也很复杂，不成体系，丰富又庞杂。他注意到物质的第一性，也注重运动性，运动是存在的形式，“这种运动使物质世界构成一个整体”，世界是构成的物质，存在形态是运动的。但他又唯灵论，相信神秘的事物，迷信古象学，他的作品中人物形象都象古象师在看人。他唯物论、唯心论都有。④宗教思想，有明显的功用主义的态度。他讲究实际，不信宗教，认为宗教是“人的需要”，是人造了神。他说：“我根本不是正统教徒，根本不信罗马教会。”“宗教是用来使人民逆来顺受的办法”。虽然他对宗教不信任，但作品中仍可看到对宗教的鼓吹，他的作品中很多天使般的女人都信宗教，他认为宗教是人性改良的手段，“可抑制形形色色的贪婪，可把恶减少，善增加”。

文艺论：他认为文学是教化的工具，他曾说：作家“应该把自己看作人类的教师”，“要教育他的时代”（福楼拜就从这一点走出）。他还认为作家应做历史学家，研究社会对社会利弊进行分析，对社会规律作探讨。他认为“风俗是社会史、道德史”。他的创作论不太成体系，创作论：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他强调典型性，他的创作理论

没有专论，主要是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较散碎、零乱，价值不是很高。但原来的写作创意和他写作的结果有巨大的反差。恩格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巴尔扎克这里，现实主义得到充分的发展。”

作为巴尔扎克的代表作的《人间喜剧》包括96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个部分。《风俗研究》是主要部分，又分为《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私人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

《外省生活场景》主要有：《欧也妮葛朗台》（1833），描写索漠城的一个悭吝人，由于他的悭吝，摧毁了女儿的幸福。《幻灭》（1839）描写一个外省青年到了巴黎，被社会诱惑，成了卖身求荣的寄生虫，也描写了圣玛利修道院的英雄们的和他们的乌托邦主义。

《巴黎生活场景》主要有：《高老头》（1831-1834）。《凯撒比洛图》（1837），把一个农民出身的旧式商人写成下层人物和新式的金融资产阶级相对比。《纽沁根银行》（1830）讽刺了国际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贝姨》（1847），写一个充满自私自利的成员的家庭。

《私人生活场景》主要有：《高布赛克》（即《剥削者》1830），是一部以高利贷为主题的小说。《夏培上校》（1832），一个火线上负伤的上校，被人误为已死，后来回家，妻

子已另嫁，不愿认他。

《乡村生活场景》主要有：《乡下医生》和《乡村教士》（1839-1846）。

《政治生活场景》主要有：《黑暗的事件》（1841），描写督的内幕，保皇党与党之间的斗争。

《军事生活场景》主要有：《朱安党人》（1829），以1799年共和主义者与保皇党的斗争为背景，插入美人计的恋爱故事。

《哲学研究》：代表作为《绝对的追求》（1834）及早期所写的具有自传性的成分的小说《驴皮记》（1831）。《驴皮记》是一部富于浪漫色彩的人生哲学的小说。青年天才作家得了一张被人用法术诅咒过的驴皮，使他得到幸运，和一个女人恋爱。但每得好运一次，驴皮缩小一两分，缩完时，人也死了。是浪漫主义的作品。

《分析研究》：代表作为《结婚生理学》、《夫妇生活苦楚》等。

《人间喜剧》原名《社会研究》（受《神曲》原名为《神的喜剧》影响，照此改为《人间喜剧》），他用写作征服了世界。巴尔扎克的座右铭是：“彼此剑锋，创其始者，吾将以笔锋竞其业。”他很乐观，认为能克服一切障碍，但由于早世未能完成《人间喜剧》，只完成大部分。他在《风俗研究》投入最多，尤其是其中的前三个部分。《人间喜剧》整体研究的价值不大，意义还是在具体作品中。

作品内容结合教材。可以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去读，有三句话可概括《人间喜剧》的内容：“可读到资产阶级日胜一日的发家史”，“贵族日趋一日的衰落”（同时他也对他们寄予同情，尤其是一些中产阶级女性，《人间喜剧》的中心之一就是描写贵族们怎样逐渐被金融资产阶级弄得堕落起来，描写资产阶级妇女怎样进入了贵族社会代替了贵族女性。但一旦贵族抱着门弟、家族不放，就遭到作者的嘲笑。《书城舞会》里一个年轻女子有很深的贵族观念，作者写她反而遭受一连串的打击，婚姻不幸，让命运捉弄了死抱门弟观念的不识时务的贵族女子），“金钱主宰社会的风气”。作者对社会充满巨大的忧患意识，要做精神的守望者；同时又被这个日新月异变化的时代所激励，有投身于这个时代的欲望。借助人物形象进一步体会，可参照教材总结，但仍需进一步具体思考。波德莱尔说：“《人间喜剧》显示了这个作家了不起，且深不可测。”“他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反映出一种文明，还有它的全部斗争、全部抱负和全部疯狂（指文明激起的热情）。”

《欧也妮葛朗台》（1833）写小城索漠的首富之女欧也妮葛朗台的婚恋悲剧。葛朗台老头，利用17年法国资产阶级以后的局势，进行政治和经济投机，从一个普通的箍桶匠变成了索漠城的大富翁。公证人克罗旭和银行家台格拉桑两家为了葛朗台的巨大遗产，竞相追求他的独生女儿欧也妮。这时，住在巴黎的葛朗台的弟弟由于破产而自杀，死前遣他的儿子查理到索漠城来投靠伯父。查理来后，欧也妮一眼看上了他，两人山盟海誓。当查理得知父亲自杀的噩耗感到走投无路时，欧也妮冒着千刀万剐的危险暗自将自己6000法郎积蓄赠送给他，让他可以到海外去做生意，以重振家业。离别之际，两人共誓婚约。欧也妮等了他7年，等来的却是一张8000法郎的汇票，此时她已30岁。查理发了大财，回到了巴黎，正赶上王朝复辟，为了要得到侯爵的头衔和10万法郎的年俸，

他想娶一个侯爵的女儿，遗弃了欧也妮。这时欧也妮的父亲已经去世，欧也妮主持家产，她闻讯后虽然非常难受，但仍然拿出150万法郎替查理还清了他父亲破产时欠下的债务，成全了查理和侯爵女儿的婚事。她与特蓬风先生名义上结了婚，但仍保持童身。三年后，丈夫病死，从此，欧也妮与老女仆拿侬相依为命，过着“在世等于出家”的生活。作品最后写，欧也妮是天生的贤妻良母，既无丈夫，又无儿女，又无家庭，“携着一连串的善行义举向天国挺进”。

作品写了资产阶级的发家史，象老葛朗台，查理的发财；还写了人与人之间的金钱至上的关系。为了要把葛朗台的几百万家私弄到手，公证人克罗旭和银行家台格拉桑两家勾心斗角，拼命追求葛朗台的独生女儿，葛朗台老头对此也十分明白，他说：“他们都看中我的钱，为了我的女儿到这里来受罪。哼！我的女儿，休想！我就利用这般人替我钓鱼。”他也不愿把女儿嫁给查理，因为他是破产人的儿子。最后，欧也尼嫁给了公证人克罗旭的侄子特蓬风先生，他对欧也妮也追求了8年，他追求的是什么，这在他们婚约中的一条规定中透露得很明白：“倘将来并无子女，则夫妇双方之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绝无例外与保留，一律全部互相遗赠。”这也是这位院长与欧也妮结婚后始终同意欧也妮保持童身的原因（遗憾的是他三年后就死了）。小说描写他在听到欧也妮亲口答应可以嫁给他的时候，竟“扑倒在有钱的承继人的脚下，又快活又凄怆的浑身哆嗦。‘我一定做你的奴隶！’他说”。当老葛朗台知道女儿把积蓄送给查理是大发雷霆，骂女儿是“该死的婆娘”，“毒蛇”，“坏东西”，并且不惜软禁，进行惩罚。他破例为他病危的妻子花钱求医，“因为她一死就得办遗产登记，而这就要了他的命”。等妻子一死，葛朗台还没有来得及穿上丧服，就迫不及待地要女儿在放弃对母亲遗产继承权的文书上签字；当欧也妮签字后，他热烈地拥抱她，说：

“得啦，孩子，你给了我生路，我有了命啦；不过这是你把欠我的还了我；咱们两讫了。这才叫做公平交易。人生就是一件交易。”

这样冷冰冰的人与人的关系中，作者写了一个相对温情的欧也妮。

查理来之前，她懵懂无知，查理来后，同情和爱使柔弱的她成长，变得、叛逆。她第一次批判她的父亲是查理听到他的父亲自杀时哭了，葛朗台说：“这孩子没出息，把死人看得比钱还重。”（因为在此之前查理听到父亲破产了都没哭）。从此，欧也妮开始批判父亲，并以命相拼阻止父亲撬查理给她的信物——梳妆盒上的金片。她保持童身不是为谁守节，而是对社会失去信心。作品应验了作者的意图：“我人要写出卑鄙来，写了渺小来，但还要给人类以善的信心。”作者对查理是彻底否定的，他通过贱买贵卖海盗的东西，贩卖奴隶发财。欧也妮是作者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所提到的14个“无可疵议的人物”之一。对欧也妮最后的理家，作者虽一笔带过，却露出现实主义对她的作用。她在经营理财上颇有乃父之风，“周围人感觉不到老葛朗台的去世”。这个细节写出金钱风气渗透到社会每一层面和每一个人。

作者的金钱至上的主题还有一个表现，拿侬是葛朗台唯一的女仆，作者写了她的命运的转机。拿侬又笨拙又胖又丑陋，做女仆都没人要，葛朗台认为她是个非常难得的劳动力资源。她在59岁时，从姑娘一变而为别人的媳妇，而且成了周围的眼热的对象，常受到别人的祝福。这种变化主要由于她为葛朗台服务中攒出的一笔丰厚的嫁妆，保障她晚年安详、幸福。在她可能的范围内，金钱使她获得了成功。这里，作者不是完全彻底否定（金钱至

上），但仍可看出金钱至上的主题。

作品的中心人物是老葛朗台，对于他，一般早有定论，他似乎已经成为吝啬鬼的代名词（世界文学中四大吝啬鬼：夏洛特（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阿巴公（莫里哀的《悭吝人》）、葛朗台、泼留希金（果戈里的《死魂灵》）。这个形象的写作与阿巴公、泼留希金的写作不太一样，作品对其他三人的发家史交待得不时很清楚，用笔非常简略，集中笔力刻划了他们的守财奴的形象。对于葛朗台，作品详细写了他的发财经历，写他的语气也不一样，他 “身孚众望，得人们好评，虽门面寒酸，但他家也是人们的好去处”，以此入笔，对他发家理财作了详细交待。他发家的第一步，是在大时期对教会产业进行拍卖时，把家里1/4的资产贿赂拍卖官，买了一块上好的葡萄园和房地产。但他并不以守财为要，而是闻风而动，捷足先登。他没有一般吝啬鬼的犹疑，他这样的成功的开局就不是一般守财奴所能做到的。第二个动作是投身政坛，做区长。这一段他很有作为，表现不俗，使小城风气为之一变，从政治权柄转向经济，使小城的经济活动有了很快发展，自己的产业也不断发展，第二次为自己奠定了基业。第三个动作，当他发现时代的政治风气有了变化，就回到自己已经很成规模的产业上去，很有作为；“葡萄园成了，草原牧场林木繁茂，酒卖出去日子高价”，“不动声色中把偌大的产业打点得恰到好处，成色十足。总而言之，他简直可博得荣誉勋章，当然博得人们的赞叹。”作者没有写他在金钱上的血腥，而写他扎扎实实的经营的手、眼、身、法、步。作者写了葛朗台42年发家理财经过，还写他在年近古稀时的一个大动作：远在巴黎的一个证券市场开张，偏居一隅的葛朗台进行投资，一出手就是10万，一般的吝啬鬼是不会这样做的。投资过程中险象环生，但他仍“百发在中，无往而不利”；作者最后在他终老天年之前再次写他过人的智谋及运作过程。作品把他的发家理

财的历史完整地写了出来，从他40岁成家立业到82岁寿终正寝，42年的时间，乘时而起，成功地参与社会，这与一般吝啬鬼不同，在整个行动中他象算计象一样准确，行动象天马一样。用一些色彩很强的词来描写他，如“总是能调整出最佳的经营部局，每次都能实现”，最后从无到有，从有到丰，从2000法郎到留下1700万，建立了一个庞大、坚固的经济王国，包括农、工、商、金融。作者让这个人物创造了经济神话，在他身上有一个小业主的兢兢业业和斤斤计较，同时更显示出一个经济强人、商业巨子的审慎、魄力和谋略。他在经济活动中的能力、才干、勤苦、耐劳都赢得了人们的口碑，人们在害怕他的同时敬佩他，小城的人以他为骄傲，把他视为地方上的一宝，且因为他的存在敢小视巴黎的富豪。这副笔墨的出现使原先的写作意图发生了偏离（他原来准备写一个吝啬鬼的）。

在葛朗台的身上守财奴的表现也有，他为了减少支出，他住在灰暗阴沉的屋子里，家里地板破了也不修，穿得破破烂烂，一年理两次发，家里只准同时点一支蜡烛，在有了田庄之后才开始吃野味，还是从佃户那儿拿来的。他唯一的乐趣就是到金库里去摩挲黄金。还有他抢女儿的金子，诱骗女儿放弃母亲的遗产，作者精雕细刻地描写他临终前弥留之际最后的眼神，他叫女儿把金路易铺在桌子上，“他几小时的用眼睛盯着，好象一个才知道观看的孩子呆望着同一件东西，……有时他说一句；‘这样好教我心里暖和！’脸上的表情仿佛进了极乐世界。”他的最后的一个动作就是一把抓过镀金的十字架，最后一句话是：“把一切都照应得好好的，到那边给我交帐。”再如他让拿侬烧乌鸦，拿侬说：“鸟是吃死人的。”他说：“难道我们不吃死人吗（指遗产）？”这些作者都用了喜剧的笔墨使作品很有感染力，再加上我们的阅读期望，这使我们忽略了葛朗台性格的另一面，单一个守财奴、吝啬鬼的无法涵盖他的形象。

本来想写一个吝啬鬼，却写了一个经济强人，金钱批判的主题在这个人物身上没有贯彻下去，为什么会偏移创作宗旨？巴尔扎克对这个时代的认识本身可能就是双重的。这是个忧患的时代，他说：“只有一个宗教——金钱拜物教。民主自由进行曲（拿破仑时代）换成金钱咏叹调。”他深感忧思，不能适应，因为他一直想“做人类的教师”以教育他的时代。从他的意识上说，他自觉地要把自己安在金钱社会反叛者的位置上，做精神家园的守望者。但他又情不自禁地认识到，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他亲眼看到社会从阶级、政治权争转向经济竞争后，曾经褪化的生产力、紊乱的生产关系重新建设、重新调整，人们的生活条件发生明显的可看见的改观。他对人性的根本考察使他意识到，“利益驱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利益法则是人类生存至高原则之一”。对原来安置的位置他发生了超越，而是站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的立场，他给出谋划策很有热情，甚至呼喊“来一个工业拿破仑”，他对时代不是只有一副眼光，或说他本来准备用这一种眼光来看社会，但他丰富的思想使他发生对原先的意图发生了偏离。巴尔扎克常写些偏执狂，但作家丰富的阅历、深度的眼光使人物更丰富起来。

《高老头》在反映《人间喜剧》思想内容方面具有代表性。小说以1819年底、1820年初波旁王朝时期的法国社会为背景，以寒陋的伏盖公寓和繁华的鲍塞昂夫人府邸为舞台，通过高老头惨死公寓、拉斯蒂涅走向堕落、鲍塞昂夫人退出舞台、伏脱冷重新被捕这平等而又交错发展的两条主线、两条副线为情节线索，真实反映了当时法国的社会面貌，指出贵族阶级必然走向衰亡的历史趋势，揭露了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及冷酷自私的本质。

小说对拜金关系的罪恶、金钱对人性的毁灭的揭露，主要是通过对高老头父女恩恩怨

怨的描写来反映的。高老头是资产阶级时期靠投机大发横财的面条商人，虽然是资产阶级的暴发户，但由于他刚从封建社会过来，受旧的伦理道德影响较深，认为父女之情天经地义，而且他原想爬得更高，但在金融势力统治日益强大的情况下，他的愿望不能实现，所以在妻子死后，就把全部希望和感情转移到两个女儿身上，对两个女儿百般溺爱。两个女儿15岁时便有自备马车，生活非常奢华，好象有钱的贵族养的，只要一开口，最荒唐的欲望也会得到满足。而他的两个女儿，由于受社会的熏陶，从小就向往奢华、享乐生活。因此，她们一个高攀贵族，挤进上流社会，在为伯爵夫人；一个热爱金钱，嫁给金融资本家，成为银行家太太。对于她们来说，生活中最重要的是金钱，谁有钱谁就是亲人，别人如此，亲生父亲也是如此。而高老头为了给这两个嫁给名门贵族的女儿挣面子，结束了他的面条生意。当他知道两个女婿不愿意公开接待他，他竟象乞丐一样，从旁门偷偷地去探望女儿，或者守候在马路边，窥视女儿乘坐的华丽的马车走过去。而他的两个女儿利用高老头痴心的“父爱”，千方百计榨干父亲的钱财。当父亲颇有钱财时，她们对父亲是百般奉承，争先把父亲请到家中，悉心照顾；当高老头钱囊渐空后，她们就变了脸色，把他赶出大门，让他住进寒陋的伏盖公寓；高老头在公寓中日趋贫困时，她们并不怜悯他，而是为榨干父亲继续巧取豪夺，甚至两人为此还发生争执；最后，当高老头钱财被榨干、孤苦伶仃死于公寓后，两个女儿竟然对其丧事置之不理，连送葬也不露面。从这里可以看出，高老头的两个女儿把父女关系完全建立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上，她们从来没有爱过父亲，爱的只是父亲的金钱。高老头悲剧的直接原因是两个女儿的天良丧尽，本质原因则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至上。此外，作者还通过小说中其他人物围绕金钱的活动，更进一步深化了这个主题。如为了钱，伏脱冷愿意杀人，米旭诺、波阿莱愿做密探；为了钱，伏盖太太在高老头刚到伏盖公寓时曾想嫁给他，而在他死后连一条裹尸布也不愿给他。在巴尔

扎克笔下，当时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就象一个瓶中的蜘蛛，你吃我，我吞你，什么父女、夫妻、朋友，一切都由金钱所决定，有钱可以得到一切，没钱就会丧失一切。一句话，《高老头》写尽了资本主义时代金银珠宝后面的罪恶。

细致深入描写封建贵族权势逐渐衰亡的历史趋势，也是《高老头》重点描写的问题。巴尔扎克本人尽管对贵族阶级有好感，但他看到了由于历史发展的必然，贵族的没落和资产阶级的上升同样不可避免地到来，他在小说中（包括《高老头》）中，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现象。《高老头》的主要人物之一鲍塞昂子爵夫人，是贵族社会的领袖人物。小说开始时，她地位显赫，住寓金碧辉煌，新兴的资产阶级妇女以能挤进这个贵族沙龙为最大光荣。但是，尽管鲍塞昂夫人不可一世，盛气凌人，排场阔绰，她也阻挡不了时代的发展，情场失意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对此，她自己也非常清楚。因而，她虽然对资产阶级女性不屑一顾，但对表弟拉斯蒂涅的开导却完全是资产阶级式的：“你越没心肝，就越高升的快，你毫不留情地打击人家，人家就怕你。”她懂得资产阶级金钱力量将是未来的统治者，为此她建议拉斯蒂涅去结识银行家的妻子纽沁根太太（高老头的小女儿）。鲍塞昂夫人退出历史舞台前举办的盛大晚会，是巴尔扎克着力刻划的“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舞会的外景富丽堂皇，客厅外停着四、五百辆马车，车灯把四周照得通明雪亮，客厅内是巴黎最美丽的妇女和宫廷中的显贵，在动人的音乐中翩翩起舞。然而，这一切与塞昂夫人的心情形成了强烈反差。她的心境是凄凉的，在她的眼中，灿烂的府邸只是一片荒凉。尽管她在众人面前神情自如、安详坦然，好象依然控制着这个社会，可是晚会结束她回到卧室，就露出了——流着泪，发着抖，烧毁情书，打点行装，做好诀别巴黎的最后准备，第二天一早就离开巴黎，去乡下隐居去了。而资产阶级妇女却春风得意，在历史舞台上大

显身手，以致鲍塞昂夫人都不得不承认“纽沁根太太今晚漂亮得很”。作家在这里通过两相对照，前后对比，写出了两个社会集团不同的命运：资产阶级暴发户终于击败了世代簪缨（杜甫《八哀诗赠左仆射（ yi ）郑国公严公武》：“空余老宾客，身上愧簪缨。”旧因以为做官者显贵之称，如簪缨世族指世代做之家，即用特有的装饰指代）的贵族。

作者的创作命意一开始很清楚，准备写一个“父性”。“主人公是一位父亲，他无异于教的一个神圣的殉道者”。但前苏联的的学者认为高老头确实令人同情，但作为悲剧人物，他实在太浅薄了。他完全没有“父性”的那种神圣的光彩，或者说很暗淡。父爱中最有价值的是父慈子孝，作品借人物口说：“把父亲踩在脚下，国家不是要灭亡了吗？”他确实写出了无所不包的父爱，但高老头的父爱并不都是闪光的：①高老头用钱交换女儿的感情，他不断地给她们钱，满足她们的物质欲望，却不教育她们。“从小让她们过着富翁的的生活”，爱财的让她嫁给一个有钱人，爱门弟的让她嫁给一个伯爵，这使他的父爱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铜锈。他认为：“当父亲的应该永远有钱，拉住她们的脚步，就象拉住原子”。②他的父爱还有阴暗的成分，就是本能的情欲。这不正常的感情来自他的生活历史。他中年丧妻，女儿如花似玉，他自觉地意识是女儿应该结婚，但他不完整的情感生活使他很难平衡自己的情感世界。拉斯蒂涅对他讲他与女儿的幽会，高老头听得津津有味，为此他很感激拉斯蒂涅。他有点象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的溺爱女儿，但李尔王被女儿驱逐后，还有正义感，他感到尊严被侵；高老头则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他心甘情愿。还有，李尔王在痛苦时能想到衣不蔽体的人们，而高老头只想到自己的女儿。他对女儿的爱非常复杂。

那个时代是本身就是很难产生圣徒的年代，希望高老头成为圣徒，不切实际。恩格斯说现实主义伟大的胜利，就是这个意思，它超越了作者的意图（恩格斯赞叹巴尔扎克能克服偏爱的感情，用理性去认识事物，所以能“看出了”新人物而把他们正确地表现出来。恩格斯把这种用正确观点去克服政治偏见和感情上的偏爱，以致能正确地把新人物表现出来，称为现实主义的胜利）。

他不仅没有救世，他还是拉斯蒂涅堕落的原因之一。拉斯蒂涅是《高老头》的主要人物之。这个来自外省的穷大学生，是19世纪20年代法国青年一代中野心家的典型，是为资产阶级所同化的年轻贵族的典型。作家在小说中着意表现了拉斯蒂涅受到社会腐蚀，野心家性格形成的过程，并以此揭示了金钱关系对人们灵魂的腐蚀，以及极端利己主义思想对人们的影响。

在《高老头》中，拉斯蒂涅刚出茅庐，从农村来到巴黎，以图进取。然而，仅仅一年时间，在社会的染缸中，拉斯蒂涅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变成了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最后喊出了“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拉斯蒂涅的变化有其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内因；拉斯蒂涅出身外省的破落贵族家庭，他初到巴黎，是想通过进大学学法律，然后干出一番事业来，以跻身上流社会。可以说，家庭把家道中兴、重光门楣的“重任”寄托在他身上，他的所做所为寄托了旧贵族的殷切希望。正因为如此，当他发现在巴黎走“正道”无法成功，只有依靠贵妇人才能向上爬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背离学业，主动地沿着堕落的道路走去，当然，如果仅有“出人头地”“振兴家业”的欲望种子，没有适合其萌芽生长的环境，拉斯蒂涅的堕落也不会成为现实。不幸的是，拉斯蒂涅生活的年代，正是最混乱的、散发着刺

鼻铜臭的波旁复辟王朝时期，因而，他的堕落又有着客观外在原因。有三个层次，①是生活环境的影响。拉斯蒂涅来到巴黎后，往来于两个环境，即贫寒的伏盖公寓和富丽堂皇的鲍塞昂夫人府邸，这两个环境迥然各异存在巨大的反差，强烈地刺激了拉斯蒂涅，使他更加厌恶旧贵族的贫困，向往上流权贵的奢侈，决心不不择手段换取生活享受。②是两个“老师”的影响。在拉斯蒂涅变化的过程中，有两个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就是鲍塞昂夫人和伏脱冷。这两位“老师”虽然身份不同，言语不同，但对拉斯蒂涅的教育实质相同，都是要他“向上爬”、“以牙还牙”，培养自私自利的人生观，为此哪怕把人当作“驿马”、“瘟疫”，都无所谓。鲍塞昂夫人对他说：“拉斯蒂涅先生，你得以牙还牙对付这个社会。你想成功吗？我帮你……你越没有心肝就越高升得快，你毫不留情地打击人家，人家就怕你。只能把男男女女当做驿马，把他们骑得筋皮力尽，到了站上丢下来，这样你就能达到欲望的顶峰。”伏脱冷给他上了第二课：“往上爬！不顾一切往上爬……赶快挣一笔财产。”怎样挣财产呢？伏脱冷让拉斯蒂涅追银行家的女儿泰伊凡小姐，他设法弄死她的哥哥，使泰伊凡老头子的财产不得不落在他女儿手里，泰伊番小姐就会有一百万家财陪嫁。伏脱冷要求事后能得到20万法郎。他说：“要捞油水，就不能怕弄脏手，只消你事后洗干净。今日所谓的道德，就是这一点。”拉斯蒂涅当时拉斯蒂涅虽不敢接受这个建议，但对这此说法并不恐惧，而且曾经向泰伊凡小姐表示好感。而且伏脱冷的话已深深印在了他的心里。以后他看见泰伊番小姐，就有个声音在耳边回响：“80万，80万……”。假若伏脱冷没有被捕，他和纽沁根太太恋爱的机会没有到来，他说不定会采取他的计策。这两位教师从两个方面,共同对拉斯蒂涅的堕落、确立“有财便是德”的世界观，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③是社会现实的影响。拉斯蒂涅从农村来到巴黎以后，亲眼所见的社会现实深深刺激了他。在这座金钱当道、财欲横流的城市里，到处是鲜血和罪恶。人们为了钱可以互相叛卖甚至残杀，

金钱扼杀了人性，扼杀了正义，扼杀了一切。特别是高老头爱女儿，女儿则只爱高老头的钱，最后导致高老头惨死公寓的悲剧，完成了对拉斯蒂涅的“社会教育”和“人生教育”，使他认识到在这个社会里，“清白老实一无是处”，只有与社会同流合污、以拜金主义为生活准则，才能在巴黎站住脚，才能谋求新的发展。于是，在埋葬高老头的同时，拉斯蒂涅埋葬了“青年人的最后一滴眼泪”，埋藏了自己的良心，开始了他的堕落生涯。巴尔扎克通过对拉斯蒂涅形象的塑造，生动鲜明地表现了金钱对人们的异化作用，和贵族子弟在新的时期的嬗变。

和《欧也妮葛朗台》比较，《高老头》更成熟、更复杂些，它的四条线索，主副线安排得很清楚，而且每个形象都有雕塑感，很有立体感。

巴尔扎克创作的艺术特色（特征）：

（一）善于（喜欢）从日常平凡生活取材，尤其是私人生活、家庭生活。《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等绝大多数作品入手的题材都是亲情，由此入手来展示当时历史，达到见微知著的效果。在私生活的描述中展示巨大的社会生活的画面，写出社会政治面目的风云变幻。

（二）善于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①与司汤达相比，巴尔扎克喜好作客观物质、环境与人的描绘，在这方面他很擅长也很有热情，花费大量的笔墨不遗余力地去写。如《高老头》开场对伏盖公寓的描写，从外景到内景；写鲍塞昂夫人极尽华贵又不失典雅的客厅

（这些还带有主观色彩，因他对贵族有欣赏之情），作家对这些场景精雕细刻，使读者如临其境。而司汤达在这方面就很简炼，他对物质不感兴趣，重点在人物的内心。巴尔扎克乐道而不安贫，他认为物质环境甚至穿着打扮是人的性格、气质、身份状况的物质表现。在伏盖公寓，高老头有钱时，住房租1000法郎的房子，此时伏盖太太还想嫁给他；第二年，搬到800法郎的房子时，对他的态度就差了些；第三年，搬到400法郎的阁楼时，人们不再喊他“先生”，而喊“高老头”。②在人物性格刻划方面，评论说他特别擅长写偏执狂。如葛朗台的吝啬，高老头对女儿的煞费苦心的一切、神经质的父爱，丑陋的老处女贝姨的强烈的嫉妒心、报复心，于勒男爵的匪夷所思的好色（任何一个女人，连粗笨的女仆都不放过）。他的人物身上往往有一种缺陷或某一种情感、欲望及其表现，作者集中笔力把这一欲望、这种偏执的状态写得君临一切，在这方面巴尔扎克的描写很有戏剧性，很有感染力，往往给读者以极深的印象。如葛朗台由于读者过多地注意了他的吝啬，往往容易忽视另一面。这方面的描写不仅笔力强健而且也显示出他的功力很出色，这种人人物偏执很有力度且有弹性，单纯而不单薄。还以葛朗台为例，写他吝啬的冰冷、严酷，有时连说话都很节省，但又有时谈论金钱则滔滔不绝，对金钱的贪婪使他有时就象狮子一样（得知女儿要分母亲的遗产）。巴尔扎克的人物好象都具有一种颜色，就如中国画，尽管是水墨画，好的画家却“墨分五色”。③巴尔扎克总是对人物进行神形兼备的刻划。如伏脱冷，他是《高老头》里的混世魔王。作品写他是“人家看到那种人都会喊一声‘好家伙’”。“肩头很宽，胸部很发达，肌肉暴突，方方的手，非常厚实手指中节生着一簇簇茶红色的浓毛。没有到年纪就打皱的脸似乎是性格冷酷的标记，但是看他软和亲热的态度，又不象是冷酷的人”。夹叙夹议，把一个海盗般的在逃犯的形象突现出来。如米旭诺小姐的肖像：“老姑娘米旭诺，疲倦的眼睛上面戴着一个油腻的绿眼罩，扣在脑袋上的铜丝，连怜悯之神也要为之大吃一惊的。

身体只剩下一把骨头，穗子零零落落象眼泪一般的披肩，仿佛就披在一副枯骨上面。”巴尔扎克还对人物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他的性格，他认为这些能反映性格、揭示命运。他相信卜相学、星相学，这些在他的写作中都起一定的作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他的人物。④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巴尔扎克小说中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有时达到很出色的戏剧家的水平。巴尔扎克以前也想写戏剧（他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戏剧《克伦威尔》，后由于大仲马的成功也想写戏剧，但未能成功），戏剧主要靠台词，《高老头》拉斯蒂涅发现要通过苦读发展太慢，想尽早进入社会，救有助于鲍塞昂夫人，鲍塞昂夫人想把他介绍给高老头的小女儿银行家妻子纽沁根太太。他们二人有一段对话，评价她的美丑。但通过二人的对话看不出她的美丑，却能看出对话二人的心态。拉斯蒂涅是钦羡不已，一味赞叹中流露出急切的心情；鲍塞昂夫人的褒贬是非常苛刻，一个世家女子对暴发户的鄙夷之情就在这些评价中流露出来，他们的对话实际上有很强的画外音，特别符合人物的身份。⑤巴尔扎克特别注意细节的传神、准确、详备，无论是人物还是环境的细节，他的创作论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他非常注重细节描写在小说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当我们在看书的时候，每碰到一个不正确的细节，真实感就在向我们叫着：‘这是不能相信的！’如果这种感觉叫得次数太多，并且向着大家叫，那么这本书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任何价值了”。如葛朗台临终时人一眼、一句话、一个动作，把葛朗台对金钱的贪婪突现出来。再如小说写高老头刚住进公寓时，他“平时穿一件宝蓝衣服，每天换一件雪白的细格布背心，下面鼓起一个滚圆的大肚子在那么翕动，把一条挂有各式坠子的粗金练子，震得一蹦一跳”。寥寥几笔，几个细节，就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一个洋洋自得、富裕而又庸俗的商人形象。他还写非常准确、详备的经济细节，这是很多作家都不曾注意，忽略了的。在《高老头》中，他把高老头发家过程中的经济数字写得非常清楚。

（三）人物再现法（课件）。《高老头》被称为《人间喜剧》的基石、序幕，从《高老头》开始，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使用“人物再现”的艺术手法。同一人物在不同的作品里反复出现，《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伏脱冷、皮安训等形象，在其它作品中重复出现，拉斯蒂涅在20多部小说中出现。这也不是巴尔扎克的创造，《十日谈》里就有这样的手法，莎士比亚也有过这样的创作。但这么大的规模、这么自觉地、有意识地运用，前人没有。巴尔扎克认为这样可使一部部单篇连成一体。他最欣赏英国的司各特的小说，他非常欣赏用小说写历史，但他觉得司各特未把小说连成一体。他自己用人物再现法做到了这一点。作用：①人物寿命延长，可以使人物性格得到充分发展，揭示出人物性格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的变化。在《高老头》中拉斯蒂涅的尚未完成，在随后的作品中的刻划使他更富立体感。②增强作品情节的纵深感，使各部作品在情节上相互关联，同时加强作品的真实性。③从内容表达角度，使一部单篇连成整体，环环相扣，使《人间喜剧》成为涉及面广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人间喜剧》中再现的人物有400多个，有人物再现的作品有70多部，规模空前，效果也非常好。在此之后，经常出现长篇巨著，如左拉。

无论是巴尔扎克还是司汤达，他们虽然都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却从未亮出“现实主义”这一旗帜。直到19世纪50年代，有几位专门描写底层人生活的作家，如沿弗勒利、杜朗蒂、米尔热等人从当时画坛上以库尔贝为首的现实主义画派那儿借用了这个术语，并办了一个叫《现实主义》的杂志。

现实主义的创作很难再超越巴尔扎克，在他之后，现实主义就有所变化，走出现实主义，走出传统，走向现代主义。这其中一是文化思潮的原因，非理性哲学的泛滥；二是文

学艺术本身发展的规律。福楼拜就说：“我寻找的不是港湾，而是大海。”从文学思潮的角度来看，真正能够与巴尔扎克衔接的，就是以精细写实而闻名的福楼拜。

福楼拜（1821-1880）（参见教材）。生于法国北部诺曼底省的卢昂。1845年父亲去世后，他在卢昂附近居住，在那里写出了他所有的重要作品。他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父亲本想让他读法律，福楼拜读了三年后，得了重病，无法再继续读下去，就转而从事文学。他与巴尔扎克不同，他是把写作作为神圣的事物去朝拜，他说：“成名不是我主要观注的。”由于福楼拜的身体，父亲不指望他能做出太大的成绩，给了他一大笔遗产，这可使他一生无虞。福楼拜一生恋爱几回，却未结婚。他的塞纳河边的屋子里不熄的灯光，已成为塞纳河上船夫的航标灯。他的每一本书都花很多时间，《包法利夫人》在他35岁时出版。乔治桑看到他兢兢业业的写作，很心疼他同时也感到很惭愧，她自己写作很快，因为要靠稿费养家。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惨败对福楼拜刺激很大。他对现实很悲观，生活一直很低调，这也促使他对文学更加投入（哈代也是如此）。福楼拜恋爱很投入，却拒绝婚姻，也是由于他的悲观思想。晚年时候他收莫泊桑为弟子，教他“一字说”（？），就是看事物一定要看出别人没有看出的东西才可落笔；形容一个东西只有一个词；用一个词表现动作等。莫泊桑以《羊脂球》成名，莫泊桑自己说：“我象流星一样一下子进入文坛。”

传统上一般把福楼拜放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前后期之间，把他看作连接二者的桥梁，但这种看法概括力也显不够。他的后期的批判现实主义，更接近自然主义。他不仅仅是传统写法中的独特存在，而且是传统与现代甚至是后现代的过渡。很多法国、美国学者都把他放在后现代里进行研究，人们认识到他是19世纪中期作家中艺术追求、创作个性最复杂的

一个。他的作品开始探索人物的内心深处；他的小说语言千锤百炼，被誉为法语的优秀典范。

《一颗淳朴的心》是福楼拜的短篇杰作，写一个女仆一生的经历，有很强的感染力。女主人公全福（费莉西泰），20岁时看上去象40岁，50岁时则看不出有多大。她不说话，永远都不出声，由于恋爱受挫（男友娶了有钱的寡妇）到城里去做女仆，对主人忠心到底。主人死后，她把所有积蓄都给了她所谓的一个外甥；后来外甥在海外死了，主人的女儿也死了，她非常伤心，又照顾一个孤寡老人，老人死后，她又养了一只鹦鹉，把它看作儿子一样。鹦鹉死时，她哭得非常人民民主，拿出所有积蓄把它做了标本，每天看着它，回想过去的生活。这时她的心里已经很平静。作品可以从几个角度去读：①现实主义的角度：认为这个女仆是无知的卑贱的生命，揭露封闭落后的环境对弱小的贫贱的妇女的身心的损伤。②从作者自己的创作动机看：作者想在作品中写一种新颖奇异之光，“我在这里叙述一个隐微的生命，你以为有所嘲笑，一点也不，非常严肃，非常忧郁。我想打动慈心的人，让他们哭，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作者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高尔基有一次在阳光下读这篇小说，读过之后热泪长流。作者用朴实无华的语言，简洁细腻的笔墨，描写了这位女仆忠诚寂寞的一生，读来令人心碎。在她的一生中，实际上一直做着情感付出，也想能有一些回应；即使别人没有回报，在接受时也感到有些回应。她一生没有任何抱怨，当读者为之感伤时，她又以她的平静来抚慰读者。如同所有人一样，她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有感情要求，一切都在下意识中。尽管如此，我们仍能感觉到她在寻寻觅觅，有交流的渴望和要求，但这种渴望和要求不被重视，读者因此而感到哀伤，这时她又来抚慰我们。③还有一个阅读角度，作者一再谈到全福的无知、迟钝的状态。福楼拜经常写人的茫目、迟钝、无知，写

出生命是在下意识的、本能的运动。这种写人与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完全不同，他们写理性、知觉非常强烈的人，非常自觉地为自己的需要去努力、发奋，有强大的理性自觉意识，所以他们的笔下会出现超人、英雄，巴尔扎克写吝啬鬼都写得超出一般。而全福的迟钝表现得非常明显，她认那个外甥，人们都看出那个人是假的；她照顾孤寡老人，完全不是出于什么人道主义，而是出于无聊，找点事做做。这与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人物的非英雄化、人的异化甚至萎缩成一个虫（卡夫卡《变形记》）有很大的相似。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将全福的这种状态写出，更强化了这种无奈，很容易就拨动了现代人的心弦。福楼拜的转换是根本性的，当代的作家都特别佩服他，都把他尊奉为先师、保护神。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使福楼拜走出了古典作家的范围。

《包法利夫人》（1856）（参见教材）是福楼拜的成名作，写作20年后才发表，发表后引发了官司，当局和认为他诽谤宗教，诬蔑法兰西，有伤风化。作品主人公爱玛是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在专门训练青年女子进入贵族社会的修道院寄宿学校受教育，长大后嫁给了平庸的包法利医生，丈夫的平庸、无知使她很失望，为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她们先后投入2个男人的怀抱：她与公证人事务所的见习生赖昂情趣相投，互生爱慕之心。赖昂去巴黎后，她百无聊赖，郁郁寡欢，在乡绅鲁道夫的引诱下投入其怀抱。正当她准备与鲁一起逃走时，后者叫人送来一封绝情信。她大病一场。养病期间信奉上帝，大行善事，以求解脱。可是后又与赖昂不期而遇，旧情复燃。她撇开孩子与家庭不顾，每周一次去与情人幽会，编造谎言，一昧奢糜，瞒着丈夫四处举债。因债台高筑，传票逼得她走投无路，两个情人拒绝向她伸出援助之手，加上爱情的幻灭以及对生活的绝望，服砒霜自杀。作品也可从几个层面去读：①可把它看成是一场社会、环境的悲剧。爱玛年幼（13岁）就

进了修道院，而就是这看似圣洁的教会害了她。修道院所受的教育，压抑了她正常感情的发展，修道院里没有世俗生活的内容，却有言情的画册在私下里传看。这种不正常的精神活动使她热衷于一些不正常的奇情异想；再一个就是她的丈夫、婚姻，平庸，无所作为的生存环境。丈夫“谈吐就象人行道一样平板”，“三个医学杂志，读不到5页就打瞌睡”，医术很差，人们嘲笑他，他却不以为耻，还讲给爱玛听。包法利在生活情趣方面使爱玛失望，在功名方面（事业）则完全使她绝望。这样，爱玛彻底抛弃了原来的残有的妇德，有了婚外情。有文章说：“爱玛嫁包法利是彩凤随了乌鸦，乌鸦应给彩凤自由”，但包法利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爱玛的婚外情的对象可以说是罪孽深重，趁爱玛失意时占有了她，享受着情欲的满足，又毫无顾忌地把她抛弃，乘人之危，是一群宵小之徒。鲁道夫是攀花折柳的老手，法律系的大学生也很卑怯，他生怕受爱玛的牵连，为了前程竭力要做“正人君子”。环境是导致爱玛悲剧的原因。爱玛在最后的遗嘱中说：“谁也不要怪罪”，这正说明她已朦胧意识到落在她头上的灾难罗网并不是一、二个恶人所能织成的。②从爱玛本身来看，作品最后写她激情洋溢地走在大路上与情人幽会回来时遇见一个瞎子，这是个暗示、象征，爱玛自己就是个瞎子，她把修道院画册里的东西视作生活；对丈夫应该有所了解，却让他去做手术；她去偷情，却面对那样的对象，明知道无情可偷却溺而不返。她的狂热是一种很本能的状态，下意识地乐此不疲。她与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不同，二人在智力上、境界上都有很大差异。托尔斯泰是传统作家，福楼拜却不同于传统作家，托尔斯泰写了安娜的才智、美德、理性，而爱玛无知，容易被蛊惑，很盲目，很本能，人格智力都有残障。

《圣安东的诱惑》是诗剧，写于1874年。圣安东尼是公元3-4世纪动脉教修隐

院的创始人，他的故事在民间早有流传。福楼拜8岁时在集市上就看过表现这位修隐士受魔鬼诱惑的神秘剧，后来歌德的《浮士德》和拜伦的《该隐》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作品福楼拜写得很痛苦，写完后他读给同行听，大家都说：“赶紧扔到火里去。”写圣徒安东充满肉欲的冲动，他认为是魔鬼在诱惑他，加上宗教给他的双重挤压，他痛苦而又惶惑。作品写了人的下意识，写了意识的，信仰的危机，写人的怀疑与反叛，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的心理恐慌。这部作品的题材、内容都是够现代的。从形式上看，情节在淡化，主要采用了象征、隐喻，写了梦幻，以心理分析方式对梦中的象征、隐喻展开描写，这都是现代派作品的表现方法。这些都使那个时代的人觉得不可思议，很可怕，但后世人对他推崇有加，卡夫卡说自己是福楼拜精神上的儿子。

福楼拜的写作思想、创作动机：

福楼拜曾有一封信（？）说他要写“一本关于子虚乌有的书，一本几乎没有主题的书，一本与书外的任何事物都无关的书”。这引起了20世纪现代主义的关注，现代派认为这标志着现代主义已经诞生。从亚里斯多德以来就有一个文学传统，即人道主义的主题，分析客观现实。现代主义的追求则与这些无关，他们不再做道德的教化，不再以客观的物质现实的世界作为描写对象。福楼拜已开始了这一点。但在写那封信时，他并无意识要建立一个新的文学系统，他没有能力也没有意识与传统思想根本断绝。福楼拜的写作思想并不统一。

①他特别追求描写民的客观性，提出“创作然而沉静”，就是不要发议论，不用自己的

道德意识和价值取向影响读者。他在《包法利夫人》中运用了那种不动感情的记录式的描绘手法把每一个人的心理和言行刻划得真切动人，这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他还认为作家就象上帝造物一样，作家创作应该象“上帝在宇宙一样，到处存在又无处可见”，这使作品注重实证，缺少想象。20世纪有篇文章《福楼拜的鹦鹉》，讨论他实证派的写作方式，他写爱玛吃砒霜时他自己嘴里就有吃砒霜的感觉。②他还特别强调艺术形式的完善，从辞章到结构，他都要求“无以伦比的精美”，强调“形式的价值”，这又与20世纪非常相同。20世纪的现代派认为，“谈艺术就是谈完成了的形式。”福楼拜则说：“艺术的唯一任务，就是创造美的形式。”内容上所有东西都可入题，选材上不一定要美的，滑稽的、丑陋的、怪诞的都可入题。但他同时又说“内容的重要性，思想的价值”，认为形式和思想就象身体和灵魂不可或缺，“语言的准确依赖于思想的准确”——这明显显示了不统一。这可能是要公开发表的言论，在私人信件里，他明确地提出了要放弃主题，艺术靠它自身形成价值，而不借助外来思想。稍后的唯美主义就提出了这一点。

福楼拜来自传统，又大大地超越了传统，跨进了现代主义的门槛，或者说给了现代主义以启示。

第三节

英国文学

以写实派作家小说（分两类）来考察。

背景：

经济：英国此时经济已经腾飞，突飞猛进，从农业国发展成一个工业国，在海外进行殖民扩张，几乎享有世界贸易和工业的垄断地位。获得了“日不落帝国”的称号，政治上民主政治获得很大进展，32年通过议会改革法案，这样来自基层的辉格党（工党，“托利党”是保守党）占了主要席位，进一步推动了英国的民主进程。这使英国公民的状态、感觉非常良好，对国家充满了信心和热情，对未来也很有信心。这段时间被称为维多利亚盛世（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在位60多年），是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但是，由于英国采取不干涉，鼓励发展资本，工人处境比较悲惨，特别是大量童工。30-40年代爆发了西方历史上最早的无产阶级运动——“宪章运动”，有3次高潮。虽然普选权还没有落实，但反映工人阶级已经走向成熟。在运动中诞生了“宪章派文学”，这是最早的无产阶级文学，基本形式是诗歌，以诗来作为控诉书、宣言、号角、旗帜，产生了一批诗人和作品，战斗性很强。从此以后，西方就有无产阶级文学一派。以后的无产阶级文学的高潮有：巴黎公社时的以欧仁鲍狄埃为主的《国际歌》时期；以高尔基的《母亲》和马雅可夫斯基为主的《列宁》时期。

这个时期英国产生了很多作家作品，狄更斯、萨克雷、盖斯凯尔夫人等，马克思对他们评价很高，这个时期作品的特点以往主要强调这时的作品注重写劳资矛盾，这样不是很全面，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是，但萨克雷、勃朗特姐妹却不是；还有一个特点是他们作品的正面人物几乎都是“小人物”，如小市民、小职员、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破落的贵族子弟、家庭教师等。狄更斯笔下的孤儿是典型，到了19世纪后期的哈代，更是如此。在艺术手法上，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继承了18世纪现实主义和感伤主义小说的传统，特别表现在情节结构和人物描写方面，但也有很大的革新。

萨克雷（1811-1863）是狄更斯强有力的竞争者，20世纪学院派一再质疑狄更斯的价值，萨克雷的作品的思想深度及笔力都超过了狄更斯，两人生前关系很僵，萨克雷临死前才有所调整。萨克雷生于印度加尔各答，父亲是东印度公司一位，5岁时父亲去世，给他留下了遗产，他回英国读书，但由于存款的银行倒闭，只能拿起画笔去谋生。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很火时他毛遂自荐去做插图，被狄更斯拒绝。后来他反而感谢狄更斯使他认识到他画艺的不足。

萨克雷整个一生都从事新闻工作，一直到1854年，他是《笨拙》周刊的经常撰稿人，后来他是《谷山杂志》的编辑。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很晚才开始写作，写《名利场》（Vanity Fair,1847-1848）时他已经36岁了。十年之后，他写了他的最后一部重要的小说《弗吉尼亚人》(The Virginians,1857-1859)。这十年中，刊载着他的小说的、金光灿烂的、每期售价为一先令的杂志，成为英国生活中的一种特色。这些年期间，他还发表了《潘登尼斯》（Pendennis,1848-1850）、《亨利艾斯芒德》（Henty Esmond,1852）和《钮可谟一家》（The Newcomes,1853-1855）。他于1863年去世，去世时52岁，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在此一年前，他还在肯辛顿给自己盖了一座大宅子。他的爱好过于奢侈，他认为一年才40英镑租金的，只有“一个讨厌的小苏格兰女仆去应门”的小房屋，是不配他去住的。他也象狄更斯一样，驱使自己在伦敦、在美国去登台演讲，极力使他的收入达到一年一万英镑，正是这一点，加上他的生活方式，把他搞垮了。

《名利场》有大智慧，作品写了浮利浮名的虚空，但这种虚空并不妨碍人们拼搏的激情和欲望。作品写两个女子的命运，换个作家写法可能就不一样。爱米莉亚是一个富商的

女儿，温柔、敦厚，单纯、善良。但在作者笔下，“一点都不讨人喜欢，没有才能，没有实践，没有趣味。”（杨绛），她使人乏味，作者对她暗暗采用反讽的笔调：纯真就是缺乏真知的听人摆布。她像傀儡，像木偶，一生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自己的婚姻，却造成她一生的痛苦，因为丈夫是个，而一再地伤害对她很好的上尉。作品有个副标题： “没有正面主人公的小说”，提没有正面人物。按英文意思“正面主人公”还有“英雄人物”和“男主人公”的含义。现代人研究作品中其实有一个主人公，即是上尉，这样写显示了作家的能力和智慧。上尉实际上是缺乏能力和智慧的，这种人作家很不欣赏，生活中可能南辕北辙。另一女子是蓓基夏泼，她与爱米莉亚完全相反，她聪明、美丽、大胆、有野心。她出生在最底层，母亲是三流演员，父亲是绘画教师，二人很早就去世了。她自己说：“我从8岁起就是女人了。”她没有童年，贫贱的身世使她早熟。有文章说她是女性的于连，她也有过人的聪明才智，以及美貌。作品开始写爱米莉亚和蓓基夏泼二人从寄宿学校里出来，蓓基夏泼就开始用美貌、头脑和意志在名利场拼搏，用尽了各种方法。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有成果，甚至得到了女王的召见，最后机关算尽，人财两空，一无所有，丈夫弃她而去，情人与她一刀两断，儿子也不再认她。而安命的爱米莉亚却时来运转，与上尉结合，一直得不到祖父承认的儿子也得到了承认。两人的结局真是应了“人算不如天算”这句话。再读浅一些可以这样理解，作品对美好的德性加以肯定（爱米莉亚德性很好），读深些可理解为主要写出了定命的无奈，人生就象买彩票，成败只在偶然之间。人面对的不仅是现实的无情，同时还有定命的无奈，纵有过人的意志但还是不行。书的结尾伤感地写道：“唉，浮名浮利，一切虚空！我们这些人里面谁是真正快活的？谁是称心如意的？就算当时遂了心愿，过后还不是照样不满意？来吧，孩子们，收拾起戏台，藏起木偶人，咱们的戏已经演完了。”作者以强健的笔力写出人怎样以过人的热情、意志去拼搏，很有感染力。虽然看

穿了一切，但还是拼搏。《名利场》的“场”可理解为“一个大的环境”，作者说是“一伙混迹人世，或没有上帝的人”，就是一群寡廉鲜耻的人。这个“场”由这样的人构成，又显示定命的无奈，或者说“场”就是命运，它操作着我们的人生，使人无所作为又无可奈何，对一切都无从把握。那时社会是一片歌舞升平，能写出这样深度的作品，足见作家的冷静和透辟。作家看到现实的阴暗面，两个女子，无论是聪明还是弱智，都显示出人性的底色。狄更斯没有这样写出人的和渺小。作者写作的立场和角度是多面的，有对特定的时空的现实的批判，也有对超越时空的人性的批判；而且作者走出了这种批判角度，带有一种体悟式的抒写，即无常、定命，但并不因此对人生失去兴趣，弃世而去，陷在一个“空（虚无）”里，把现实的奋斗写得有声有色，明知一切都是空，可人们还是去追逐利益，这就是人生。作品可以从多种角度去读。

有人认为狄更斯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名声，就因为他的浅薄；而萨克雷的深刻使他失去了很多读者。

写作方式：以一种旁观者的立场，犀利、泼辣、隐晦、反讽的笔调。一开场就给人这样一个联想：人生如戏。《名利场》在目光敏锐的现实主义上，在对于虚伪的深刻憎恶上，以及在广阔而强有力的叙事上，都是萨克雷的最好的作品。他的人物描绘，实际上他的一切艺术效果都比狄更斯的更为精巧。他较少关心于提出一种道德上的解决，而更关心于唤起一种他所见到的生活形象。

萨克雷强调文学的真实性，认为“小说的艺术就是表现自然，最大限度地传达真实

感……在客厅的戏剧里（指小说），外衣就是外衣，火勾子就是火勾子”。为此，他很重视环境与性格的关系，注意从环境和人物的联系中塑造典型性格。《名利场》中的蓓基夏泼在平克顿女校时，由于贫困，受到平克顿小姐的歧视。那时她愤世嫉俗，富有反抗精神，把校长视为至宝的约翰生大字典扔到车外。后来来到爱米利亚家里，优裕的生活环境使她感到了金钱的魔力。她在毕脱克劳莱从男爵家做家庭教师，虽然深感地位卑微，但非但没流露出丝毫傲气，反而逆来顺受，上下逢迎。这说明环境的熏陶正改变着她的性格。当她混入上流社会后，醉生梦死的生活不断刺激她的名利欲望，终于使她堕落成一个心地险恶、手段毒辣的野心家。作品从环境对性格发展的关系上刻画人物形象，令人信服地展现了蓓基夏泼道德堕落的过程及其从社会底层一步步爬上上流社会的人生道路。此外，萨克雷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善于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和细节描绘塑造人物的性格，展现人物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与他同时代的一位作家认为萨克雷的人物“以一种任何时代里任何英国作家所达不到的力量与真实性象活人一样站立起来”。

萨克雷从这第一部出色的作品之后，没有表现出始终如一的发展。《潘登尼斯》和《钮可谟一家》过于卷入题外的枝节，因而缺乏《名利场》所具有的设计构思的力量。艺术技巧存在于单独的场面和个别的人物上。

勃朗特姐妹：虽然在19世纪前期谁也未能接近狄更斯和萨克雷的水平，那个时期的小说却显示出极端的多样化。小说已成为英国文学上最占优势的形式。在创造能力上，谁也不能同勃朗特姐妹相比，尤其是两位姐姐夏洛特和爱米莉。妹妹安妮的才能也不能完全忽视，她的《阿格尼斯格雷》（Agnes Grey）和《怀尔德弗尔堂的租户》（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迄今还是使人爱读的。她们姐妹三人创造了世界文学史的奇迹，写作风格非常独特，评论说：“对表达情感的坦诚和大胆（尤其是两位姐姐），在维多利亚时代很罕见。”因为维多利亚时代道德风气很保守、中庸，那时对情欲的描写很节制。她们最突出的特点是把浪漫主义的澎湃的诗情融入到日常生活场景。作品主要是《简爱》和《呼啸山庄》。安妮是了解姐姐的很好的媒介。

在贫寒、封闭的家庭中同时涌现了3个女作家，确实很罕见，而她们的生平也很罕见。

在三姐妹之前还有两位姐姐，年少时去世，母亲是在生下安妮后不久去世，父亲是位贫寒的乡村牧师，无法照料这么多孩子，就把他们送到寄宿学校，没有几年，两个姐姐就去世了。还有一位弟弟在20多岁时去世，在他的葬礼上爱米莉染上了肺结核，不入死去；又把病传染给了安妮，相继去世。夏洛特死于婚姻，怀孕时患了重感冒，死时不到40岁。贫困的家庭时，姐妹们唯一的游戏就是：写作。三姐妹生活在约克郡霍活思的与世隔绝的村子里，从她们的的父亲那里得不到多少鼓励，但却写成了至今一直为世世代代读者所爱读的小说。究竟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在英国文学史上没有比这更难以解释的事了。三姐妹的生平不断有人加以记述，但盖斯凯尔夫人叙述得最生动。她们居住的环境在《呼啸山庄》里可看出一些，荒凉，寂寞。她们的作品容量很大（包括18世纪后期英国的一些女作家），向人们显示，生活在你自己的身上，在心灵里，在体验里，在感受里。司汤达和巴尔扎克是广泛地投入，但从她们姐妹我们可看到，退回到内心深处也会有收获——而且是极富感染力的生活。

《简爱》47年发表，同时《呼啸山庄》也发表，《简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泰晤士报》说：“新鲜和独创，真实和激情，在自然景物的描写和人类思想的分析上非凡的巧妙。使这个故事突出地与众不同。”《爱丁堡评论》说：“多年来没有这样有力、泼辣和独创的作品了。”也有人认为这是反教的作品，作者的趣味很粗俗。作品是用“贝尔”这个男性笔名发表的，有人就说它“为女性所不齿”。爱米莉在20世纪成为热点。

《简爱》的独特主要表现在人物刻划和爱情描写上。人物：作品的中心人物是简爱。对于她教材早有定论，认为她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平民女子的正面主人公形象，过多地从社会角度注意了她的平民身份，忽略了这个形象身上的从女性角度读出的女性特征；特别是中心故事即与罗切斯特的爱情关系，若是强调平民的话，爱情故事很难发展。作者一再强调自尊、自重、自强，维护人格的尊严、，这个性格从开场很快就显示出来，而且还有，作为爱情故事的女主人公的不同凡响，她相貌平平，身材矮小（简奥斯汀笔下的女主人公的相貌都是最好的），性格倔强、沉静。在样的外表之下有一颗充满激情的又善于控制的心，她的理性和激情同样有力。对于一般女性，自古以来西方认为女性只有情而无智。这是从女性的角度来探寻的基本特征。

简爱的性格明确，缺少变化，她的性格一出场就形成。一共5个生活场景：舅妈家，寄宿学校，桑费尔德庄园，乡村意外闯入的表兄家，回来团圆的芬丁庄园。在第一个场景舅妈家，她的性格就已经出来，在很多其他作家的笔下，可能会把这时的简爱写成个小可怜儿，在这里我们感觉到这个女孩很强有力，她对她的舅妈说：“我不爱你，我长大以后决不来看你。”在这一点上舅妈也很怕她，这使她到最后都恨简爱。也是从与这个家庭的关

系中，可看出简爱的仁爱，善解人意，舅妈临终前始终是她在照料舅妈。第二个场景，学校。由于舅妈的话，她受到了最深的压抑。但她的意志仍然很突出，“如果有人无理地打我，我会把鞭子折断”；同时读者也能感觉到她对感情的珍爱和迫切的渴求。这从与海伦的相处和与老师的相处都可看出，她让患了肺结核的海伦在她的怀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夜。对感情的态度使简爱这个形象变得丰富而博大，与罗切斯特的爱是她富有爱心的性格的发展。第三个场景，桑府，一般情况下，恋爱中的女孩都很短视，这点在她身上不存在。她很清醒，很理智，尤其是在婚礼上发现疯女人的存在时，她毅然出走，面对着对方热切的挽留，更显示出她的坚强的意志；同时她的这个“出走”使情节更有震撼力，留下了悬念。他们的爱情经过磨难而升华。男主人公也不同凡响，那时丑是令人倒胃口的，不是体面的表现。但作者让她的男主人公老而且丑，又性格乖张，而且道德上还有污点。第四个场景，乡村。简的表兄整个身心都献给了上帝，他没有人间的情感；而简需要的是人间的情感，而且她的心中也没有别人，罗切斯特占据了她的整个心灵。第五个场景，芬丁庄园。简回到芬丁，二人团聚。这里写得不好会很俗气。按常理写，简怀着怜悯、同情、敬佩来，罗切斯特可能会拒绝：不能连累你，不能耽误你等等。在《简爱》里，这时的爱情洗去铅华。二人的大段的对话这样结束：罗：“简合我的意，我合她的意吗？”简：“连能我天性最细微的纤维都感到合意，先生。”罗：“既然这样，我们再没什么可等待的了，那么我们马上结婚。”简洁的几笔把那种境界写了出来。再后面是爱情的深化，罗切斯特治好了一只眼睛，看到了他们爱情的结晶。

作品中不同凡响的描写，一是男女主人公，一是相爱的品味，意境的营造——用一个词，就是洗尽铅华。没有花前月下，如火如荼，却毫不逊色，而且更有感染力。

在20世纪的研究中（形式主义的研究中），《简爱》的地位有一度较低，有些情节太富戏剧性，如晕倒在表兄家，继承遗产等。80年代又重新热了起来，新的观点是：①宗教意识在作品里的渗透。以前人们说她是反宗教的，现在认为作品中人物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求助的精神导师都来自宗教，行为抉择的依据都是宗教。罗切斯特以他的经历写出了犯罪、受罚、忏悔、获救，这是宗教的过程。②女权主义批评家认为，作品中不仅看到了爱，更看到了征服与被征服：是她征服了他。二人关系上表现的是她的征服，并且不仅仅是征服，又承担了救赎引导的作用，给了他生命中最辉煌的一段。而且叙事方式是以“我”女性的视角，叙事结构中结构中心、叙述主体是女性体。③对疯女人的关注。《阁楼上的疯女人》（作者），有人认为疯女人是简性格中不为社会接纳的、隐藏的自我，疯女人被关与简幼时被关在红房间相关，疯女人纵火与简内心的怒火相关。关于疯女人蕴含的女性文化的内涵及与简的关系也是研究的热点。

我们在以前的研究中注重简的性格，忽视她女性的特征，这样很难解说简长久的女性魅力，她并不是一个女强人的形象（雌性雄化是很可怕的）。另外作品中的女性的叙事话语也打开了关于主题的一些解释，包括女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以前女人是第二性，在此作品中就有些颠倒，对传统的观点有一些。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简爱》不仅是平民的反抗，而且是女性的反抗。

夏洛特的作品的社会意识较强，她妹妹爱米莉就走出了社会，回归到原始自然状态。爱米莉作品中的人物更具原始的活力。她一生足不出户，年龄越大越与社会隔膜，越封闭。《呼啸山庄》是她唯一的一部小说，不知怎么地她从自己的想象中创造出一个热情十足的

世界，有时使人联想起《李尔王》中暴风雨的场面。在别人笔下这个故事可能只会写成通俗情节剧。这个故事有一种粗犷而残酷的现实性，其新颖独到之处超出那个世纪的任何其他小说。她的头脑如何能去设想这样一个世界谁也不知道，在她的孤独的外表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神秘的、不断活跃的内心世界。她的诗歌更是如此。对于《呼啸山庄》，毛姆说：“这个世界上最具有震撼力的小说。”1853年，英国诗人史文明把这部作品誉为“悲剧天才”之作，认为《呼啸山庄》堪与《李尔王》媲美。书几乎与《简爱》同时出版，刚开始反响很不好，很多人都不读；读过的人又说不好。但在20世纪，《简爱》一度受到冷落，而这部小说以其激越的诗情和丰富的想象，以及细腻地表现人物内心复杂尖锐的冲突的艺术手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20世纪中叶时，《呼啸山庄》热了起来，形成了“呼学”，艾米莉热。

这部作品是爱与仇的传奇。呼啸山庄的老主人从利物浦捡回一个黑孩子希斯克利夫，希斯克利夫的身世就象个谜一样。老主人对希斯克利夫的爱引起了儿子辛德雷的妒恨，父亲去世后，辛德雷对希斯克利夫进行报复，凌辱他。长时间内希斯克利夫都能忍受，因为他有父亲的爱，并与老主人的女儿凯瑟琳的相爱。但有一天，凯瑟琳到画眉山庄将自己许给了画眉山庄的主人林敦。这样希斯克利夫失踪四年，回来后进行报复。辛德雷由于丧妻之痛而，希斯克利夫进一步诱惑他堕落，输掉家产给希斯克利夫。辛德雷死后，又对他的儿子哈里顿报复，使他成为愚昧粗鲁的人。凯瑟琳死后，他对林敦也进行报复，诱惑他的妹妹柔弱的伊莎白拉，生下儿子小希斯克利夫，让他与凯瑟琳的女儿凯蒂结婚，这样画眉山庄的权财就落入其手。有一天，希斯克利夫突然发现哈里顿在与凯蒂相爱，从他们身上他好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与凯瑟琳。他猛然醒悟，几天后死去。

这部作品理解的层面较多。作品有两个叙述人，一个是旅游者，一个是呼啸山庄的老管家。“我”即是前者，对一切都不知情，因而对这里的人和事都不能理解。他的叙述不能给读者什么解释，老管家可把事说清楚，但由于水平有限，她所说的只是表象。两个人物的阐释都是表象的，再加上希斯克利夫又是个谜，所以作品留下了很多解释的空间。

有几种观点（阅读角度）：①前苏联的社会历史学派的学者认为，作品表现了阶级对立的实质。在希斯克利夫与辛德雷、林敦之间，希斯克利夫是弃儿，一无所有者，作品写了上、下层人的冲突。②从人的角度读出生命的异化。人是现实中的人，是环境中的人。希斯克利夫到最后成了非人，“是恶魔，象地狱一样，且地狱也因收留了这个客人比以前黑暗十倍。”这样又回到了社会历史的批评：异化的原因是什么？是不平等，压迫，凌辱，是辛德雷给他人格所造成的损伤、扭曲；还有巨大的情感失落。过多的创伤、失落导致了希斯克利夫的变异。③浪漫主义的阅读。人物（希斯克利夫）的身世、来历都未交待，他的生存状态都表示他不是现实中的人，而是一种生命激情的表现。作者借助这个人物抒写生命激情的两种状态：爱和恨： “爱”是生命的表现，“恨”则与死亡相连。希斯克利夫有爱时，他有足够的承受能力。辛德雷早就他，但他有爱占据身心，就能抵挡一切。爱与生命、欢乐、和谐、秩序统一。当爱消失后、被剥夺时，只有痛苦、死亡、混乱、毁灭。作品写了这两种形态，同时强调这两种形态的结果，这就从哲理角度对生命规律作了考察。

艺术特征：作品写了疯狂而绝望的爱与仇，作者采用了与内容相吻合的方法。①哥特式的形式特征。“哥特式小说”一词从“哥特式艺术”而来。“哥特式艺术”是指12-16世纪初期欧洲出现的一种以新型建筑为主的艺术，包括雕塑、绘画和工艺美术。这种建筑风

格又称“哥特式建筑”，一反罗马式厚重阴暗的半圆形拱门的教堂式样，打破匀称坚稳的结构，高而尖。它广泛地运用线条轻快的尖拱，造型挺秀的小尖塔，轻盈通透的飞扶壁，修长的立柱或簇柱，以及彩色玻璃镶嵌的花窗，造成一种使人神往的向上升华、天国神秘的幻觉，它的高大也使人在这样的教堂里感觉自身的渺小。反映了教盛行的时代观念和中世纪城市发展的物质文化面貌。代表作品有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德国的科隆教堂、英国的林肯教堂、法国的夏尔特教堂等。“哥特式小说”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流行的文学体裁之一。多以中古的城堡为背景，描写因争夺财产或满足个人情欲而引起的谋杀、等，情节紧张恐怖，充满神秘气氛，神秘、恐怖、怪诞，又称为“鬼怪小说”、“恐怖小说”。在“哥特（恐怖）”故事中，最有才能和最受欢迎的是安拉德克利弗夫人（Mws Ann Radeliff,17-1823）,她的五部小说中最有名的是《乌多尔福的奥秘》（The Mysreties of Udolpho,1794）和《意大利人》（The Italian,1797）. 她接受了哥特式故事的结构，但把它同感伤情调和感伤而却富有成效的风景描写结合起来。在这种意义上她使“哥特式”的恐怖故事同18世纪诗歌中出现的对大自然的兴趣发生联系。《乌多尔福的奥秘》以最地道的形式提供出她的作品的模式：一个纯洁而敏感的少女处于一个叫蒙托尼的强有力和残暴色情的坏蛋掌握之中；他拥有一座隔离而可怖的城堡，在那里神秘和恐怖笼罩着阒无人迹的走廊和鬼魂出没的房间。拉德克利弗夫人的作品吸引了很多人，而且感染了许多有影响的人士。拜伦和雪莱都有些哥特式的特点，有人说拜伦在纽斯蒂德寺是一位蒙托尼再世。《简爱》里也有许多哥特体的因素，在这里用得更充分。《简爱》中的罗切斯特，是处于中产阶级环境中的一个变相的蒙托尼；而《呼啸山庄》中的想象力也是受了哥特式小说的这个奇异的来源的激发。《呼啸山庄》一开场暴风雪迷漫，孤零零的山庄，鬼魂样的手，奇怪的哭喊，这些描写先声夺人，紧接着恶梦般的场景频频出现。⒈主题。涉及到了仇恨、

阴谋、财产的争夺。⒉人物。希斯克利夫让人既爱又恨，源自于哥特传统的“恶棍英雄”。拜伦首先确定了“恶棍英雄”的外表和特点。外表：深色的皮肤，体格强壮，有一双洞察一切、摄人魂魄的眼睛，表情则混合着轻视和阴郁；行为多变不可预测，时而郁郁寡欢，时而暴跳如雷。希斯克利夫显然具有这一切特征。性格特点：他是让人既爱又恨的混合物，既引人追逐又让人惧怕，他漠视世上的一切人，在自己赖以生存的世界似乎是个陌生人。既别人，又被人。伊莎贝。早期哥特体的女主人公通常都是以软弱、被动的形象出现的，常常受到一个恶棍英雄的追求和引诱。她可能遭到追求者的和囚禁，是恶棍英雄欲望的潜在牺牲品。伊莎贝拉很长一段时间被囚禁在呼啸山庄，后逃出虎口，流落并客死他乡。⒊环境刻划、意象、情节也采用哥手法。呼啸山庄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外部：荒原。内部：昏暗、阴森。凯瑟琳的幻影出现在洛克乌德梦中的那一幕被称为“整个英国文学中最动人的场面”：一张苍白的脸孔从外边靠在玻璃上，还有一只血迹斑斑的手，伸进打破的玻璃窗，要求进屋来。于是梦中的洛克乌德“把她的笔腕向碎玻璃上拉，在玻璃窗上来回地摩擦，直到淌下来的血浸透了被褥”。这大概是小说中啊为残忍的意象。还有，许多，如吊死小狗，小说中不断有鬼魂的出现。

②全书注入了强烈的诗情，狂放而激越。诗情在主人公的性格中很多，凯瑟琳说过：“我就是希斯克利夫。”两个主人公“倔强而峥嵘的异教徒精神”，不是现世人物的性格；作品中的爱情很狂热、致命，这种激情超越一般的男女之情；诗情还灌注在具有永恒魅力的大自然中。一片荒地，天空中总是乌云翻卷，地上怪石嶙峋，人们感到这时主人公即是这个自然的化身，不象是文明社会的人。凯瑟琳对文明社会偶一回顾（她被画眉山庄迷住，与林敦结合），造成了巨大的毁灭。也有人把作品的主题概括为原始的生命情感对文明社会

的冲击，后者不堪一击。哥特体与诗情的结合使作品描写的感情行为具有强烈的效果，并使作品超越了现实主义的范畴（不能理解为具体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故事）。

文如其人。当代评论家认为艾米莉在那个时代看起来令人难以理解，但放在20世纪，她就是典型的精神分析的对象，具有施虐和受虐的倾向。她姐姐也说过，希斯克利夫的复仇那么恐怖、极端、狂欢化，与作者相吻合。毛姆说：艾米莉把整个自己投入了希斯克利夫，在自己灵魂的深处找到了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

与《简爱》相比看起来差别很大，但却都有哥特体，并且男主人公都非同寻常，都有罪恶感、疯狂、忧郁，都有点拜伦式，激烈，有意识地反叛等。希斯克利夫更为突出些，罗切斯特也明显地是一个带有点不祥之兆的人物。有评论说：“他部分地是女作家关于充当性爱工具的男性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幻想。”他是转入中产阶级的背景中的一位拜伦。读者所能感受到的神秘的空气，是在罗切斯特的家里创造出来的。这也是夏洛蒂与艾米莉的不同之处，她创造一种恐怖的气氛，而不脱离一个中产阶级的背景，她缺乏勇气再走远一步，进入艾米莉在《呼啸山庄》中所设想的狂暴而混乱的世界。

狄更斯（1812-1870）（参见教材）。《匹克威克外传》的出现标志着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诞生，狄更斯开创了英国通过小说进行社会抨击的传统。狄更斯在英国拥有最广大的读者。钱钟书说，读英文的动机就是想读狄更斯的作品。20世纪以来对他的研究中有新的观点，在学院派的批评中，他的地位受到了影响，形象也越来越复杂。

狄更斯活了不到60岁，他是活活累死的。他出生于朴茨茅斯的一个平民家庭，地位不高，经济尚可，父亲是一艘军舰上的小职员，但父亲不善经营，到伦敦后债台高筑，一家人被关进了债务人的监狱，狄更斯与姐姐在外面。我们说萨克雷是狄更斯是最有力的竞争者，但二人的经历显然不同。狄更斯知道穷苦意味着什么，而对于萨克雷来说，穷苦的意思只是暂时靠借债过活。萨克雷是懒洋洋的，得要迫使自己去写作；而狄更斯是容易激动的。童年的生活使狄更斯一生畏惧贫困，并给他独特的观察社会的视角，他从孤儿的角度看社会，并写了大量的孤儿的作品。他的作品中有很多的孤儿或担任着家庭重担的孩子，还有很多长不大的家长，对儿子养而不教，不知道怎么负责任。后来家里得到了一笔钱（是祖父母留下来的）还了债，家人才从监狱里出来。他笔下的孩子也常有这种情况。他的在校教育只有4年，33岁开始写作，36年发表第一部作品《博慈杂记》，这部作品中充满了幽默的笔调，作品出来后出版界敏感地注意到将有一位伟大的作家诞生，出版商向他约稿，就连载了《匹克威克外传》，连载过程中匹克威克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有点象堂吉诃德，但又不象他那样荒唐。连载使狄更斯获益很大，从此他摆脱了贫困。在写作中他是读者就是上帝，一旦销量下滑，他马上就改变写法。他是严肃作家还是通俗作家，对于这一点在20世纪发生了质疑。人们称他为小说界的莫扎特，他可同时写4部小说，可一边聊天一边写作。40年代时，他去了美国，在美国他发现有很多他的书，却没有给他稿酬，他很生气。美国人很喜欢他，人们都关心地问《老古玩店》里的小耐儿是否死了。从美国回来后他写了很多揭露美国的东西。他对英国对伦敦充满了感情，伦敦在世界上的形象就是狄更斯刻划的场景。他是中风而死，死前一天还在写作。狄更斯是把自己驱向死亡的。他办杂志、组织剧团周游世界，从1858-1868年间，他曾在英国和美国有表情朗诵他的小说。这些朗诵是有收益的，这点与萨克雷一样。而且他还不顾旅行的劳累，为听众的鼓掌喝采

而感到高兴。一场听众好比一杯浓酒，而为了保证浓度，他得要讨好听众。不仅他的朗诵如此，他的小说本身也是这样。这样他的消耗非常大，而且他还多子女（有10个孩子）。在私生活方面，原来对他的评论说他很有责任，后来他的女儿也说他有其他女人。他对他的妻妹感情很深，小耐儿就有其影子。

狄更斯的小说创作一般分为三期：

早期是1833-1841年，主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奥利弗推斯特》等。《匹克威克外传》他自己称其为“滑稽史诗”。作品借助一个吉诃德式的老绅士，对社会进行了揭露。但匹克威克比吉诃德要温和得多，作品的暴露、嘲讽都无伤大雅，只是针对个别的具体的事。他认为：“社会确有阴影，但对比起来光明要大得多。”他对社会充满信心和感情。匹克威克这个形象很讨人喜欢，《匹克威克外传》英语中最佳的是喜剧小说。作品的喜剧因素不是硬加上去的，它是喜剧的生活观的一种不费力的表现。狄更斯仿佛特别以一种逗乐的夸大的方式看待事物，他在早期作品中精力充沛地从一个冒险硌投入又一个冒险故事，根本没有想到什么情节或构思。他受到他时代的牵制（它要求情操和谨严）但他在容许的范围内纵横驰骋，仿佛他不知道有什么似的。要是读者不是那么吹毛求疵，他很可能会成为莎士比亚式的人物。他在热情洋溢的《匹克威克外传》中最不受清规戒律的束缚，在随后的于1837-1838发表的《奥利弗推斯特》中，哀婉怜悯开始侵犯着幽默。狄更斯触目惊心于他的时代的残酷无情，感到必须通过小说给他的铁石心肠的一代人带来一种信息。《奥利弗推斯特》的叙事方式是典型的狄更斯式的。1838-1839发表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情节比较重要，狄更斯也表现出他的情节夸张的才能。他用本琼生在17

世纪曾用过的那种同样明确的线条来刻划他的人物。41年发表的《老古玩店》使人们更注意到了狄更斯的作品除了幽默、滑稽之外的感伤，此时哀婉、忧郁胜过了幽默，特别是在小耐儿死亡的场面里。作品写了大资本发展中弱小者的不幸。对于小耐儿这个形象小说家罗斯汀很不以为然，他说：“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打动读者，就去杀死一个孩子吧。”这部作品中的哀婉和忧郁与以前的幽默一样打动了读者，二者奇妙地结合起来，从此以后，狄更斯的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稍后发表的《巴纳比拉奇》中有了的图景，这是狄更斯在历史小说上的初次尝试，在《匹克威克外传》中算不了什么的情节在这里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狄更斯早期的作品艺术上还是流浪汉式的，结构不太严谨，人物刻划立体感不强，不够丰满，这也是他后来受到批评的原因。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里说：“匹克威克只有一枚5分的硬币厚。”（他认为人物有圆形有扁形的）。

中期，1842-1849。这时的作品对社会的批判进一步深化，人物形象也更有批评力度。主要作品有《圣诞故事集》、长篇《董贝父子》等。《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1848)里的大老板董贝，极度狂妄、自信，他说地球造出来是为了董贝公司在此经营；有月亮、太阳是因董贝公司要照明（这种极度夸张也是狄更斯作品的特点），作者借助这个形象批判功利主义。董贝特注意效用，他很理智，即使有感情的东西（他认为那很可笑，是娘娘腔）他也把它压抑下去。前妻死后，留下一儿一女，他需要儿子是为了有个继承人。儿子死后他不是很伤心，而是伤脑筋，他认为这是公司的损失。为了有继承人，他又娶了一个妻子，并且与她约定，她把美貌给他，为他生子；他给她金钱、地位。后来妻子与他的下属私奔，他自己也破产了，只有女儿留在身边。他的女儿以仁慈的情感改造他，使他恢复了人性。董贝是资产阶级的李尔，这时的狄更斯不再写大资产阶级的慈悲——这在早期是比较明显

的，而认为慈悲在小人物的身上。《圣诞故事集》( Christmas Books,1843-1848)集中表现了慈爱精神，中心主题：人们认为是圣诞精神，爱和同情。在英国这部也许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作品，表现他对人类仁慈的信念几乎达到神秘主义的地步。中期的作品结构更严谨，放弃了流浪汉小说的形式，性格刻划上批判力度加强了。

后期，1850-1870。狄更斯的创作达到高峰，创作量大，风格不是很统一。代表作有《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艰难时事》、《小杜丽》、《双城记》、《远大前程》等。《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tfield,1850）具有自传性，包括内心痕迹。写主人公孤苦的童年，个人的奋斗直到取得成功，感情是先失落后。大卫这个人物可与19世纪较多的个人奋斗者相比较。在其他作家笔下，个人奋斗者往往不能成功，费尽心力可能却被毁灭，而大卫的奋斗一路成功，名利双收，同时保持了人性的正直、善良，也就是说他的成功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透露出作者对社会的信心和乐观的倾向。《艰难时事》（Hard Times,1854）,一般认为它的社会批判力度较强。英国罗斯汀说：“凡是关心社会的人都要读狄更斯的作品，特别是《艰难时世》。”作品揭露大工业对人的污染，一意追求物质效益对人性的忽视。他敏锐地看到现代社会的弊端，但形象刻划有些模式化，也用幽默、滑稽的笔调去写，整部作品就象一个社会道德教育的寓言。《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1859)这一点也较突出，它写了法国大，写出了的根源，又写出对的不赞成。他把的场面写得很血腥，并采用对照手法。首先是场景的对比：巴黎腥风血雨、暴力横行，伦敦春意盎然、宁静安全；还一个是人物的对比，作品中的人物思想、行为、主张各异，两两形成对照。如代尔那与厄费里蒙地侯爵两代人不同道路的对比、卡尔登的舍己为人与德伐士兵太太的暴力待人的对比，露西的爱与德伐士太太的恶的对比等。德伐

士太太后来就象嗜血的魔鬼，复仇使她的人性毁灭了，最后死在自己下，围绕她可把作者对的态度、看法及理解分析清楚。作品中人物好是绝对的好，坏是绝对的坏，太简单，太概念化、模式化。《荒凉山庄》（又名《凄凉院》 Blesk House,1853）内容上批判力度较大，主要是批判司法。情节上具有很强的悬念感，这是狄更斯的全部作品中最具有自觉意识的和经过周密计划的小说；他的艺术较之《匹克威克外传》的自发的快乐情调，跨进了一大步。在部作品中，狄更斯把所有的形式都写出来了，《荒凉山庄》就象是侦探小说，有两个叙事者，一个是第三人称的全知的叙事者，是男性；一个是“我”一个孤儿的女孩（女性）的视角。前者，全知的充满批判的激情，有理解的深度及幽默感；“我”陷身于事件中，理解有限，所知有限，语调也柔弱无力，语气稚嫩，但有温和，有无所不在的同情、宽容，这使她的叙述很有感染力。而男性的叙述写出逻辑性的话语意识，二人交织使作品形成一种张力，可丰富人们的理解（可从叙事的不同角度去理解），在解释上也更多一层含义。1861年的《伟大的希望》也是如此。

20世纪对狄更斯非议较多，一派对他从思想性到艺术性充分肯定，有萧伯纳、罗斯特等，对作品中的夸张、感伤，赞成的认为是他的炽热的创作热情、想象力所致，虽使人物失去平衡，但却表现他的创作力；也有人认为他应属浪漫主义，有人说他“也许是最后一个神话作家”。他的作品中有很多妖怪、天使。否定的一派认为他太浅薄，是大众作家，他有这么多读者正因为他的浅薄、善于搞笑，幽默也很低级，感伤也太做作、娇情。美国意识流大家亨利詹姆斯说：他后十年创作完全失去了活力，在强迫自己写作。后期的人物毫无生命力，“看来我们应该称狄更斯为肤浅的小说家中最伟大的一个。”

前面我们说过差一点狄更斯就成了莎士比亚，但莎士比亚满足了观众而没有牺牲他的想象力，而狄更斯知道的却比他显示出来的要更多，他本人的天性使他卷入一种高度的感情流动，阻碍他去达到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的悲剧感，或去达到那种使得托尔斯泰在全世界小说家中占居最高地位的充分的生活想象力。他不信任理智和理论，但他把衷心的同情和快乐抬到最高道德的地位。他有时也深思，而他的感情激动则帮他掩盖了深思。不过，狄更斯具有一种特殊的语言能力，从滑稽的创造到滔滔的雄辩。他用一种英国自莎士比亚以来无与伦比的广阔范围创造了人物和情境。他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读者，因而他的小说背后的生活观点已成为英国传统的一部分。英国评论说：“当狄更斯于1870年逝世时，英国生活上失去了某件不可弥补的东西，失去了一盏明灯，这盏明灯曾经照亮这个世纪了无生气的商业主义，召唤人们回到欢笑和仁爱中来。”

第四节

文学

这个国家在18世纪崛起之后，人们就一直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它在崛起之后迅速发展，尤其是文化艺术，如音乐、建筑、雕塑、舞蹈、文学等，文学上产生了一大批灿若星辰的世界一流的作家。从中国来说，国外作家对我们从现代开始影响最深的就是，中国许多作家的写作精神发展过程、创作构思形态，都受到他们很大影响。建国以后更是长期受他们的影响。

背景：

18世纪是俄罗斯第一阶段的发展，俄罗斯走进近代社会就是从18世纪开始。8世纪建国，基辅最早叫罗斯，由东斯拉夫人构成，10世纪末接受拜占庭的教（东正教）后，发展很缓慢。周围一些强大的马上民族如蒙古族、鞑靼族等不断侵扰他们，并且由于俄罗斯是内陆国家，很封闭。一直到18世纪出现了两位君主，彼得一世和叶卡特琳娜二世。

彼得一世1682-1725年在位，人们称之为俄罗斯之父，在位期间，他进行全面改革开放——向西欧发达国家开放（他曾游历欧洲，并在荷兰的造船厂做过学徒），除基本社会政治制度是农奴制外，其它甚至建制都按西欧方式。他全面引进西欧文化艺术，在上流社会强行推行法语，推行法国社交礼仪，调整人的观念，后来贵族家庭的教师都是法国人。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后，原来更像亚洲人的人像欧洲人了。彼得大帝的全面开放之后，的文学艺术很快发展，建立了莫斯科大学、喜剧院、悲剧院，彼得堡建都后，它的建筑就以豪华精美著称。经过这个变革，俄跨进了近代甚至于现代。彼得大帝开辟了俄罗斯的启蒙主义时期，促成了一批新人的诞生，其中最重要的是诗人、语言学家罗蒙诺索夫，他还是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奠基人。他是出生于渔民家庭，冒充贵族子弟考进大学。曾去德国马尔堡大学留学，1741年回国，回国后建立了莫斯科大学，是个全面发展的人，冈察洛夫称他是的“科学之父”。

彼得一世以后有一段时间的统治者不太有所作为，直到叶卡特琳娜二世。叶卡特琳娜二世（1729-1796），在位时间是1762-1796。她是德意志的贵族，先是嫁给了未来沙皇彼得三世，1762年废彼得三世而自立。人们说她很残暴，为登王位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当代历史学家超越了道德评价对她进行考察。她在当时的环境里见识、才华、魄

力都是最出色的。彼得一世是文治武功，她文韬武略都有建树，在她统治时期俄罗斯的疆土不断扩大。她两次同土耳其进行战争，三次参加瓜分波兰；夺取立陶宛、白俄罗斯、西部乌克兰及克里米亚地区。她登基后社会很不稳定，农奴不断造反，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就是以普加乔夫为背景。她意识到社会需要改革，只有改革才能促进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她还是以法国启蒙主义的精神为起点，以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这本书就是叶卡特琳娜二世翻译到来的）为样本写出《法的钦令》，并与狄德罗等进行多次交谈，她还仿照法国进行文化创作。在她的影响下，贵族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批伏尔泰派的启蒙青年（叶卡特琳娜二世与伏尔泰也有交往），她推进了彼得大帝开始的启蒙时期。总的说来这段统治比较开明，但也有人说她是“穿裙子的答尔丢夫”。法国大后，她对法国的态度变化很大，由亲法变成反法，她不再作自由的高谈阔论，很谨慎。人们也发现她一次谈起狄德罗时说：“我当时就对他（狄）说，你的思想是可以编成一本很好的书，却是很坏的治国之策。如果我信他（狄），我帝国的一切都要翻转过来。”

在她的推导下，俄罗斯产生一批作家，欧洲主要的文学流派也都在有了表现，有感伤主义的卡拉姆，古典主义的冯维辛（戏剧代表作是《纨绔子弟》，它的形式是古典主义的，内容却是俄罗斯化），拉吉舍夫，按旅行记写，拉吉舍夫揭露了从沙皇到农奴主的血腥统治，他把希望寄托在农奴的反抗身上，叶卡特琳娜二世说：“他普加乔夫更坏。”后来他先被判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俄罗斯19世纪官方对进步作家的是举世罕见的，20世纪也是这样（包括苏联时期），这种情况就是从叶卡特琳娜二世开始的。

19世纪的在进行一个运动，就是民主运动，目的在推翻，建立起的

社会。这期间有两个事件，一个是1812年的卫国战争，一个是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卫国战争看起来是俄罗斯的一场灾难：拿破仑入侵了，长驱直入莫斯科，几乎毁掉了它，但仔细考察，这场战争的积极意义还是多些。①战争的爆发以及以弱胜强的结局，极大地唤起了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②与拿破仑的接触使贵族军官对先进欧洲的先进民主的因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写了这一点），让中的知识分子进一步获得了民主、和平意识。战争结束后，中秘密结社，准备。③战后，在欧洲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在“神圣同盟”（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俄、普、奥三国君主在巴黎结成的同盟，欧洲大多数君主国家加入。目的在维持维也纳会议上划定的边界和各国，1830年法国后瓦解）中皇帝因打败拿破仑而做了盟主。他认为要压抑民主，这就进一步人民的激化了民主要求，所以卫国战争是俄罗斯民主进程的重要起点。1825年12月4日十二月党人的是要求民主的第一声惊雷，军官率领士兵3000人，很快就被，参与人员大量地被流放西伯利亚，有5名首领被绞刑。普希金早期诗歌即是给这些囚徒的。列宁说：他们的事业虽失败，但没落空。失败原因在与民众太远。

19世纪-20世纪初俄罗斯社会一般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贵族知识分子阶段（1825-1861）。61年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以此为起点进入平民知识分子阶段。

（二）平民知识分子阶段（1861-15）。95年，列宁领导了工人阶级斗争协

会。

（三）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阶段（15-1917）。17年进行十月。

文学的发展与这些社会阶段密切相关。第一时期是批判现实主义发生、发展的时期；第二时期是繁荣的时期；第三时期是衰落的时期。

文学：

叶卡特琳娜二世时，还没有自己的文学，只是在模仿、学步阶段，那时民间文学创作很丰富，真正的创作开始于19世纪。19世纪20年代，活跃的是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一派，普希金于20年代开始创作，十二月党人在这个时候也开始写作，还有茹可夫斯基。他们的创作倾向各不相同。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面对社会，他们作品的调子较高，是积极浪漫主义，而茹可夫斯基调子就较低沉，是消极浪漫主义，但他的作品造诣很高。别林斯基曾说：“若没有茹可夫斯基，就没有普希金。”茹可夫斯基是普加乔夫是老师，他教育并鼓励普希金。普希金的《普斯兰和柳德米拉》是他20岁做学生时所写，茹可夫斯基当时是皇储教师，名声很高，他把自己的肖像放在作品后面，并写道：“一个失败的先生，一个成功的学生。”他精通各种文字，特别是欧洲主要国家的文字，翻译了很多欧洲作家的作品，有《荷马史诗》、《变形记》等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国家的文学。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迅速作出反映，浪漫主义不再是主流，作家的倾向转为现实。到了30年代，普希金创作倾向也明显地有了转换。这期间比较著名的作家有克雷洛夫、格

利包耶陀夫。克雷洛夫（1768-1844）是寓言大师，他的寓言的风格和伊索的很相似，也是针对现实。《农民与河》写小河泛滥，冲毁庄稼，淹死牲口，给农民造成巨大的灾害。农民去找小河的首脑大河主持公道，但发现他们损失的东西大多都漂浮在大河上。《鱼的跳舞》，写狮王因受理子民的控告而出巡，遇到一个统管水族的“乡下佬”在煎鱼。狮王问“乡下佬”，鱼为什么在锅里乱蹦乱跳？乡下佬诌媚地回答说：“他们见到你，高兴得跳起舞来了。”于是狮王认为他的水族子民生活得很好，不会有什么不公正的审判，便满意地走开了。这则寓言直接影射亚历山大一世的昏庸，指责他纵容宠臣阿拉克切耶夫鱼肉人民，现实批判倾向非常明显。在《树叶和树根》里，华美的树叶嘲笑树根。作者则明确肯定下层人民的作用，谴责贵族上层人物指出树根如果枯萎，树叶也一定活不成。

格利包耶陀夫（1794-1829）出身于贵族家庭，1806年-1812年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开始接近未来的十二月党人，思想上和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他在1812年参加卫国战争，战后在外交部工作。1818年格利包耶陀夫任驻波斯大使秘书。1812年调到梯费里斯，任高加索总司令叶尔莫洛夫的外事秘书，那里的军官中有很多十二月党人，他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写成了《智慧的痛苦》（又名《聪明误》）。这个立刻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开来，对反农奴制起了宣传作用。《智慧的痛苦》写进步青年恰茨基从国外回到莫斯科，发现社会仍是一潭腐臭的死水，儿时的女伴也已堕落。他向这个社会发起猛烈抨击，结果被上流社会污蔑为疯子，他一怒之下再次出走。作者通过恰茨基的遭遇，说明了有才智的人在所遭受的痛苦。作品遵循了古典主义的原则，台词书面语和口语结合得非常好，有些已成为俄成语的经典，成为日常生活的谚语。《智慧的痛苦》里已出现“多余人”的雏形，主人公恰茨基有点象妥斯陀耶夫斯基《白痴》中的梅什金。格利包耶陀夫很清晰地反映了当

时文学的转向——转向现实主义。

十二月党人失败后，格利包耶陀夫因受牵连而被捕，但由于查无实据，于1826年获释，接着被任命为驻波斯大使，但是他相信对于本人这是一次“政治流放”。

在19世纪文学的空前繁荣中，各种流派方法都曾出现过，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等，持续过程中，成果最丰、影响最大的是批判现实主义。一般认为的批判现实主义30年代初诞生于普希金的笔下，40年代初在果戈理的创作及别林斯基的评论理论中得到确立。40年代-60年代一大批人共同把它推向繁荣。有赫尔岑、陀斯妥耶夫斯基、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谢德林、托尔斯泰等。这时，现实主义在欧洲正在衰落。70-90乃至20世纪初，批判现实主义继续发展，陀斯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使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达到高峰。随着社会运动的变革，运动更加激烈，思想也开始混乱，这时批判现实主义走向衰落，十月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取代批判现实主义占了主要位置。

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别称是“自然派”，它不同于19世纪中期法国的自然主义（它是实证派哲学下产生的写作思路）。自然派开始是布尔加林等对批判现实主义的蔑称，认为果戈里等在写作时专写生活的阴暗面，把无价值的东西写进去了，没有进行提炼，是诽谤现实。对果戈里的创作影响很大。别林斯基对它予以正面的阐述，认为作家们真实地暴露现实，他们的创作道路是文学发展的方向。别林斯基为自然派的发展在理论上理清、指明了道路，使“自然派”成为这时期批判现实主义的别称。

特征（与欧洲比较）：

（一）主题不同。的批判现实主义与民主运动密切相关，及时生动地反映运动在各个阶段的发展的状况和特点，深入揭露和批判沙皇及封建农奴制，表达最广大民众的意愿，这是基本主题也是主要内容。这种书写使作家大批受到官方，果戈理《钦差大臣》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写作，最后几乎在精神中死去；赫尔岑被长年流放；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生有20多年的苦役；陀斯妥耶夫斯基经历了绞刑前的恐怖，后又被流放，压力过大导致颠痫病；托尔斯泰，他在当时与尼古拉二世是两个最有影响的人物，他比沙皇的影响更大，动摇了尼古拉二世的统治，但沙皇迫于托尔斯泰的名气，不敢动他。但趁他不在搜查他的家，并在他晚年时开除了托尔斯泰的教籍。这些是统治中最灰暗的一面，这使作家更趋向人民—— 统治者的对立面。态度相对较缓和的屠格涅夫，后来长年在国外。即使他想与社会拉开距离，不想纠缠于这些矛盾中，甚至为此与一些作家决裂，但也及时反映社会问题。

（二）出现众多特有的人物形象系列。

①小人物形象。西欧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个人奋斗者，还有各种小人物（如狄更斯笔下）。也有小人物形象。如普希金的《驿站长》、果戈理的《外套》、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等，但与西欧作品里的小人物不同（可以做比较谈，从中探讨不同文化的背景）。

②多余人形象，这也可在西欧找到渊源，如拜伦笔下的人物、哈姆雷特，还有中国的贾宝玉、郁达夫笔下的人物等。多余人的形象集中出现在贵族文学阶段，最初完成的是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奥涅金；后是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里的毕乔林；赫尔岑《谁之罪》别里托夫；屠格涅夫《罗亭》里的罗亭；最后一个是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可以思考一下：⑴为什么这个形象在这里成批出现，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并且不断变化——退化，退到最后站都站不起来。⑵这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名字——多余人，却不是特有的，⑶他们的魅力在哪里？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在不同地区、不同作家的笔下出现？反映了人类的什么问题？海明威笔下的迷茫的一代，是不是与此相似？是不是触及了人类生活的某些共性？

③“新人”。1862年，屠格涅夫写了《前夜》，人们从这部作品中感觉到要出现“新人”。作品写贵族小姐叶琳娜不满于平庸的贵族生活，渴望行动，但她在贵族知识分子中找不到她的理想人物。后来她遇到保加利亚爱国志士英沙罗夫，这是一个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民族事业的青年。叶琳娜抛弃了贵族家庭，与他相爱，同赴保加利亚参加反土耳其压迫的，途中英沙罗夫病故，叶琳娜决心在军中作一名护士，以继承丈夫遗志。屠格涅夫在写这部小说时，正是大变革的前夜。车尔尼雪夫斯基又写了一群“新人”，他完善了“新人”，甚至将他们圣化，是超人。他们与“多余人”形成对照，取“多余人”而代之。在60年代即平民知识分子阶段占据主要位置。

④还有一个系列是“忏悔的贵族”，普希金笔下有早期的“忏悔的贵族”，“多余人”也有表现。最集中、最典型的是托尔斯泰《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

列文。

（三）系统的美学和文学理论。西欧缺乏及时的理论概括，批判现实主义是在总结评价文学创作过程中形成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他们注意创作动向，及时总结，在总结评价中形成了一套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文学、美学体系。这个体系的最显著的特点在于理论建设、创作实践以及与反农奴制社会运动紧密相连。

普希金（1799-1837），他与巴尔扎克同年出生，但只活了37岁，死于决斗。莱蒙托夫20多岁也是死于决斗。普希金在文学中的地位，用卢那察尔斯基的话说：“普希金是（文学）的春天，普希金是（文学）的早晨，普希金是（文学）的亚当。”别林斯基说：“在普希金之前，诗歌只不过是欧洲缪斯的一个聪明好学的小学生而已——因此那时诗歌的一切作品都更象是习作临摹，而不象是独特的灵感所产生的自由作品。但，由于有了普希金，诗歌便从一个胆却的小女学生一变而为一个天才的经验丰富的巧匠了。”他对俄罗斯语言贡献最大，他是第一个注意到民间创作并且把它介绍到文学里来的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还说：“每一个在初次学习伟大有力的俄罗斯语言、初次接近神圣的真正的艺术之源泉时从普希金作品中吸取过养分的人，心里都对他充满着感激之情。”如果没有普希金，长期内就不可能有果戈理，是普希金给了果戈理剧本《钦差大臣》题材。很多俄罗斯的作家都承认普希金是自己的精神开拓者，包括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

普希金祖籍是埃塞俄比亚人，是彼得大帝远征时的武将，后进入贵族社会，应该

说是俄古老的贵族；母亲是“彼得大帝的黑奴”汉尼拔的孙女。1811年普希金12岁时进入皇村中学读书，常和有反叛情绪的驻皇村的骑兵禁卫团青年军官交往。在皇村年代他就开始写作颂诗、哀歌、叙事诗、爱情诗等。大多数以友谊、爱情、大自然为主题，也有少数政治诗。普希金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俄罗斯的青春期，卫国战争的胜利使全国洋溢着热情，人们说普希金的诗“洋溢着美洒一样的青春热情”。 1817年，普希金在皇村中学毕业后，到彼得堡外交部工作，这时期，他的政治抒情诗《自由颂》（1817）、《致恰达耶夫》（1818）、《乡村》（1819）等，以手抄本的形式广泛传播。他要“声讨那皇位上的人”，是“反对派情绪的传播者”。因他的揭露制度的政治诗引起的不满，1820年5月被流放到南俄，在流放地，他继续写作，普希金青少年时就特别崇拜拜伦（莱蒙托夫也是），在这里他写出了一批浪漫主义的抒情诗，很有拜伦式英雄的特点。在《高加索的俘虏》（1820-1821）中，诗人力图再现当代英雄的典型特征，从醉心于拜仑开始，普希金逐步探索接近现实的道路。长诗《茨冈》（1823-1824）具有过渡性质，“茨冈” 是俄罗斯人对吉普赛人的称呼。作品描述贵族青年阿乐哥不见容于，跟茨冈人一起流浪，并作了茨冈姑娘真妃儿的丈夫。两年后，他察觉妻子另有新欢，怀着嫉妒和复仇的心理杀死了妻子和她的情人，此举遭到茨冈人的唾弃。在这首长诗的前半部，作者采用浪漫主义所常用的回到自然的主题，描写阿乐哥愤慨地批判城市文明的虚伪和对金钱的膜拜，在茨冈人中间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在诗中，作者以浪漫主义情调把茨冈人的生活和老茨冈的道德加以理想化，用茨冈式的自由生活对照文明社会，用老茨冈的道德对阿乐哥的利己主义。后半部写阿乐哥与茨冈人的冲突，在结尾，作者又指出，茨冈人的无拘无束的生活并自由幸福。这表明，作者已意识到浪漫主义主人公回到自然的愿望也是虚幻的。这部作品展开了一个新的主题：贵族青年意识到在贵族中没有社会里没有出路，于是另寻其它出路。这个主题一直到托尔斯泰还在

探讨，作品里依然有想改造的贵族。这时的普希金放弃了浪漫主义地解决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冲突的途径，也从这时起，他开始了《叶甫盖奥涅金》（1823-1831）的写作，并于23年写成了头两章。1824年，普希金与南俄总督发生矛盾，被继续流放，遣回父母的领地米哈依洛夫斯克村。在这更荒凉的环境里，普希金与世隔绝，埋头钻研历史、收集民间故事，写出一部“真正是俄罗斯的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写宫闱冲突（参见教材），这部作品在诗歌创作方面有很大进展，标志着普希金的彻底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

十二月党人被后，沙皇尼古拉一世大赦天下，普希金被召回。普希金希望沙皇能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自己能保持观点的性，一段时间他与沙皇关系不错，写了些颂诗。后来还是感觉到不适，沙皇监督他的思想言论，秘密也不断地纠缠他，幻想破灭，最终他于31年到了彼得堡。

早在1828年12月普希金在一次舞会上与娜塔利亚相识，当时她才16岁。30年 9月，普希金赴波尔金诺村处理田产，时值各地瘟疫流行，交通阴隔，于是在当地停留三个月，在这个秋天，普希金的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后面说）。31年5 月与娜塔利亚结合，在婚后，二人移居彼得堡。娜塔利亚被称为“彼得堡第一夫人”，连沙皇也对她很是关注，此时普希金32岁，沙皇让他做了宫廷近侍，这个位置一般是十七、八岁的少年担任的，沙皇想让他能随意进宫，好接近娜塔利亚。在追求娜塔利亚的人中还有一个贵族丹特士，他公开地接近普希金的妻子，连沙皇都出来干涉，让他结婚，但他娶的是娜塔利亚的姐姐，所以他们还是经常能见面（这与《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情节多么相似，而且最终结局也几

乎就是一样，都是与姐姐有关的人去追求或者说调戏妹妹，并杀死了与妹妹有关的人，而且杀人者都是些无聊、庸俗的人，被杀者都是充满热情与理想的人）。普希金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继续写作，创作中断。于是又有人嘲笑他江郎才尽，有人写文学匿名信，称他是“绿帽子协会的会长”。普希金一气之下，提出与丹特士决斗，第一次经人们多方劝阻才罢，情形继续持续，37年1月普希金再度提出决斗，在2月8日的决斗中普希金中弹，10日死去。普希金死后，社会上的反响非常强烈，莱蒙托夫作了《诗人之死》，这是他的成名作。娜塔利亚也一直是被人攻击的对象，到70年代有人做了一篇翻案文章，认为普希金死时，她才25岁，普希金要求她守寡2年，她则坚守了7年，后来与一个本分的军官结婚。

普希金中年以后好象患有忧郁症，这是由于①政治上由于与当局对抗，受到压抑；②家庭生活外部骚扰较大；③文坛上无聊的攻击（嫉妒）。普希金在中年时所谓的“江郎才尽”并不符实，他的创作量仍然很大，成果依然很高。在波尔金诺逗留的三个月他写出了4部小悲剧，6部短篇小说，约30首抒情诗及一诗《叶甫盖尼奥涅金》。6部短篇中的5个合称《别尔金小说集》，有《大风雪》、《村姑小姐》、《射击》、《棺材匠》、《驿站长》，《大风雪》、《村姑小姐》对沙龙文学的感伤、浪漫主义进行了讽刺性的摹拟；《射击》、《棺材匠》、《驿站长》则形成了散文中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这些小说实践了普希金的关于散文的原则：“准确和简洁，要求思想和思想。”它们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原则为果戈理及“自然派”按受。《驿站长》叙述一个小驿站的站长辛酸的一生，驿站长维林忠厚老实，遭到过往的欺凌，他的女儿被一个骠骑兵拐走，他想找回女儿却未能成功，后悲愤死去。是文学中第一篇描写“小人物”的作品，写小人物的精神心灵，为他们发出不平之鸣，反映出作者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样的形象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不断出现。“波尔金

诺之秋”是不断的为人称道时期。婚后头几年，普希金的写作暂停，后来又创作了长诗《青铜骑士》（1833）、中篇小说《黑桃皇后》（1835）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1833）、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1837）。《上尉的女儿》（参见教材）以普加乔夫为背景，是为普加乔夫翻案的第一篇文章，写出了普加乔夫人格、精神的魅力。普加乔夫的有很大效果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以人格魅力感染人。普加乔夫重情重义，知恩图报，他到哪都很欢迎他，更不用说老百姓。他主要是对平等自由的追求，作者给他的评价都是正面的，但作者对本身不赞成，这点作品中也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作品写了一友谊线一条爱情线，爱情线最终依赖于友谊线（“我”和普加乔夫），友谊保障了“我”和上尉的女儿的爱情的完成。黑桃皇后有很强的神秘色彩，哥特式色彩，与普希金一贯的写作风格不一致。当代研究有人探讨作家后来的心态，结构主义用形式主义（指一种忽视作品思想内容，强调形式至上的创作倾向和理论倾向。其主要特征是把文艺当作无意义的形式游戏，单纯追求抽象、奇特、怪诞的表现形式。唯美主义、构成主义、立方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都把形式主义作为其创作理论和创作方法的一部分）的方法对它的语言进行研究，想以此来破译作者的内心。普希金晚年还写了很多评论，不仅是对作家，对欧洲许多作家也都有很有见地的评论。他还办了《现代人》杂志，刊登评论——后被涅克拉索夫接手——作为民主的阵地。这些情况都表明普希金的晚年也很有建树。36年，诗作《纪念碑》是对自己的遗言，其中对自己的作了充分的肯定，最后几句：“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它现存的一切语言，都会讲着我的名字……”

《叶甫盖尼奥涅金》（1823-1831，33年出版）诗体小说。中心人物奥涅金，“多余

人”是赫尔岑第一次讨论《叶甫盖尼奥尼金》时提出的，高尔基说：“整个19-20世纪，甚至到18世纪后期，整个俄罗斯作家都在写多余人。”

达吉亚娜，在文学史里达吉亚娜与安娜同样著名，从民族习惯上来讲人甚至更喜欢达吉亚娜，她保持着最纯粹的俄罗斯性。达吉亚娜出身贵族，当时社会有一特点，就是特别欧化，这是从彼得大帝时开始的。达吉亚娜在这样的环境中，保持非常纯正的俄罗斯性，作者特别强调她的这一点，首先是从名字上，“这个名字使人想到老妈子、丫头”，她虽是贵族，但远离都市，达吉亚娜远离浮华的都市，呆在偏远的平和的民风纯朴的大自然，她读了大量的书，知识文化的积淀很丰厚。她成年后还是非常相信民间的迷信的东西，不仅是乡间，四周的生活对她也有很大的影响。她的奶妈就是农奴出身的人，达吉亚娜精神的源泉就来自于她。作者用各种因素为她构筑一个纯粹的俄罗斯的自然环境，作者也说：“这是一个纯俄罗斯的人。”与奥涅金相比，作者在不动声色中把她的悲剧性写得很有感染力。她的性格就是很悲剧的，她对精神生活、情感生活物的要求特别专注，与她的妹妹奥尔迦比较这点就更突出。普希金说她是“美的圣象”，但她的外表并不引人注目，相反她的妹妹却很美。但达吉亚娜有一份深沉的独特的内心世界，这与安娜有点象。另外，她纯朴、自然、坦诚，这在当时的贵族女子所没有的——她们比较做作。她一下子就发现了奥涅金的不同凡响，一往情深地爱上了奥涅金。她直接把自己的感情写信告诉了奥涅金，奥涅金的到来就是她悲剧的起点，平静的生活就此被打破，初恋的激情化作屈辱的单相思。奥涅金追求她的妹妹，非常真诚、单纯、善良的未婚妹夫连斯基在与奥涅金的决斗中死去，连斯基的死长久地分开了达吉亚娜和奥涅金。妹妹紧接着出嫁。青春的梦想幻灭了，在那时身为女人，全部的使命就是出嫁。达吉亚娜屈从于老母亲的眼泪和恳求，嫁给了一位年

老身残的将军（这是最悲剧的），因为对于她来说，既然不能不嫁一个人，那么不管嫁谁都是一样的。达吉亚娜被迫进入彼得堡的上流社会。普希金说：“我也没想到达吉亚娜后来出嫁了。”她认为上流社会的生活是化妆表演，时时怀想起乡村的生活，想起奶妈，但却不能回去。奥涅金从国外回来见到她，一下子为她倾倒。在那个环境里她依然沉静大方，魅力如故：“不可靠近的女神样的将军夫人。”但达吉亚娜却拒绝了他。她打开奥涅金给她的信时泪流满面，奥这时闯进来，但她还是拒绝了他。对于达对奥涅金的拒绝，有人认为这是败笔，因为达吉亚娜还爱着奥涅金。有人认为这表现了作者家庭观念的陈旧、保守及女子不能行动的弱点。其实普希金这样处理是对的，①达吉亚娜看穿了奥涅金此时的狂热和执着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纨绔性，是上流社会的爱情游戏。她说：“我的荒唐失足会被所有人传为笑柄，这也使您炫耀为情圣。”②她纯洁真挚的个性使她很难过二重生活。那时上流社会没有离婚之说，接受奥，就意味着要过妻子、情人的生活，要时刻注意隐瞒，以她的性格，她做不到这点。所以，她虽为自己的初恋的感情而激动，但还是理智而珍重的拒绝了奥的爱情。普希金对她的理想在于她体现了一种俄罗斯人民的力量和民族的气质；她的追求不只是个人的，而是整个俄罗斯的。达吉亚娜，一是突出的俄罗斯性，一是人物的悲剧性（这一点又是个性和环境所致）。

艺术特色（价值）：《叶》是俄罗斯文学中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从写作形式看，这种诗体小说不是作者首创，拜伦是这种诗体小说的创造者，《堂璜》就是这种形式的代表作。这种讲故事的格调、现实描写中的散文与诗的混融、诗人谈起自己的那些插笔，并且尤其是，这种诗人在其作品中作为一个角色的过于显然的存在，这些都是出自于拜伦的。但除格调和形式外，普希金创作了一部纯粹俄罗斯风格、俄罗斯内容的作品，别林斯基说：

“在他之前从未被触动的生活泉涌而出。”赞叹他俄罗斯内容的丰富性、多样性，从都市贵族场到乡村田园，“是俄罗斯的百科全书”（别）。形式上在具体写作构成上有独特的创造，①最突出的是以对应手法形成的完整匀称的结构。作品写了2个没有实现的爱情线，奥涅金与达吉亚娜，这是主线；奥尔迦与连斯基，这是副线。两条线的展开形成对角，主线上女方动情，一往情深地投入；副线上男方执着，不惜牺牲生命（因奥涅金挑逗奥尔迦引起连斯基与奥涅金的决斗）。两条线从两个角度展开，形成对应。主线自身发展又形成戏剧性的对应，先是达吉亚娜追求奥涅金，结果听到的是一篇冷冰冰的教训和拒绝；后面奥涅金狂热虚荣地拜倒在达吉亚娜的面前，却遭到达吉亚娜的严词拒绝。在细节上也一一对应，达吉亚娜追求奥涅金时写了一封信，奥涅金追求达吉亚娜时也写了一封信，信寄出后双方都有一段很真诚的告白。达吉亚娜的信是倾诉，奥涅金的信是沉痛的忏悔，对应中有变化又有协调，构成诗的韵律感、节奏感。诗体小说达到这种效果需要很高技艺，而且作品写得很自然。《神曲》是作者有意的，这篇显然也是，但读起来却使人感到到这是人物命运使然，没有作者的人工痕迹。对应还表现在人物性格上等等。②叙事角度灵活，不断变化。作品用三个思路极富感情地对上下文相互呼应：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作者直接介入叙事，对主人公的行为和内心世界的分析和评价，进行抒情、议论、品评人和事；假想读者的共同参与，假想读者也进入作品对人和事进行评论。这些灵活的角度使表达上更加灵活，多方表达使作品更加丰富多采。视角也是20世纪文学感兴趣的内容之一。③“奥涅金诗节”。别林斯基曾说，当时的连一部象样的散文体长篇小说还没有的时候，普希金就用诗体写出一篇小说，其成就是辉煌的。为写《叶》，普希金吸收了流行于欧洲几个世纪的十四行抒情诗体，结合俄语词汇的音韵、音节、重音等特点，再按小说叙事的特殊要求创立了一种工整、周密、和谐的诗歌形式，被称为“奥涅金诗节”。它优美而舒畅，具有节奏感、

富于音乐性。

《叶》是一部真正名副其实的历史的长诗，虽然它的主人公中没有一个历史人物，普希金知道史诗的时代早已过去，他要写的是当代的社。他不仅从生活中抽取了一些诗意的瞬间，他还抓住了生活的全部的冷漠，全部的平淡和庸俗。

普希金在的地位：卢那察尔斯基说：“普希金是的春天，是的早晨，是俄的亚当。”强调了普希金独一无二的地位。①普希金出色地继承发展了俄罗斯文学的民族遗产，创造了成熟的俄罗斯民族文学。别林斯基说：“在普希金之前，诗歌只不过是欧洲缪斯的一个聪明好学的小学生而已，由于有了普希金，诗歌便从一个胆却的小女学生一变而为一个天才的经验丰富的巧匠了。”②普希金各种各样的文学种类、样式都有尝试，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戏剧《鲍利斯戈都诺夫》、小说（短、中、长）、诗歌（叙事、讽刺）等。③他在写作风格上既是浪漫主义的宗师，又是现实主义的奠基人。冈察洛夫说：“他是一切种子的预开”，高尔基说：“一切基础的基础。”④普希金使俄罗斯的语言成熟，他视改革文学语言为头等重要的民族任务，建立了以人民口语为基础的文学语言。

果戈理（1809-1852），他比普希金小十岁。屠格涅夫说：“他不仅是一位作家，他让我们认识了我们自己。”他对人们了解了俄罗斯乡村的民族性很有重要性。当时的作家大都把重点放在贵族上，果戈理对农村的描述是无与伦比的，当时的俄罗斯是个农业国，从这个意义上，屠格涅夫说：“他是第二个彼得大帝。”他用文学方式来展现俄罗斯的民族性。地位：①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他不但是散文（广义的，相对于韵文）之父，而且很快

就使散文超越了诗歌，占有绝对优势，这优势直到现在还是保持着。”在此之前，文学主要是诗歌，有普希金、莱蒙托夫等。果戈理的创作时期被称为“文学的果戈理时期”。②这个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普希金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开头，到果戈理这里，已经成熟。果戈理在普希金的现实主义里加入了强烈的批判的成分，这些都是在普希金之后的推进，并且他的批判性独具个性，在中国的影响也很大。中国最早翻译《死魂灵》的是鲁迅，“四人帮”之后，上演的喜剧《假如我是真的》就来自《钦差大臣》。

生平和创作：果戈理出生于外省一个地主家庭，他的童年时代是在父亲的庄园度过的。他的父母是老夫少妻，但很甜蜜恩爱，他早年写乡村小地主的单调寂寞却又甜蜜的生活即由于童年的影响。他的父母有一个爱好，就是爱喜剧。果戈理继承了这一点。少年时代他已熟悉了百姓的生活和乌克兰乡村的习俗，并爱好乌克兰的童话、歌谣和传说。果戈理兄弟两个，10岁时弟弟去世（临死前精神几乎崩溃），这使他大病一场，此后性格就非常忧郁。16岁时父亲去世，这更使他沉默寡言。但他对戏剧的兴趣很高，他在中学时担任校戏剧导演、美工等，并在剧中扮演老头儿和老太婆的角色，表现出非凡的演员天才。28年19岁时他在高级中学毕业，到彼得堡求职，得到了一个文字抄写的小公务员的职务，《外套》就写这个。这种职务使心灵敏感的果戈理十分痛苦，他亲身遭受到贫穷小职员的痛苦命运。由于收入较低、地位低，两年后，果戈理摆脱了这个职位。30年，发表了第一篇中篇小说《比萨夫留克，或伊凡库巴尔前夕的夜晚》，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使果戈理开始与彼得堡的文人们接近，这时他认识了茹可夫斯基（俄浪漫主义作家第一人），做了贵族中学的教师。31年他结识了普希金并成为莫逆之交，他把普希金尊称为他的前辈和老师。普希

金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太大的帮助。果戈理极度敏感，这导致他常陷入怀疑，甚至对他自己的创作也是如此，这就需要了解他帮助他的人。普希金帮助他建立了信心，并为他的写作提供素材，他想写喜剧，普希金给了他素材，2个月后，有了《钦差大臣》。普希金是最早承认他的才华的人。34年，果戈理在彼得堡大学担任通史教授，但他对教学工作感到失望，35年便离开了。此后他专门从事写作。

果戈理31年出版的《狄康卡近乡夜话》，这是他的成名作，从这部作品中可看出他这位现实主义大师的起点是浪漫主义的。这部小说集可以说是一本乌克兰民间故事集，其中有很多神话、传说、童话，是对自己早年故乡生活的回忆，充满浪漫主义的思想，情调乐观、轻松，欢快，情节扑朔迷离，风格幽默中透露淡淡的忧郁和愁情。35年他写了《密尔格拉德》中篇小说集，包括《旧式地主》、《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或叫《两个伊凡吵架》等。《旧式地主》以宁静的史诗风格叙述卑微琐碎的人生故事，达到令人啼笑皆非的讽刺效果。写一对老地主夫妇，家产不算丰厚，生活寂寞，但又很和谐，二人相互依存。老太婆整日为老头儿弄吃的，老头儿就从早吃到晚。他们除了吃就是睡，此外对什么也没有兴趣。古老的宗法制庄园日益荒芜，而主人们也无声地死去。果戈理把细节写得很好，作品中带有嘲讽和幽默，但又有淡淡的愁情、哀怨在其中。《两个伊凡吵架》写两个都叫伊凡（一个胖伊凡，一个瘦伊凡）的体面绅士，本来非常要好，两人每天都请安问好，亲密无间。后来为一杆猎反目成仇，成年累月地争吵和打官司。在这两部作品中，果戈壁理以幽默讽刺的笔调描写了宗法制度下的地主的无聊、空虚、浅薄和庸俗的生活，但也带有温情和留恋。作品的嘲讽和批判很清楚，但鞭鞑是“含泪的笑”（别林斯基），笑的鞭鞑，却总有一种忧伤，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有人谴责他，认为他太

无聊、琐碎，去关注那样的细节。别林斯基给他很高的评价，称他为“文坛的盟主，诗人的魁首”，而且把果戈理和普希金并列，认为是文学的泰斗。

40年代中期，果戈理完成了《彼得堡故事集》（1835-1842，《外套》就在其中）。果戈理在彼得堡生活了近10年后开始写《彼得堡故事集》，其中有《狂人日记》、《外套》等。《狂人日记》写一个削鹅毛笔的小官吏（可与鲁迅《狂人日记》比较），一生为长官服务，收入却不够维持温饱。他原以为长官具有崇高廉洁的品质，后来却发现“一切最好的东西”都被这些“大人”霸占了。他痛苦的质问“为什么要分成许多级”，终至发狂，宣布自己是西班牙皇帝，要向大人物报仇，结果他被关起来。作品揭露了官僚等级制度，表现了对小人物的同情。果戈理在写乡村地主时，感情上更接近些，写官场，他的鞭鞑更有力些。关于《外套》，陀斯妥耶夫斯基评价说：“我们都来自《外套》”。果戈理写小人物，与普希金有些差异，果戈理能比较自如地加上喜剧性，如他的人物的名字为巴士马骑金，意为“鞋子”。《外套》里的主人公是一个抄公文的小职员，几十年来任何一个人，不论是上司还是下属都可让他抄公文，曾经也有人想请他草拟公文，可他却写不出来了。长期的机械劳动使他的工作能力、生活能力褪化。他节衣缩食，好不容易才做了一件外套，这成了他生平唯一的快乐。但不久外套被人抢去，他央求帮助，却挨了顿臭骂，从此一病不起，终于死去。作品对外套的“得”用了很多细节，写他为攒钱，踮着脚走路以减少鞋子的磨损；回家后就把衬衫脱下来；不敢点灯；这样终于攒下钱做了外套。他穿上新衣服后，精神特别亢奋，到单位人们对他的感觉也都有所改变，同事请他吃饭，就在回来途中衣服被人抢走。他到处申诉，却受到训斥，受惊吓后死去。死后，他的灵魂大闹彼得堡。《外套》是继普希金《驿站长》之后对俄罗斯人道主义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杰作。

在写《彼得堡故事》集的同时，他也写出了两部划时代的巨著，《钦差大臣》和《死魂灵》。喜剧《钦差大臣》写于1835年，36年上演，轰动一时，连皇帝尼古拉都去看。排版印刷时工人笑得连铅字都拿不住，掉到地上，全社会都在笑，但笑过之后是狂暴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果戈理被迫逃往国外，侨居巴黎、罗马等地。在异国，他很快就调整过来，在国内时，他就有个计划，要写全。42年，果戈理在意大利完成了《死魂灵》第一部，这本书出版后更是受到了攻击，说他非常下流，“为什么总是描写生活和人类的肮脏的后院？”不得已，果戈理再次出国，这一次他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变化。狂热的牧师向他进行说道，后来他转为虔诚的东正教徒，还专门去耶路撒冷朝圣，再反思自己的写作，这时他认为根本问题是人性的问题，而且想是不是作品中写了太多的阴暗面。在《与友人书简》中他表明他对社会对人的问题的态度思想的改变，强调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并进行自我检点，认为作品有很多错误，《死魂灵》表现了自我的无知，满是漏洞，自我批判非常深刻。《死魂灵》第二部的写作就改变思想路径。别林斯基这时已快去世，他非常生气，斥责果戈理改变信念是一种背叛。而当初在果戈理很困难时，别林斯基曾给他支持，别林斯基的斥责使他更是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他坚持写了第二部，但不满意，两次把手稿扔进壁炉。第一次烧过后，他失声痛哭，52年又烧了一次，这时他几乎精神失常，10天后去世。

果戈理的作品是喜剧，但他的生平却很压抑、孤僻，最后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最终导致。他的一生没有婚姻。卢那察尔斯基说：“果戈理的命运是可怕的。统观全部俄罗斯文学史，大概很难设想还有什么更富于悲剧性的人物了。由于果戈理同时又是的笑的能手，因而他那特别的黑色的侧影就更是令人感到戚然。”（他还认为果戈理的热衷功名都到了病态的程度）。

《钦差大臣》中没有正面人物，但作者说“从头到尾有一个沿着的正直的、高尚的人物”，就是“笑”。即是理性，嘲讽，鞭鞑黑暗。

艺术上的构成，话剧导演大师丹钦柯认为是“无与伦比”。作品结构精炼，戏剧动机单纯，由一个误会构成全篇，误会解除时，戏剧结束，全剧最后一句话与第一句话相呼应。全书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提出契机：“钦差大臣就要到了。”从而引出一场误会。官僚们惊惶失措把一个偶然路过的落魄的浪荡公子、彼得堡的十二等文官赫列斯达科夫误认为是钦差大臣，争先恐后地巴结他，向他行贿，甚至把女儿许配给他。这个误会构成了一个控制全剧的喜剧张力：紧张（人们都担心自己的丑行败露），并推动全剧的发展。直到全剧结束：“钦差大臣驾到。”使控制全剧的戏剧张力解除，但同时一个新的张力又开始。吸引观众的还有悬念，从一开场观众就知道那个钦差大臣是假的，但剧中人不知道，悬念就发生在观众对剧中人由“不知到知”的期待中，这个过程中发生观众对剧中人“不知”的嘲笑。

果戈理作品中批判力度最大、最犀利的是《钦差大臣》，它绘出一副群丑图，赫尔岑说这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官吏病理解剖学教程”。出场人物没有正面的，作者想把俄罗斯全面丑恶集成一堆。果戈理其它作品里的笑都包含泪，而《钦差大臣》里的笑毫无怜惜。

《死魂灵》（1942）是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诗体的，而且批判的立场、角度不是太鲜明。作者本来的创作意图非常宏大，他在给普希金的信中说“要显示出全”，准备写三部，但只完成了第一部，因精神危机，第二部写了几次都烧了。第三部没有能够动手。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统计，人死了以

后，必须在下一次统计中在册上勾去。为鼓励土地开发，规定若有一定量的农奴，可给他份土地，所以才有情节上的乞乞科夫去买死魂灵申请土地。题目的意思是双关的，在俄语里，农奴和魂灵是一个词，“死魂灵”既指那些实际上已经死了的，但在法律上还活着的农奴，也指小说中所塑造的几个地主形象，是活着的死魂灵。作品中的玛尼罗夫、诺士特辽夫等的生存状态都显示了这一点。

作品最有价值的还是人物形象的刻划。按乞乞科夫“走访” 的顺序，小说刻划了五个各具鲜明性格特征的地主形象。作者给自己造了一个难题，因他要刻划的都是地主、农奴主，这样同一类型的形象在他的笔下却显示出完全不同的特点，非常生动。

乞乞科夫到乡村后，第一个遇到的是玛尼罗夫，懒惰爱幻想，严重脱离实生活，自以为贵，实则空虚庸俗，总是下副笑眯眯的、甜腻腻的傻相。此人一看上去象是热情可爱、文雅谦和、多情善感的人，开始都会赞叹：“这是个多么可爱而出色的人呵！”但相处下去，仔细同他谈一谈就会发现他“不是鱼，不是肉，既不是这，也不是那”一类的没有自己观点的人，就会感到无聊得要命，“呸！这是什么东西呀！”他什么都不清楚，也不管自己的事业，听任农奴去处理。他的身体、情绪都很好，整天把吸过的烟灰一堆堆排在窗台上，书房里一本打开的书，看了两年才翻到14页，不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日夜为祖国操劳着。他极度空虚无聊、懒惰，性情和为人都没有问题，但生命的活力已经丧失。后来有用玛尼罗夫主义嘲讽那些不务实、爱空想的人。他多情善感，“在应酬态度上，他总显出些竭力讨好对方的欢心的模样来”。他对周围一切人和事都表示满意，都容易动情，因此他和乞乞科夫一见如故，泪光闪闪，认定乞乞科夫是个“有教养的人”。所以乞乞科夫的目的很快就达到，

他笑眯眯地捧着抄写很工整的死农奴名单送给乞乞科夫。

第二个人是女地主科罗潘契加，精明务实，她是努力适应资产阶级世界的典型。她没有任何温情，极端闭塞，从不过问庄园外的事，却善于经营，一心积聚财产。她性格吝啬、顽固，精明，会算计，为人机警、尖刻，是个十足务实的人。乞乞科夫向她购买死魂灵，她虽闻所未闻，但她本能地认为，既然有人要买，那大概总是有利可图的事。然而她又不了解行情，因此她不愿立刻脱手，想等打听到价钱再卖。她情愿把面粉、蜂蜜等卖给乞乞科夫，因为这些东西有价格，脱手出去，不易吃亏。乞乞科夫自称是“办差”的后，她想以后同官府做大买卖，就立刻成交，还请乞乞科夫吃了顿丰盛的早餐。她是穷乡僻壤的地主典型，虽孤陋寡闻却生财有道，十分务实。

诺士特辽夫则是地痞无赖，整天花天酒地，浪荡胡闹，不讲信义毫无道德。他家最有活力的是一大群狗，他把自己比作狗的父亲。作者对其他地主或多或少还有一定的感情，但对他毫不留情。他是个惯于吹牛的人，而且好不着边际的撒谎，《钦差大臣》里的假钦差的撒谎还有一定的被动性，是有目的的，诺士特辽夫的撒谎则毫无目的，是纯粹的本性，吹牛是他的一种本能。一开始看坦白、直爽，他好象是个豪侠之士，其实他吃喝嫖赌，声色犬马，是蛮横无赖，近乎乡间恶少，任凭庄园荒废，家产破败，是、斗殴和酗酒的好手。他和乞乞科夫的会见，开始显得慷慨好客，继而以打架告终。乞乞科夫这样一个混世人物，彻底被他打败，差点死掉。他猜测乞乞科夫要买死魂灵必有图谋，便以死魂灵为赌注赢他的现金，逼与乞乞科夫与他下棋，后又耍赖，不肯认账，乞乞科夫在挨了他的痛打之后匆忙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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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巴开维支是农奴主，生意人。在乞乞科夫的横眼一瞥中，他觉得梭巴开维支“象一匹中等大小的熊”，长相、肤色像熊，“脚步很莽撞，常要踏着别人的脚”。他有着跟熊一样的壮实的体格，更有像熊那样凶残的心理。面对他人们会有巨大的压力，有很强的威胁感。他贪婪好吃，吃相象牲畜一样难看，整羊整鹅的吃，“连骨头也嚼一通”。乞乞科夫暗暗叫他“杀人凶手”。他和玛尼罗夫相反，怀疑一切人，对周围的一切人和事都带有强烈的仇恨。他排斥一切事情，只对自己自奉其高，墙上挂的画是希腊的男女英雄们，那些女英雄们的大腿比男人的腰还粗——这也反映了农奴制后期人们对一切都有怀疑、戒备。他也很精明，乞乞科夫要买死魂灵是，他一下把价格提到200卢布，死的当活的卖。他把死的各农奴的家境、年龄、品性写得很清楚，还有备考。趁乞乞科夫不备，把一个女农奴的名字塞进名单中（女农奴是一钱不值的）。梭巴开维支是农奴主和生意人的综合典型。

最有特色的是泼留希金，这也是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吝啬鬼的形象，作者把他排在最后是有用心的，贵族地主们彻底毁灭，聚敛财富的欲望最强，但积聚财富的能力却完全丧失。他家道殷实，农奴上千，但却过着乞丐的生活。乞乞科夫看到一个身影，却分不清男、女、人、鬼，进屋才发现是男主人，衣服都烂成了几条布，用梭巴开维支的话说：“这样的吝啬鬼，人是想也想不到的。囚犯的生活也还要比他好；他把所有的家伙都饿死了”，死去的农奴多得“象蝇子一样”。他是最大的地主，有成排的农奴屋，有的屋子连屋顶都没有，有的也象筛子。他贪得无厌，爱财如命，就是破铜烂铁，一片破衣裳，一块碎铁，都要捡起来抛到自己的仓库里去。别人忘在外面的东西一到他的手里，就再无归还之理；他走过的道路，就不用再打扫。泼留希金一面贪婪聚敛，一面却是社会财富的最大破坏者。他地窖里的面粉硬得象石头一样，要用时只好用斧头去劈下来；“麻布，呢绒，以及手织的布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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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它不化成飞灰，便千万不要去碰一下”。为节省开支，他断绝了与所有人的来往，包括儿子和女儿，女儿带外孙来看他，但只有一次他把两个外孙抱到身上颠颠，给他们两个拣来的扣子作玩具。乞乞科出钱买他的死农奴，他称乞乞科夫为“救命恩人”，狠狠心拿出半块霉饼干来招待他，一再乞求乞乞科夫多给几个戈比。作者还描写了他的庄；园，把他的家写得象个坟窟，整个庄园破败不堪，一片荒芜，门上和墙上，生满着青苔，窗子歪斜，窗洞用破布塞着，农奴们大批死亡，逃往异乡。泼留希金的庄园，好象的一个缩影，在这里，作者是怀着忧伤的感情来描写它的。

这五个形象是同一类却各具特色，作者想展现全俄罗斯，确实也几乎把全俄罗斯都写出来。

乞乞科夫是中心人物，他在结构上起着①贯穿的作用，②他也是那些形象的补充。作为新人物、冒险家、投机分子，他有两个特点，一是混世的才能，一是投机谋财。他出身于贵族，后家道中落，父亲给他两个忠告：尊敬上司（父亲说：“是要紧的是博得你的上司和老师的欢心”），聚财（“钱是永远不会抛弃你的”，“只要有钱，你想怎样就怎样，什么都办得到，什么都做得成”）。他能获得优秀毕业生的文凭，是因向老师告同学的密。科长有个女儿，麻脸，嫁不出去，他喊科长“爸爸”。他很会混世，他到哪人们都很喜欢他，他的混世还表现在与那些地主的相处上，他对不同性格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得心应手，玩弄他们于股掌之上。在多情善感的玛尼罗夫面前，他表现得洒脱文明，自己几乎也成了玛尼罗夫，结果对方白白送了他一批死农奴。在狡猾多疑、贪婪的女地主科罗潘契加面前，他软硬兼施达到目的。和蛮横无耻的恶棍诺士特辽夫打交道，他再三声明“你得预先约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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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允许我”。与精明的梭巴开维支变买卖，他先是小心翼翼，迂回试探，然后长时间的讨价还价，绝不吃半点亏。到吝啬鬼泼留希金处，他又一再表示愿意“吃亏”，情愿负担农奴的人头税。在谋财上，他锲而不舍，作者最后还是让他彻底失败（他在省城办完手续，被人当作富翁时，有一个地主无意中揭露了他买死魂灵的秘密。他混不下去，只好偷偷溜走）。他的存在，社会的画面就有了很大的补充。

果戈理作品的艺术特色：

（一）“含泪的笑”。笑属喜剧范畴，一般笑可引发主体的优越感，意识到自己高于对方。通常喜剧的笑是保持距离、置身度外、居高临下的。果戈理的作品如《旧式地主》最后也是笑，还是喜剧，却还有悲剧意识，是设身处地的感同身受，带有悲悯的情怀，“笑”就不是那么轻松，很难激发优越感。他写小人物读者也会笑，《外套》里的主人公的攒钱，《旧式地主》里那对老地主的生活细节，都令人们笑，但笑时怀有悲悯、同情，再如他写到一些可怕的人物如诺士特辽夫、梭巴开维支、泼留希金等，人们也会笑，但笑过之后却有种恐惧，正是这些可笑的人物却是社会的主人，统治着世界，所以笑过之后又有深沉的恐怖和忧虑。有些笑带有自嘲的意味，“我们某些情况下都是（《钦差大臣》里的人物）”。人们认为果戈理喜剧中的幽默有黑色幽默的意味，在极度的恐怖、绝望、无奈、忧虑之下以笑来缓解。黑色幽默也称绞架下的大笑。

（二）喜剧性的表现手法、形式。喜剧性贯穿着他的全部创作，主要通过一些独特的手段来表现。①善于利用细节、利用偶然事件来造成喜剧效果。如《钦差大臣》里对假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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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赫列斯达科夫的误会；《外套》的主人公外套的被抢，偶然性背后有生活的真实。还有胖伊凡泡脚的细节，瘦伊凡吃甜瓜，吃完后把瓜子收集起来包好，写上此瓜食于某日，或与某人食于某日。还有玛尼罗夫排列的烟灰。②善于夸张，有性格的夸张，如那对老地主的吃，从早上吃到太阳落山；《死魂灵》里玛尼罗夫的关于幻想（他在送走乞乞科夫后，“他想着友谊的幸福，倘在河滨上和朋友一起过活，那该多么有趣呢。于是他在思想上就在这河边造成一座桥，又造成一所房子，有一个高高的眺望台，从这里可以看见莫斯科的全景——”）；写玛尼罗夫的多情善感（有一次玛尼罗夫与乞乞科夫在城里相见，二人拥抱，热烈接吻足足有5分钟，以至于门牙都痛了一天）；泼留希金的悭吝。还有些场面也用夸张。如《钦差大臣》里最后乱成一堆，人们都在责备谁先把赫列斯达夫当作钦差，这时有一宪兵上场喊：“钦差驾到”，作者写此时静场一分半钟。③语言也很精彩。如，泼留希金一见到乞乞科夫就诉苦，就如何穷困，当听到乞乞科夫为他解困，来买他的死魂灵（因死人也要上缴人头税），他连呼“我的上帝，我的救主”，并请他吃饭招待他，拿出一瓶酒，“这是我亡妻做的，不知有多少苍蝇、蚊子落进去，我把它捞出来，现在干净了。”一还有一篇写一对地主少爷小姐相亲，男的说：“今年的苍蝇真多呀。”“是的，哥哥用好的鞋底做了苍蝇拍，可还没打完。”

在果戈理的笔下有大量的黑暗的场景，但作者却未丧失对国家的信心，他在《死魂灵》里运用了一些抒情的插笔描写俄罗斯，把俄罗斯比喻成“飞驰的三驾马车”，希望俄罗斯能摆脱这些污泥浊水奔向光明的未来，非常有名，人们后来常用，表现了他对祖国的信心。他还写出了一些哥萨克民族英雄的形象，《塔拉斯布尔巴》别林斯基说“可与《荷马史诗》比较”，写为了祖国的各民族团结，共同抗击外来侵略，写了民族英雄的剽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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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只活了27岁的莱蒙托夫，长期旅游的屠格涅夫，为民族献身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没时间再说。

“多余人”：在为什么长久地魅力？

我国的魏晋狂士，贾宝玉别号宝贵闲人、混世魔王、无立足之地者。父亲骂他，平民们则喊他宝二爷，他讨厌男人，在女人群里也无作为，归宿与多余人相似。他也看穿了外界，自己陷入厌世、遁世，把原来价值系统抛弃，又不能建立一个新的支撑，他是高级知识分子，敏于感受，勤于思考，主客观缺乏行动的条件，导致无所作为。多余人在文学中一再出现，高尔基说：“与其说这是文学影响的力量，不如说是历史过程的统一。”往往出现在价值重组的阶段。还有多余人反映了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特别是知识分子生存的困境：如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多余人有极强的自我意识，有时表现很强的优越感，这使他们很难与周围的任何一个群体协调，但他们又很难把个人主义贯彻到底，有时做些事情，但又进行自我批判，个人主义不能坚持，与群体又不能协调，整个人类都有这种困境，人类是整个动物中最敏感于孤独，又很难群居。随着文明加深，越来越突出。还有知识分子常面对的：出入不定，进退失据（出世、入世）。一方面对现实的俗世进取无兴趣，不求闻达，但又明显表现出不甘寂寞。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互补，若做好可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是想入世，儒家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想出世，用庄子的知其不可而安知天命。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很通透，但具体操作起来很困难，不需要很强的意志，却需要一种精神视野和情怀。时进即进，时退即退。多余人在这个问题上未处理好，也是人类尤其是知识分子可能会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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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多余人绝不仅仅是19世纪中文学特有的现象，虽然这个名词在那时产生，虽然那时有这样一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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