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的谋士书写及其文化心态补论

许中荣

【摘 要】《三国演义》中的谋士\\\"出山\\\"有\\\"三顾茅庐\\\"型、\\\"举荐—征聘\\\"型与主动干谒型三种模式,三个层次的\\\"出山\\\"叙述不仅流露了文人长久以来的\\\"帝师梦\\\也表现出中下层知识分子渴望变泰发迹的群体心理.小说中的\\\"择主\\\"叙述具有看似矛盾却又并行不悖的\\\"忠义\\\"与\\\"识时\\\"双重态度.小说对易主谋士智慧的凸显,正是对其\\\"忠义\\\"瑕疵在叙述上的遮蔽.谋士到文臣的身份转型形成了《三国演义》中谋士书写的侧重智慧还是忠节、是举重若轻还是充满\\\"无力感\\\"的前后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叙事形态.

【期刊名称】《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8(039)009 【总页数】6页(P9-14)

【关键词】《三国演义》;谋士;文化心态;身份转型 【作 者】许中荣

【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000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7.413

关于谋士群体兴起的历史背景、以“智”参与社会系统的群体特点以及对君主的依附、与君主关系的时效性等重要问题，学界已有深入讨论[1，2]。谋士作为《三国

演义》士人形象中具有鲜明类型特征的人物群体，诸多学者对之已有关注。据笔者目力所及，较具代表性的是关四平《曹操与谋士关系新论》，其从“君臣关系”切入，认为曹操与谋士之间“关系的实质是主奴有别，谋士们无法摆脱其人生依附关系的本质”，“前期是君臣关系的常态为主，扭曲为辅；后期则演变为扭曲为主，甚至大开杀戒”[3]，颇有新意。李庆西《一时瑜亮：<三国演义>的谋略叙事》则基于文本细读，从“谋略”视角切入小说中谋士行为、思想及其命运的解读[4]，多发前人所未发。至于其他从整个谋士群体或某一谋士入手的讨论文章多流于述评，故不赘论[5-8]。

《三国演义》中的谋士书写源于历史文本而又有别于历史叙述，这一形诸小说文本的重写过程，蕴含着小说编创者对谋士群体独特的文化关怀与思考。以此，笔者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试从《三国演义》中谋士“出山”类型的三个层次蕴含的不同士人心态，“择主”叙述中带有的“忠义”与“识时”双重态度以及谋士到文臣的身份转型对小说叙述带来的诸多影响三个学界关注较少的角度切入士人文化心态的探讨。

一、谋士“出山”的三种类型与士人心态的不同投射

在《三国演义》中，对谋士群体关注较多的首先是其“出山”问题。谋士“出山”在小说中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一，“三顾茅庐”型，代表是诸葛亮与东吴“二张”；二，举荐征聘型，代表是程昱、郭嘉、刘晔、满宠、吕虔、毛玠以及鲁肃；三，主动干谒型，代表是荀彧、荀攸和徐庶，手持荐书干谒人主的庞统似也可归入此类。如对文本叙述稍作考察，可注意上述三种小说叙述的叙述笔调并不一致，且表现为由高到低的三个层次。笔者认为，上述叙述情调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小说编纂者对谋士“出山”问题的不同心态。

首先，来看“三顾茅庐”型的谋士“出山”模式。在《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出山”之前，已有相似的谋士“出山”叙述：

瑜谓策曰：“吾兄欲济大事，亦知江东有‘二张’乎？”策曰：“何为‘二张’？”瑜曰：“一人乃彭城张昭，字子布；一人乃广陵张纮，字子纲。二人皆有经天纬地之才，因避乱隐居于此。吾兄何不聘之？”策喜，即便令人赍礼往聘，俱辞不至。策乃亲到其家，与语大悦，力聘之，二人许允。[9]177

由于这段小说叙述较为简略，且被小说中“三顾茅庐”的光彩所掩盖，故在已往论述小说中的士人“出山”问题时鲜被征引。然其与诸葛亮的“出山”叙述在情节逻辑上大体相同，均体现了胸有奇才的谋士怀道自重、慎于择主的特点。

谋士必须等君主“三顾茅庐”后方才“出山”，这种带有“装腔”意味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传统中“帝王师”理想的影响。《韩诗外传》中闵子谓孟尝君“礼有来学无往教”，《孟子》更是反复强调“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公孙丑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滕文公上》)，“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尽心上》)。先哲关于谋士“出山”的预设，体现出中国古代士人以所怀之“道”对君主之“势”“勿视其魏巍然”的自尊心态与对人格的强烈诉求。

然而，这种“出山”模式必须是在君主与谋士两者的互动中才可实现。首先，君主应乐道而忘势，如此君主才有可能屈尊“枉顾”，拜请谋士“出山”；其次，谋士也须“以天下苍生为念”或存“待价而沽”的用世之心，进而才能在君主“枉顾”时毅然出山。这种理想化的君臣遇合模式，表现出的不仅是中国古代士人对自身所怀之“道”的自尊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小说在叙述中越是把这种“出山”模式写得理想化，也更体现出中国古代士人在此问题上的心理焦虑。在一定程度上这也验证了文学创作中的“白日梦”理论，愈不可得愈思之想之，反映在小说创作中就是“三顾茅庐”型的“君臣遇合”故事与诸葛亮型谋士的反复出现，直至《野叟曝言》中的文素臣而集“帝师梦”之大成，淋漓尽致地流露出古代知识分子“骄傲和自卑只有一步之遥”的复杂群体心理。

其次，来看举荐征聘型的谋士“出山”模式。此种“出山”模式在小说中最为常见，一方面是由史传记载所决定，同时也是由于这种“出山”模式在小说叙事上具有可以省去赘笔，使人物能以最简略而集中的篇幅聚合的优势。以曹操集团的谋士出山为例：

荀彧曰：“某闻兖州有一贤士，今此人不知何在。”操问是谁，彧曰：“乃东郡东阿人，姓程，名昱，字仲德。”操曰：“吾亦闻名久矣。”遂遣人于乡中寻问。访得他在山中读书，操拜请之。程昱来见，……昱谓荀彧曰：“……公之乡人姓郭，名嘉，字奉孝，乃当今贤士，何不罗而致之？”……遂启操征聘郭嘉到兖州，……郭嘉荐光武嫡派子孙，淮南成德人，姓刘，名晔，字子阳。操即聘晔至。晔又荐二人：……满宠、吕虔共荐一人，乃陈留平邱人，姓毛，名玠，字孝先。[9]113-114 从上可见，虽然上述谋士有着较为强烈的入世心态，但却未主动干谒人主，而是必须等到君主的征聘后方才“出山”，这种心理与“三顾茅庐”型“出山”模式中的谋士在“出山”问题上的怀道自重心理相同。但比较两者可见，后者是必须经过君主“三顾”才慎重“出山”；而前者则是君主一旦征聘，甚至并非君主亲自“枉顾”即踏上“出山”之路。所以，这种“举荐—征聘”的“出山”模式相对于“三顾茅庐”型的“出山”模式中的士人来说，少了一些持重，而正是在这种叙述中，也暗含了作者对两种类型的谋士在才智与道德上的态度差异。另一方面，这种“举荐—征聘”模式也表现出士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小说之所以在曹操集团的谋士“出山”问题上采取这种叙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意与袁绍集团谋士之间的“窝里斗”进行对照，从而在此角度为曹操之所以能够击败袁绍做出合理解释。 再次，来看主动干谒型的谋士“出山”模式。这一类型的谋士“出山”叙述，在徐庶身上体现最为突出。“行歌自荐”是《三国演义》中徐庶干谒刘备时采取的方式，这种方式未见于此前的徐庶故事，应是《三国演义》的创造。

为何小说未让徐庶像“二荀”那样单刀直入地面见君主，而是在“见先主”的历史

空白中为徐庶虚构了这种干谒方式呢？笔者认为，一方面可能是为了把徐庶适当地拔高一下。因为徐庶毕竟是诸葛亮的朋友，而且在小说人物口中徐庶也是“十倍”于司马徽和程昱的奇才。叙事上的不同，正是为了更好地凸显人物的卓异。第二，这种方式也是为了与干谒刘表形成对照，徐庶不久前的失望而归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轻身”所致，所以从人物心理逻辑上看，徐庶也难再采取与上次相同的干谒方式。因此，“行歌自荐”这一既带有积极主动性又具有自我标榜同时还有试探性意味的干谒方式对徐庶来说，不论从小说人物的心理逻辑还是从小说的叙事逻辑上都恰到好处。

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可发现徐庶“行歌自荐”在很大程度上几乎是著名的宁戚自荐故事的翻版：

宁戚欲干齐桓公，穷困无以自进，于是为商旅将任车以至齐，暮宿于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任车，爝火甚盛，从者甚众。宁戚饭牛居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桓公反，至，从者以请。桓公赐之衣冠，将见之。宁戚见，说桓公以治境内。明日复见，说桓公以为天下。[10]542-543

笔者认为，宁戚“商歌自荐”在春秋以降之所以被知识分子广泛接受，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生动地表现了“庶人的上升”这一反映底层知识分子心理诉求的社会动态。有意思的是，《三国演义》张扬的“攀龙附凤，建立功名”的价值诉求与宁戚“商歌自荐”所表达的这种士人心态如出一辙。在《三国演义》中，史实中谋士的家族背景在小说中被大大淡化，多数谋士的出身都经过不同程度的“底层化”和“个人化”变形。其实，这种谋士出身的“底层化”与“个人化”正是作为底层知识分子的小说作者对自己和周边人物的恰如其分的“自我想象”。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作者之所以在此重述宁戚“商歌自荐”，或许正与小说作者在想象徐庶故事时基于二者的这种底层知识分子心态的契合有关，而这种契合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作者“同

情”心理的文学表现。

徐庶在《三国演义》中被塑造成一个积极入世的士人形象，这种“欲投明主”的激情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三国演义》的创造。这种激情在小说虚构的徐庶“轻身往见”刘表一事中已有体现。在此故事中，徐庶所歌“山谷有贤兮，欲投明主”是一种标准的儒士“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的入世心态。当小说作者面对历史上的徐庶“单家”出身的历史记载时，联想到宁戚的传奇经历，故而“误读”史传中的“单家”为“单寒之家”，进而把自己作为出身底层的知识分子的渴望发迹变泰的出仕激情熔铸在了这个“择主”故事中。

二、“忠义”与“识时”：谋士“择主”叙述的双重态度

“良臣择主而事”，“择主”是谋士群体面对的头等大事，选择君主事关自身价值能否得到最大化实现、“攀龙附凤，建立功名”，以及能否与君主维持良好的君臣关系从而保住身家性命等。在作为历史演义的《三国演义》中，谋士的“择主”问题是小说叙述的重头戏，并呈现出多种叙事形态，叙事形态背后的文化意味值得深入探讨。

关于《三国演义》中的“择主”问题，当前已有不少文章有所讨论，据笔者所见多是围绕士人在“择主”问题上的不同表现及其由于“择主”所导致的命运悲剧的解读[11]。基于已有研究的梳理，笔者试从学界较少关注的“择主”叙述的道德观念游移性切入对《三国演义》中的谋士“择主”问题的探讨。即，《三国演义》中的谋士“择主”叙述带有较为明显的在“忠义”与“择君而事”两种观念之间游移与矛盾的叙述态度。

在《三国演义》中最理想的“择主”是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遇合[12]。在“择主”问题上，诸葛亮的成功在于其能耐得住久卧隆中的寂寞，“择主”之前必先“识主”；当然，诸葛亮的成功也带有很大程度的运气成分——至少刘备与诸葛亮在价值追求上相对一致——从而也就避免了类似荀彧般自尽的下场。

然而，不管是历史还是小说中，这种理想色彩的“择主”模式并不多见，最为普遍的还是“择主”事件中出现问题的“择主”模式。从小说叙事来说，这种“择主”现象也因其具有“问题性”而富于“故事性”，易引起小说家的关注并借机敷衍文章，从而引申出对这些“问题事件”的独特思考。所以，《三国演义》中在“择主”上出现问题的谋士占了谋士群体的绝大部分，陈宫、田丰、沮授、审配、荀彧、荀攸、贾诩、许攸、辛毗等均是此类。

有意思的是，细读小说可发现小说在上述谋士“择主”问题上的叙述态度颇为矛盾：一方面以“忠义”价值观评价谋士人格，例如以“诗赞”论陈宫“生死无二志，丈夫何壮哉！……辅主真堪敬，辞亲实可哀”；沮授“河北多义士，忠贞推沮君……至死心如铁，临危气似云”；审配“河北多义士，谁如审正南……忠直言无隐，廉能志不贪”。甚至荀彧服毒自杀，小说也以与“忠”相关的伦理取向评曰：“文若才华天下闻，可怜失足在权门。后人休把留侯比，临没无颜见汉君”。从上述诗赞可见，“忠义”的伦理道德观对于谋士来说甚为重要，一旦有违“忠义”，即使连荀彧这般也因“死之晚矣”而“无颜见汉君”，成为人生不可磨灭的污点。 但是，尽管小说对谋士的“忠义”持赞赏态度，却也有若干小说叙述对这一态度形成某种程度的消解。如在陈宫的评价上，小说在褒扬其“生死无二志”的同时，又虚构了“意欲弃布他往，却又不忍；又恐被人嗤笑”的细节。有意味的是，高扬道德理想主义的毛氏父子针对小说中的这一细节也不禁在评点中设问：“此时若去，谁来笑你？不能引决为可笑耳。”[9]221毛氏父子的言外之意正是，陈宫此时不必坚守无谓的“忠义”而可另择他主。另外，这种叙述态度在田丰身上也有类似表现。田丰“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近日受死，夫何足惜！”这种自怨自艾，在一定程度上也恰是对其“忠贞”赞语的解构。

与上述谋士的叙述可做比较的是许攸。许攸献策袁绍不被采纳，见袁绍“竖子不足与谋”于是“弃暗投明”“径投曹操”。此处小说叙述并未对许攸的“不忠”举动

进行道德批判，而着重于把许攸的“反水”归结为袁绍的“不足与谋”所致，从而消解了许攸在此情境中可能受到的道德压力。与许攸的小说书写相似的还有前文提及的辛毗与贾诩。特别是贾诩，他在小说中数易其主，然《三国演义》中却丝毫未见对其易主表现出的道德谴责。笔者认为，小说中贾诩之所以能在易主行为中避免与易主所可能带来的伦理规约正面冲突，很大程度上恰是缘自小说叙述始终存在“忠义”与“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两条并行不悖的价值取向主线。 笔者认为，小说之所以会形成如此两条存在一定距离的价值取向主线在于：一方面，儒家政治伦理中的“忠义”观在漫长的文化浸染中已固化为士人群体的集体无意识，无条件地忠君事主是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对于身处乱世的士人来说，谋士与其所事之主的关系并非如国家安定“天下共主”时期的严格的上下级君臣关系，二者之间虽存在附庸关系，但这种附庸更多带有合作关系的性质，因此对于群雄并起时的谋士来说其对君主的“忠义”并非绝对，而仍具有一定程度的“择主”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正是君臣关系尚不稳定的乱世了谋士因“为我”而“择主”所可能带来的“不忠”之嫌的道德束缚，谋士的“弃暗投明”也易于被理解与同情。

如把小说中有关谋士“择主”的两种叙述进行比较，会发现小说作者在此行为的叙述中流露出的矛盾心态。一方面，由于传统忠君观念的影响，特别是两宋以降理学对“忠节”观念的强调，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无条件赞同“不事二君”的“忠义”，对从君而亡的谋士在道德上加以肯定与褒扬。同时以“史官”自许的小说编创者作为历史的重述者与道德的评判者，在后设的小说叙述中又对历史上“愚忠”的谋士“不识主”充满惋惜情绪。所以小说在写及“另寻主君”的谋士时，对其“反水”虽不加以鼓励，却也至少不反对，因为“择主而事”的行为本身也表现出这些谋士在“择君”事件上“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明智。

从上可见，这种带有双重价值取向的小说叙述看似矛盾，却又并行不悖。归结原因：

小说叙述的对象是乱世之际的谋士与君主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双向选择的自由性，而非国家安定之际的“天下一君”之时的君臣固化关系——“忠君”成为其唯一选择。所以，乱世之际对谋士的“忠义”虽仍强调，但乱世也了“忠义”的唯一属性，赋予谋士“择主”的自由性。验之小说叙述，也可看到小说对易主的谋士如贾诩、许攸等人并不在其易主问题上过多渲染，而更侧重于其智慧的书写。在笔者看来，智慧的凸显，无疑也是对其“忠义”瑕疵在叙述上的遮蔽。

三、身份的时效性：谋士的身份转型对其书写的影响

《韩非子·六微》中记载太宰嚭遗书于大夫种告之以自保之道：“狡兔死则良犬烹，敌国灭则谋臣亡。大夫何不释吴而患越乎？”[13]245其意一方面揭示出谋臣命运的历史常态，同时也道出了谋臣是与“敌国”的存亡相始终的身份“时效性”问题。一部二十四史，“兔死狗烹”的结局对于谋士来说殷鉴不远。当然，与君主“共富贵”的谋士也非没有，与前者相较甚至更多，只是由于历史记载中“兔死狗烹”的残酷遮蔽了这种平淡而已。“敌国灭”后，乱世之际的谋士之“谋”就从克敌制胜的武器变成和平时代埋伏着的“智囊”，因此极易引起雄主的疑忌也在情理之中。所以此时就需要谋士积极地根据时势变化对自己身份的认识做出调整。除了走上“从赤松子游”“泛舟五湖”的功成身退的老路外，如果意欲与君主“共富贵”，就只能调整身份以适应君主对谋士新身份的心理需求。这一身份的调整就是从谋士到文臣的转型。

从谋士到文臣的转型是《三国演义》中谋士政治命运书写的一种常态。身份转型对小说中绝大多数谋士形象带来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其谋士生涯的光彩四射而文臣生涯的默默无闻两个极端化书写。这一现象在曹操军事集团中谋士形象的书写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说贾诩在完成从谋士到文臣的身份转型后仍有所作为，那么像程昱、董昭、毛玠、吕虔等早期对曹操军事集团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谋士，此时就

已风光不再了。

在《三国演义》中从谋士到文臣的身份转型对人物形象带来的变化表现最突出的是诸葛亮。因此，笔者试以诸葛亮的身份转型为切入点，探析谋士的政治身份转型对小说人物书写的叙事情调、人物心理、价值选择等方面带来的影响。

细读小说可发现，第73回的“刘备进位汉中王”是诸葛亮在人物性格、精神人格等方面的分水岭，此前与此后的诸葛亮形象书写有着显著的差异。此回之前的诸葛亮虽然也是集谋士与文臣于一体，但此阶段其主要的身份是作为“帝王师”的“运筹策帷幄之中”的谋士。作为谋士的诸葛亮与刘备之间大致处于一种亦师亦友、亦臣亦友的关系。这在小说叙述中多有体现，如小说第38回诸葛亮出山后，“玄德待孔明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甚至刘备如同诸葛亮操纵的傀儡，小说第54回周瑜设美人计欲害刘备，对于到东吴娶亲“刘备怀疑未决。孔明竟教孙乾往江南说合亲事”。刘备在此阶段对诸葛亮言听计从，悉数采纳其谏议与决策。小说中此时期的诸葛亮虽也“忠”于刘备，但书写的侧重点还是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政治眼光。

然而自从“刘备进位汉中王”，诸葛亮此前作为谋士的“帝王师”身份开始转型为尽职尽责的文臣身份。诸葛亮与刘备亦师亦友、亦臣亦友的大致平衡的人格与身份关系开始发生偏离，形成不平衡的上下级君臣关系。此前对诸葛亮言听计从的刘备此时具有了更多的独断性，譬如在兴师伐吴事件中，断然拒绝诸葛亮的劝阻。这时诸葛亮不得不慨叹“法孝直若在，必能阻主上东行也”，吐露了自己此时作为文臣之首的丞相的“无力感”。尤其是在“白帝托孤”后，诸葛亮扶持幼主，尽管他仍是智慧超群的，但从前、后《出师表》中我们读到更多的却是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苍凉心境。在此时期，诸葛亮面对战局不再举重若轻，比如在剑阁面对郝昭的坚守，诸葛亮就三次“大怒”，如此种种书写在此前的诸葛亮身上是毫无踪影的。而且越到后期，诸葛亮的这种“无力感”就愈加沉重，后主偏听谗言降旨

班师，诸葛亮只得在面临军事上的大好局面时含恨班师；当上方谷火烧司马懿时，一贯以“通晓阴阳”自诩的诸葛亮却出其不意地失算，天降大雨浇灭了埋在地下的火药，诸葛亮不得不慨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特别是诸葛亮在五丈原临终之际的描写：

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叹息良久。[9]1273 此时诸葛亮的政治“无力感”已变成“无力回天”的悲凉。

可是，在此前的小说文本中对诸葛亮这种“无力感”的叙述非常少见。作为谋士的诸葛亮总是表现出“指挥若定”的神态，例如在曹操八十三万大军压境之际，诸葛亮仅凭“一帆风”游说东吴，最终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并乘机夺取荆州。“一帆风”与兵临城下的对比，形象地表现出诸葛亮举重若轻的心态与超人的智慧。不可否认，小说中的诸葛亮在此时期尽管在辅弼刘备的过程中遇到重重困难，但在小说叙述中仍不失为一个乐观的进取主义者，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超人式的仅凭一己之力即可“度时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14]3的左右整个战局的巨大力量。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对小说中诸葛亮形象的书写在“刘备进位汉中王”前后所表现出的显著差异有一清晰的认识。笔者认为，造成小说中诸葛亮前后书写差异最为重要的原因正是缘于诸葛亮从谋士到文臣的身份转型。诸葛亮形象前后书写的差异受到编纂者对谋士和文臣与君主关系的微妙变化的认识的影响，从而形诸于小说文本中不同的叙述形态。

众所周知，谋士“从来就不是具有自身相对性的阶层，而必须依附于‘谋主’即他们所事奉的人物阶层才能实现其自身的价值”[1]，作为谋士的诸葛亮亦不例外。这种对君主的依附关系也决定了谋士群体在面对君主时也非绝无“无力感”，因为这需要与君主关系的协调，君主对谋士的决策能够“言听计从”。《三国演义》

对谋士的这种“无力感”多有写及，如在田丰、沮授之流身上所体现出的谋士们的“无力感”。正如东晋史学家孙盛在评论田丰、沮授时说，“观田丰、沮授之谋，虽良、平何以过之？故君贵审才，臣商量主；君用忠良，则伯王之业隆，臣奉暗后，则覆亡之祸至；存亡荣辱，必由常兹”[15]168，可见谋士的“无力感”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单纯依赖于其才智，而是取决于其与君主的关系。但我们从小说叙述中可见，谋士相对于文臣来说具有更大的选择自由性，“良禽择木而息，贤臣择主而事”是乱世之际各方势力的部下“易主”时自我说服的辩辞。例如与沮授、田丰相对的谋士许攸、辛毗，小说对其见机“易主”的行为并未痛加贬斥，其原因正是在于天下未定之际，谋士与君主之间严格的“君臣关系”尚未完全确定，他们在所事之主“三谏不听”时“则弃之”是有行为选择上的伦理道德支撑的。上述谋士“择主”的小说叙述及其所依傍的历史文本都未着意渲染其“反水”行为的“失德”，而是以“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时势为其行为辩护。

然而，一旦政局稳定，谋士与君主之间的君臣关系固化，谋士即顺其自然地转型为文臣，这时其与君主的关系转变为有着严格等级的上下级关系，此时忠君事主的道义与担当就明显占据了上风。例如，诸葛亮与刘备父子之间的君臣关系从谋士与主上的关系转变为文臣与君主的关系后，有关诸葛亮的小说叙述首先强调的是诸葛亮作为臣子的“忠”而非此前的“智”。小说虽然还在叙述中渲染诸葛亮的智慧超群，但无论是“七擒孟获”还是“六出祁山”，小说叙事最终均指向诸葛亮作为文臣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品格。诸葛亮与刘禅的关系虽然还体现着“帝王师”与帝王的关系，但此时作为“帝王师”的诸葛亮已不再是草创之际其与刘备之间那种若即若离、维持一种人格上相对平等的关系了。诸葛亮与刘禅的关系是严格的上下级君臣关系，诸葛亮的身份首先是臣子，然后才是“帝王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平衡的，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只是作为臣子尽忠的义务，君主对于臣子来说具有绝对的与不可抗拒的权威，诸葛亮所能做的只剩下了对君主的“惟命是从”，

竭忠尽智地完成作为臣子应尽的使命。

《三国演义》中的谋士群体是小说人物中特殊的“这一群”，小说围绕谋士群体“出山”、“择主”与身份转型结撰故事，寄寓了丰富而复杂的士人文化心态。“出山”叙述中的“三顾茅庐”型、“举荐—征聘”型和主动干谒型三种“出山”类型，不仅流露了文人长久以来的“帝师梦”，也表现出中下层知识分子渴望变泰发迹的群体心理。小说中的“择主”叙述具有看似矛盾却又并行不悖的“忠义”与“识时”双重态度。乱世之际对谋士的“忠义”虽仍强调，但乱世也了“忠义”的唯一属性，赋予谋士“择主”的自由性。小说对多次易主的谋士并不在其易主问题上过多纠结，而更多侧重于其智慧的书写，智慧的凸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其“忠义”瑕疵在叙述上的遮蔽。随着时局的变化，谋士群体转型为文臣。相对于谋士叙述中的偏重“智慧”，文臣叙述更关注其道德取向。这种叙述取向与态度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缘于因时势不同，“良臣择主而事”的自主选择已固化为上下级的君臣关系。而恰是谋士到文臣这一身份的转型，形成了《三国演义》中谋士书写的前后两种不同的叙事形态与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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