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录学简介 1、什么是目录学 2、目录学的分类 3、目录学的作用
目录的两大要素：分类；编目
1、什么是目录学
我国古代传统目录学有着悠久的历史。目录一词，据现存文献，首见于班固《汉书·叙
传》：“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
此 “目录”实指“目”和“录”。“目”的含义是篇目，即一书的篇和卷的名称。“录”把叙录，即对一书的内容、作者生平事迹，对书的评价，校勘经过等，作扼要的介绍的文字，二者合起来称为目录，或曰书目。
图书目录，可以说是随着书籍的出现而产生的。《七略》称“《尚书》有青丝编目录”，
是指《尚书》还处在简策阶段时的目录。《周易》“十翼”中的《序卦传》就是《周易》一书的目录，《诗经》的“小序”，《吕氏春秋》的“序意”，《淮南子》的“要略”，也都是各书的目录。可见目录就是把一本书的篇名和说明编次、
汇集在一起，它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
各个历史时期关于目录的称谓有所不同。有的称“录”，如西汉刘向的《别录》；有的称“略”，如刘向子刘歆的《七略》；有的称“志”，如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唐魏征等编的《隋书·经籍志》，宋晁公武之《郡斋读书志》；有的称“簿”，如晋荀勖之《晋中经簿》； 有的称“书目”，如晋李充之《晋元帝四部书目》；有的称“书录”，如唐毋煚（jiong）
的《古今书录》；有的称“解题”，如宋陈振孙所编《直斋书录解题》；有的称“考”，如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和清朱彝尊《经义考》；有的称之为“记”，如明末清初钱曾《读书敏求记》；有的称为“提要”，如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 目录学的界义，古今有数说：
一，目录学者，纲纪群籍，薄属甲乙之学也。主要是便于寻检。----目录家之目录 二，目录学者，辨章学术，剖析源流之学也。 如书不传，后人可览其目录，知其学之属于何家，书属于何派。即古今学术的隆替，
作者的得失，也不难考索。-----史家之目录
三，目录学者，鉴别旧刊雠校异同之学。---藏书家之目录 四，目录学者，提要钩玄、治学涉径之学。----读书家之目录
在《目录学》中，黄永年先生开宗明义，对目录学划分为三种：一种是图书馆系讲
授的怎样编制图书馆用的卡片目录和书本目录以及机读目录的学问，一种是讲我国目录学史的目录学，第三种是讲古人的著作流传至今有多少名目品种，以及这些书
是什么时代什么背景下谁撰写的，写了哪些主要内容，当时写了想起什么作用等等。 2、目录学的分类
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分类法主要是七略和四部两大体系。
“七略”是汉代刘歆所创而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
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辑略是提要汇集，实际为六大类。
图书分类随书籍的出现而出现，书籍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必然要对其进行分类。从
文献典籍的发展史考察，我国从商代到春秋末年，是书籍发展史的初期阶段。当时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甲骨片，或是竹简木牍等，典册数量少，还没有出现登载图册
的目录。周室便设官分掌，这是对书籍进行分类的最初形式。春秋晚期，“孔丘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隋书·经籍志》）“得百二十国宝书”（《墨子》），为了教学上的需要，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编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科书，号称“六艺”，即六门学问，六艺可以说是当时图书的总集和分类。 我国从汉代开始，出现了根据学术渊流、著述流别而制定的书籍分类法和图书目录。真正具有意义的第一部正式图书分类法是刘歆的《七略》。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曾组织人力对国家藏书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整理，诏学有专长的“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所校之书均由刘向顺其篇章，撰写叙录，呈奏皇帝，并将这些叙录汇编成《别录》20卷 刘向死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以《别录》为基础，“撮其指要”，编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一书为著录单位的系统藏书目录《七略》七卷。对于《七略》，阮孝绪说：“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次六艺略，次诸子略，次诗赋略，次兵书略，次数术略，次方伎略”。分所录图书为六略，即六类，并冠之“总最”名“辑略”，故称七略。 然而《别录》《七略》早已亡佚，但《汉书·艺文志》即改编《七略》而成，对此有明确交代：“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因此，可以根据《汉书·艺文志》推知，其中《辑略》是对全书的总说明，不属图书分类范围，所以说，刘歆是用六分法部类群书的。其著录层次是，略下有种，种下有家，家下列书名。
六艺略包括后世四分法里的经部、史部；诸子略即子部，兵书略和术数略可归为子部；诗赋略即后来的集部。方技略则主要包括医方医技，后世亦划归子部。 四部分类法是由西晋荀勖《中经新簿》 （又称《晋中经簿》）所创。 （西晋）荀勖编制《中经新簿》将典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 甲部记经书（六艺及小学等书），乙部记子书（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等），丙部记史书（史记、旧事、杂事等），丁部记集书（诗赋、图赞等），就是说它以甲、乙、丙、丁四部分别代表经、子、史、集，开创了中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的体例。
它的最大特点是改变《汉志》的史书依附于《六艺略》的《春秋》类，而成为一部。这反映了史书的增多，史学的进步，由附庸而蔚为大国了。这一分类法适应了当时文化典籍的实际情况和学术文化发展的趋势，南北朝三百年间的官修目录，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一分类法。但它还没有提要或解题。
（东晋）李充《四部书目》改甲部记经书，乙部记史书，丙部记子书，丁部记集书。经史子集的次序从此决定下来。但尚无名称，直到唐修《隋书·经籍志》时，才改定
为经、史、子、集四部。 《隋书·经籍志》是现存继《汉书·艺文志》后第二部重要古籍目录。唐代魏征等撰修，计著录存书3127部，36708卷；佚书10部，12759卷。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后附道经、佛经，实为六分。
经部（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书、小学计10类）；
史部（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计13类）；
子部（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计14类）；
集部（楚辞、别集、总集计3类）；
附道经（经戒、服饵、房中、符箓计4类）；
附佛经（大乘经、小乘经、杂经、杂疑经、大乘律、小乘律、杂律、大乘论、小乘论、杂论、记什11类），合六部55类。
成为我国第一部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史志书目。这种四部40类的分类法，以后成了历代官修史书艺文志和私家书目的范例。
实际上还不能称为真正的四分，至北宋王尧臣、欧阳修等于1041年编成的《崇
文总目》66卷，合道、佛二教经书入子部，才真正做到四部分类。分经部9类、史部13类、子部20类、集部3类，共4部45类，此后
官、私书目多依《崇文总目》。 对此，钱大昕有简赅的阐述：“自刘子骏校理秘文，分群书为六略……是时固无四部
之名，而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晋荀勖撰《中经簿》，始分甲乙丙丁四部，而子犹先于史。至李充为著作郎，重分四部，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而经史子集之次始定。厥后，王亮、谢朏、任昉、殷钧撰书目，皆循四部之名。虽王俭、阮孝绪析而为七，祖暅别而为五，然隋唐以来志经籍艺文者，大率用李充部叙而已”（《补元史艺文志》）。
四部分类发展到清代，已达到相当纯熟的程度，清乾隆37年到47年，朝廷在主持编修《四库全书》的同时编成《四库全书总目》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我国古代图书分类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总结性的著作。它的编成，使四部分类发展到了顶峰，成为公私藏书分类的主要依据。
该书类目共分三级，凡4部44类67属（子目），条理分明。“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应为四十四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它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有影响的见解，而且在实践上直到目前仍被一些图书馆类分古籍所采用，或在其基础上略加增改删定。
古代其它图书分类法:七分法的兴衰
自晋荀勖《晋中新簿》问世以来，南北朝官修目录多用四部分类，但也有人试图沿
袭《七略》之“七”，将文献典籍分为七类。由于典籍的发展，文献的分类不能机械地照搬前人，因而虽名为相沿，实际上却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动，甚至还有创新。一般认为《七略》是七分法代表，但《七略》中的辑略是整个目录体系的总序，实为六类。但《七略》作为我国图书分类法的首创之作，对后世各种分类目录均有影响，对七分法更是如此，七分法的主要著作有《七志》《七录》《七林》，其中以《七志》《七录》影响较大。
《七志》是南齐著名目录学家王俭编撰。王俭（452-4）先后在南朝宋、齐供
职，博览公私藏书，宋后废帝元徽元年（473）王俭在主持编撰《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时，依《别录》《七略》之体编成《七志》40卷（一说30卷）按七分编目：即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另外附道经、佛经二类，名曰七志，实有九类。《七志》确是以《七略》为基础，增加了图谱志和佛、道二附录，改诗赋略为文翰志，兵书略为军书志，术数略为阴阳志，方技略为术艺志。从而进一步完善七分法，开创私人编目之风气。 《七志》的重要特点是，“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隋书·经籍
志》）。为作者立传，介绍作者生平事迹，对了解典籍有所裨益。这种传录体提要是王俭的首创，这样的提要为考证典籍的真伪、价值，保存了可贵的资料，这无疑是王俭对文献著录的一个贡献。王俭很重视“今书”的著录，这对收集、保存当代典籍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当时“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的情况下，仍无历史部类，确是不足。 梁·阮孝绪（479-536）的《七录》12卷，是七分法发展的高峰，分44526卷图书为
内外两篇。
内篇有：经典录（易、书、诗、礼、乐、春秋、伦语、孝经、小学九目）；纪传录（国
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12目）；子兵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家11目）；文集录（楚辞、别集、总集、杂文4目）；术技录（天文、谶纬、历算、五行、卜筮、杂占、形法、医经、经方、杂艺10目）。
外篇有：佛法录（戒律、禅定、智慧、疑似、论记5目）；仙道录（经戒、服饵、房
中、符图4目），计七类55目，可谓名副其实七分法，因他“凡在所遇”均“校之官目”，“总集众家，更为新录”（梁·阮孝绪《七录·序》），所以其分类更加合理，是我国图书分类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后世分类有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其细目的设置，多为《隋书·经籍志》所采用。 自《七录》后，七分法日渐衰微，隋·许善心曾仿《七录》编撰《七林》，但因其书
散失较早，无从查考，其分类体系也就不得而知。宋·郑寅撰《郑氏书目》溶四分、七分二法于一体，由于此时四分法已盛行，所以不被重视。 3、目录学的作用 清代王鸣盛曾说过：“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
研究学问，借助图书目录的检索，便可按图索骥，去探究蕴藏于图书典籍中无限丰富的文化知识。勤奋学习的同时要讲究学习方法和工具的应用。有了目录学常识，用来指引读书，便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王鸣盛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清代学者江藩：“目录者，本以定其书之优劣，开后学之先路，使人人知某书当读，某书不当读，则为易学而成功且速矣”。 清末张之洞为指导人们读书，特地编就《书目答问》，其“略例”特意强调：“读书
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之本，事倍功半。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惘眩惑而已”。他的作品《輶轩语》指出读书“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告诫人们读书应抉择分析，“方不至误用聪明”，因之特推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读了此书，“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古代学者都特别重视图书目录之学对们们读书和研究学问的指导作用。 中国古籍的准确数字难以确定，但可以根据目录书的著录情况做出基本估计：《中国丛书综录》收入古籍丛书的单本书有381种，未收入的清以前单刻本估计10000种；孙殿起《贩书偶记》及《续编》，收入清人著述单刻本约16000余种，未收入的清代著述估计10000种；朱士嘉《中国地方志总录》收入方志8500种。此外，尚有古医书、通俗小说、民间唱本、地方剧本、宝卷、鼓词、家谱以及佛经、道经等各种宗教书，还有金石拓本、舆图，以及大量的兄弟民族语文图书等，数量庞大，难以计算。如果这无所归属编次，利用起来将是十分困难的。
我国古代的目录学者，或整理群书，或搜检众籍，以过比勘考订、撰录、编目等一系列程序，编纂了一部部古代文献目录。这种目录工作，一直延续不断，直至清乾隆年间编成《四库全书总目》。只要一部在手，就可以对古籍的存亡情况一目了然，可以了解各类古书的情况，分类情况，每类书是何性质，有哪些著作等。“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从而可以粗知学术源流。 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互著》中说：“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学，因书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别其流”。正指出了古代文献目录分类著录图书的作用：一是“即类求书”，一是“因书究学”，根据图书的类别，可以考究某一学派图书的全貌。
利用古代文献目录还可对古书进行考辨。古书的撰者是谁，卷数多少，作于何时，还伪作、伪托，皆需订定。欲进行考辨，则必借助于古代文献目录。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总结了目录这在考辨古籍上的六种功用：一曰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二曰用目录书考古书篇名之分合；三曰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四曰因目录访求阙疑；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之书；六曰以目录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
通过读《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学家的。其中最著者为陈援庵（垣）先生。
援庵先生早岁入私塾读书，自十六岁后即未再入学，开始自学生涯。先生十二岁时，在老师书架上看到《书目答问》，大开眼界，才知道在八股、经书之外，还有广阔的知识天地。自云“书中列举很多书名，下面注着这书有多少卷，是谁所作，什么刻本好。我一看，觉得这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 以后几年又进而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先后阅读了好几遍，先生裔孙陈智超先生说：“从少年时代开始，他就掌握了比较丰富的目录学知识，为他后来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先生早年有感国事艰危，投身政治和教育，先后担任国会议员、教育次长。但先生对当时政治非常失望，遂专心治学，研究领域主要是宗教史、元史、文献学等。
1915年，承德文津阁《四库全书》移到北京，先生开始阅读和研究这部大丛书，并发现《四库全书》排斥教书籍，发愿作《乾隆教录》，以补《四库总目》之阙。
1920年，先生受命检查文津阁《四库全书》，对每部书的册数、页数都进行查点统
计，把书名和撰者作了索引，并写成《四库书目考异》、《四库全书纂修始末》两部书。
1925年，先生参与整理故宫文物，清点文渊阁《四库全书》。 先后撰成《道家金石
略》、《敦煌劫余录》、《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目录学性质的书。有人说先生是中国惟一一个读完《四库全书》的人，或许有些夸张，但说他是最熟悉《四库全书》、也读得最多的学者，当无疑义。 另一位著名目录学家、史学家余季豫（嘉锡）先生，为援庵先生生平学术知己
和同事，终其一生，孜孜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研究，有《四库提要辨证》、《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等传世之作，1948年，与援庵先生一起当选研究院院士。
季豫先生少年嗜学，自言“阅张之洞《书目答问》，骇其浩博，茫乎失据，不知学之所从入，及读其《輶轩语》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不禁雀跃曰：‘天下果有是书耶！’”后其父为之购得，大喜，“穷日夜读之不厌”。 先生后来的史学研究与目录学关系密切，读《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寒食散考》等就可知道。从1928年起，先生在辅仁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教授目录学。
目录学的具体作用如何与历史教系起来呢？ 一、开阔学术视野。
史学的根本在于史料，凡是保留下来的书籍，都是研究历史学的宝贵史料。但中国古代留下来的文献浩瀚无涯，怎样在有限的生命中选择自己“性之所近” 的学术门类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否则只能是“泛滥无归”。故历史专业的学生需要了解，自古以来，我国有过哪些书，现在还有哪些，都是怎样归类的，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以便在今后的学习中因类求书，联类求解。
比方说，研习春秋史的同学，首先要通过目录学从经部春秋类中了解春秋三传，尤其是《左传》，史部正史类了解《史记》，史部杂史类了解《国语》，这可是研究春秋史的三部最基本的史料。这样是否就够了呢？显然不够，就史料而言，尚须了解编年类的《竹书纪年》 ，另外，经部中的礼类、诗类和子部先秦两汉诸子书等也均包含大量春秋史料。只有通过这些史料的研究、比较，才能得春秋史之。忽视了这几类材料中的任何一种，都会使学习和研究不够规范。当然，考古和古文字材料也很重要，那需要另外讨论。 二、了解学术史。
当学习和研究进入较为专门的阶段，需要把握某一具体学术门类的发展史和研究史，即章学诚所盛称的刘向、刘歆父子“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意义所在，也是古典目录学的精髓所在。故余季豫先生有“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帐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目录者，学术之史也” 的说法。
三、了解具体文献的特点。历史学习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对具体文献的把握上，提要（或解题）就包括了作者，书的基本内容，版本，评价等几个方面。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读书当与古人为友，不但要读其书，还要知其人论其世。毕竟人的思想与其经历、时代密切相关，“若并其所生之时代不之知，则何从辨其学术之派别，考其源流之变迁耶？”
通常提要先介绍一个人的生平事迹，所属时代，如果有作者的传记材料，比如正史有传，就标明见于何处，以便进一步了解作者。
提要也简要介绍此书基本内容，重要的学术成果或材料还重点来谈。
版本与目录关系密切，与治学也同样关系密切。
古书屡经传抄、分合、散佚、刻印，就会出现内容和文字差异，故，如版本不同，
可能内容就相差很多。比如，史学界对宋江有否投降的问题曾经出现过一场激烈的争论，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几次著文否定宋江投降。后来有学者引用北宋末年人李若水《忠愍集》卷二《捕盗偶成》一诗，证明宋江确实投降了朝廷。邓先生至此才承认自己以前的看法是错的。学问渊博如邓先生者会连《忠愍集》也不知道吗？不是的。原来他曾经读到过的《忠愍集》是一卷本，没有诗一卷。 版本选择之重要性，于此可知。故目录学通常会考辨版本流传，何本较好，极为有益。
四、学习考证方法。怎样利用不同文献对于文献及史事之真伪加以考辨，是每个研
习历史的人必须具备的基本功。
需要强调的是，研习目录学，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两种目录，相互参证，方可较全面
的了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后对其有补正、庚续之作很多，如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续四库提要三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孙殿起《贩书偶记》、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等，相互参考，甚至此前的目录学著作，也还有不能替代的价值。各种文集中的序跋实则亦属扩展的目录学知识。另外，研习目录学必须要见原书，读完目录，找原书与提要相互印证，才能保证对文献史料的特点有真切的认识
目录学自然不是万能的，但确是读书治学之津梁。古典目录学看似只与中国古代历
史文化关系密切，实则有利于学术基础的建立、方法的了解，故对整个历史教学都有示范作用。世界史、中国近现代史并非不重视目录，只是没有如此丰富和完善的目录学。
内容提要 本文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产生与发展，目录学贡献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并指出了它存在的问题及它对当代目录学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 目录学 中国古典目录学 源流 发展
目录之学，在我国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撰成《七略》，奠定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基础。自此以后，历朝历代又相继出现多种撰著和著名的目录学家。但随着西方目录学的引进，中国传统目录学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地位，而代之以书目情报服务、书目控制论或文献控制论[1]„„。如今人们在探讨现代文化环境下的中国古籍整理工作时，不得不再次将理性和思辨的目光转向中国古典目录学，因为中国古典目录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丰硕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中国古典目录学研究体系的博大精深和期间涌现出的杰出目录学家们的惊人成就不得不让后来者折服，今天它仍然是我们宝贵的思想财富。
19年，有人将中国目录学传统概括为强调学术价值、重视教育作用、注意理论研究、忽略情报职能4个方面，但这更像是在概括古典目录学的特点，而不是在表述一般意义上的目录学传统。对中国目录学传统的语焉不详或详而不类，使我们认为对它有进行重新探讨的必要[2]。
一、 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产生与发展
目录学的历史相当悠久，汉魏六朝时期关于目录的编撰和目录的研究就形成了一门学问，当时称之为“流略”之学。唐宋时期，随着书目工作实践的发展，开始了比较系统的目录学理论研究，《隋书.经籍志序》、《古今书录序》和《通志校雠略》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目录学理论著作，反映了唐宋目录学的理论水平。“目录之学”一词在北宋文献中的出现，说明这门学科已为当时的学者们所重视，并在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影响。清代是我国目录学发展的强盛时
期，书目类型日益增多，体例更加完善，目录学作为读书的门径和治学的工具受到整个学术界的重视，形成了以考辨真伪、是正文字为主要内容的校雠目录学派；以鉴别旧刊、别择真膺为主的版本目录学派和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重在探讨书目义例的目录学派[3]。
1、中国古典目录学的起源。我国古代把目录学、版本学和校雠学（校勘学）三者融为一体的学问开创于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刘氏父子整理群书，广泛搜集各种本子，把同一种书的不同的本子进行校雠，缮写出比较完备的本子，同时撰写叙录（相当于提要），然后编纂出群书的分类目录，以揭示学术源流，并供查考之用。刘氏父子所做的工作，就是古典目录学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后人或以广义的“校雠学”来概括刘氏父子所开创的学问，也就是说，把目录、版本、校雠三者统统塞进“校雠学”的大口袋中。于是，校雠学几乎成了古典目录学的代名词。目录在我国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曾经出现过各种不同的称谓。如“录”，刘向的《别录》；“略”，刘歆的《七略》；“艺文志”，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经籍志”，魏征等编的《隋书.经籍志》；“志”，王俭的《七志》；“簿”，荀勖的《晋中经簿》；“书目”，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书录”，如《古今书录》；“解题”，如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考”，《文献通考.经籍考》；“记”，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提要”，纪晓岚等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关于目录的名称几乎是五花八门，各不相同，但其实质都是指目录。 2、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萌芽时期。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起源于图书的产生。因而我们认为，这一时期是从远古到秦朝的这一段时期，以刘向刘歆编撰《别录》和《七略》为界。很显然，古典目录学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物。发展时期——西汉至宋朝时期。目录学正式产生于汉代。这时儒家文献的经典地位已经确立，学术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加上文献由官守至民间再由官方收集的演进，使文献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由此而正式编纂了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目录——《别录》和分类目录——《七略》。《别录》、《七略》以及据此删简而成的《汉书·艺文志》等目录不仅仅是在整理文献，而且也是在由整理文献而整理学术。这一主题形成了古典目录学的努力方向，而古典目录学也就随着这些目录范式的出现而产生。鼎盛时期——元明清时期。宋朝以来目录之学才第一次出现，到了清朝，随着当时学术的兴盛，又经一批著名学者如金榜、王鸣盛、姚振宗、朱一新等人的大力倡导，使目录学一度成了“显学”。尽管中国古典时期的目录学著作甚丰，但能够称得上目录学理论研究著作的还只有宋朝郑樵的《通志校雠略》和清章学诚的《校雠通义》。章学诚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成为总结我国古代目录学优良传统的精华，后世学者们有关目录学的著述，均受到他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的深刻影响。因此，后人称中国古典目录学经宋代史学家郑樵和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等人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中国古典目录学理论体系，使古典目录学研究呈现繁荣局面。
失去“显学”地位的退守时期。近、现代社会，随着中国文化的变迁，新的图书文献快速增长，传统的古籍文献已由泱泱大国沦为了沧海一粟，以古典文献为依托、注重文献整理的古典目录学不得不因固守一角的古籍而退守，由于文献环境的改变，古典目录学失去了那种“显学”的风光。从自身因素看，则是其反映的思想意识的落后，特别是目录学研究的重藏轻用、重分类轻编目，重揭示馆藏，轻图书利用的结果，最关键的是古典目录学在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时缺乏创新精神，使其最终在西方目录学思想和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及洋为中用思想的冲击下，退居守势。但分别承载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部分书籍的差异如此巨大，因此在对中国古籍文献分类编目具有指导意义的学说领域里，西方目录学要完全代替中国古典目录学是不可能的，至今古典目录学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固守在这一领域里并占据着重要位置。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理应与现代文化整合，纳入中国文化新的整体架构之中，随之产生新的中国目录学体系，但这需要长时间的磨合。
二、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主要贡献
1、大量目录学著作的出版，为近现代的目录学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西汉哀帝时期，刘歆继承其父刘向遗志，利用天禄阁的藏书编成了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该书依书的内容性质，将书分为六略三十八种，著录603家，共13219卷。《七略》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开创之功，它在校勘整理文化古籍的基础上创立了撰写叙录、总序、大序、小序等方法。它著录了数以万卷计的图书，实际上是一部古代文化史。此书虽然早已亡佚，但其基本内容却在《汉书·艺文志》中被保存下来。
《汉书·艺文志》是东汉明帝时期由班固修撰。此书保留了《七略》中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删除辑略，把辑略中总序列于六略之前，大、小序列于六略及三十八种之后。各类著录的书籍基本上保留《七略》原貌，增加了《七略》完成后的刘向、杨雄、杜林三家在西汉末年所写成的著作。凡著录上的删移、补充，分类上的合并、改移、班固均在自注中的注明“出”、“省”、“入”若干家、若干篇，以示更改之处。《汉书·艺文志》开创了根据官修目录编制正史艺术志的先例。此后大部分官修正史中均有艺文志或经籍志。 魏晋南北朝有许多重要的目录学家和目录学著作。《晋中书籍》是古代图书分类体系的一次变革，较好地反映了从汉至晋三百余年的学术发展状况，开创了四部分类法的道路。 《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最古的第二部史志目录，唐朝魏征等撰。它继承四部分类体系，并在历史上第一次以经、史、子、集类目名称，概括各部所包括的书的内容性质。对后来公、私家目录学的修撰产生直接影响。唐代编撰的目录学重要著作还有《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
宋元时期有许多重要的目录著作。择其要者有《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校雠略》、《文献通考·经籍考》等。
明清时代私家藏书目录很多，并出现了许多专科目录、版本目录等。明代较著名的私家目录有高儒的《百川书志》20卷，晁瑮的《晁氏宝文堂书目》三卷，周弘祖的《古今书刻》二卷，明清之际钱谦益的《绛云楼书目》等。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版本目录的专书。书中提出从版式、行款、字体、刀刻和纸墨的颜色定雕印的年代，从祖本、子本、原版、修版来定版本的价值，很有见地。在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中，最值一提的是清代中叶由清廷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收入《四库全书》的古籍3461种，79309卷，以及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6793种、93550卷。基本上包括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著作。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编排，每部有大序，统分44类，类有小序，其中一些较复杂的类又分子目，即第三位类，共有子目67个。凡类目、子目中著录的图书在需要说明源流以及归入这一类的理由的地方，则另加按语，“以明变通之由”。
2、创造了七分法和四分法等图书分类体系，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分类法主要是七略和四部两大体系。“七略”是汉代刘歆所创而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辑略是提要汇集，实际为六大类。六艺略包括后世四分法里的经部、史部；诸子略即子部，兵书略和术数略可归为子部；诗赋略即后来的集部。方技略则主要包括医方医技，后世亦划归子部。
四部分类法是由西晋荀勖《晋中经簿》所创，它以甲、乙、丙、丁四部分别代表经、子、史、集，到东晋李充撰《晋元帝四部总目》易乙部为史部，易丙部为子部，四部按经、史、子、集排列。从此，这种分类法便成为官修书目的唯一分类方法。经部主要是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谷梁传、公羊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十三经以及解经的书和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史部主要是纪传体正史及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书、野史，它如地理、目录、考古、诏令、奏仪等也列入史部；子部指古今诸子，包括《汉书·艺文志》的“十家”以及佛、道、兵书、数书、方技、阴阳、五行等；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
文评论等。
除上述两种主要分类法之外，还有九分法、十二部分类法等，但都是大同小异，影响很小。上述分类法对我国后来编制新的图书分类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完善后续图书分类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国古典目录学研究的启示
1、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核心思想仍然是现在目录学研究的核心和重点。尽管中国古典目录学存在着重藏轻用、重分类而轻编目，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轻检索利用，但是指导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核心思想的理论基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正是在揭示图书的基础上引导治学、促进学术研究的开展，这一目的无疑是与我们现今研究的目录学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因为文献内容的揭示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文献，其根本目的就是为学术科研服务。
2、目录工作实践仍然是当代目录学发展的基础。我国的古典目录学是伴随着《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等几部著名的群书目录的撰著而兴起的，它有极丰富的目录工作实践，这也是我国古典目录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并且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源泉。当代的目录学自然也继承了刘向、刘歆、章学诚等我国古典目录学家的优秀传统和卓越的目录学研究成果而得以发展。在当前网络环境和数字化资源异军突起，网络信息资源编目和元数据研究正成为热点的情况下，当代的目录学研究必须始终以目录工作实践为基础，以其服务的领域和学科为对象，把目录学理论研究和目录工作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中国古典目录学之所以繁荣的重要文化环境。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不仅仅是创立了四分法、七分法等一系列开目录学研究先河的分类思想，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分类体系和分类方法的探究并不是某些人的专利，更不是权威人物所能说了算的，任何对目录之学有所研究的学者都在目录学研究领域作出了出色的成就，目录学著作和目录学家如群星灿烂，绚丽多姿，这也是目录之学宽容地提供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的结果，不迷信权威的大胆创新精神使得目录学的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4、必须加强同其他学科的横向联系与合作。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文献激增和不同类型和表现形式的文献数量增加是其根本原因，目录学实践力度加大是其动力，而历史学、文献学、版本学等在目录学实践中的贡献更是人所共知，一些著名的目录学家也都是著名的史学家。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离不开其它学科的学术成果和理论研究的支持，更离不开其它学科著名学者的参与。可见，学科的发展需要利用其它学科的互动和借助不同学科间的联系使得这个学科的发展有一个良好的氛围，现代的学科群建设正是吸取了学科互动和紧密联系、互相促进的精髓。现代目录学和情报学、图书分类、文献学、情报检索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也不可能完全割裂彼此的联系。因此，把当代目录学置身于整个知识分类体系中，加强同其他学科的联系与合作，是当代目录学研究和目录学工作者都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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