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的形而上之思
现代中国文学家从直接的生存感受与迫切的精神需要出发，对形而上的人类本质问题、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以及人性的渊源等领域进行了深层探究与持久询问，从而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种重要的精神传统。他们主要对“人”的本质问题与“人”的超越性精神追求问题进行了集中思考，提出了现代中国独特的人学命题，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思想”。他们原创性的思想成果具有深广的现实思想意义，成为民族精神发展中的重要积累，对民族精神的成长以及民族精神境界的提升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标签：现代中国文学家；人；形而上思考 一
从苏格拉底时期开始，认识自己就逐渐成为哲学思考的最高目标，但这个所谓哲学最高目标的“自我之谜”，实际上也是文艺家持久关注的核心。不过哲学家与文艺家，对这一问题表现出不同的思考与询问方式，正像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所指出的那样，文学家所关注的是为哲学家所遗忘的具体的“人”的“生命的世界”，他们的目标是探寻“人”的存在的各种不同的维度。我们从西方文学来看，相当多的文学家都怀着极浓厚的对“人”的本质、人性的诸问题进行“形而上”追问的兴趣，并且满怀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层探询的热望，这使西方文学对人性的思考显现出相当的深度。而在现代中国，自新文学以来，许多文学家也显现出对“生命的世界”的强烈认识与解答的兴趣，但由于特殊的时代境遇，以及看重现世的文化思想传统的影响，现代中国文学家并不太热心于对抽象的人性问题的思考。针对这种现象，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如夏志清先生就对现代中国文学下过这样一个著名的断语——现代中国作家缺乏宗教感，更多地体现出“感时忧国”的情怀。这一论断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具有极强的概括性，因为就现代中国文学家的大多数而言，他们的确缺乏对形而上的人类本质问题、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以及人性的渊源等领域进行深层探究、持久询问的意识，国家民族的现实出路、人们的现世生存，即具体的历史的现实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与思考的中心，他们不会，也不愿跳出现实迫切、紧急的生存艰难的境地，把精神追求放置于“玄虚”的“人”的本质、宇宙的本质的探究之上。这种状况在1927年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面对着愈加深重的国家民族的危难，相当多的文学家不但不大可能有此种“闲情逸致”，甚至在他们有些人看来，在这样的生存艰难之中，这种“玄虚”的思考本身就是一种罪过。应该说类似夏志清先生这种论断的见解在现代文学界，乃至当代思想界都颇具代表性，但是论者认为这种论断并不能概括现代中国文学的全部，现代中国仍有相当一批的文学活动者一直把目光投注于这些形而上的“人”的问题的探究之上，因为从本质上讲，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本来就是“人”生存的一种迫切的需要。
应该说，在西方被哲学所遗忘的具体的“人”的“生命的世界”，在现代中国很大程度上也被哲学思考所遗忘，而对这一领域的思考主要是现代中国的文学家们所承担，在其中，有一批文学家表现出对形而上的人类本质问题、人类存在的终
极问题，以及人性的渊源等领域进行深层探究、持久询问的意识，他们并对此做出了深入思考。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家的哲思，贺麟先生曾有过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观察，他非常准确地指出，在现代中国，文学与哲学发生了相当密切的关系，不少文学活动者在其作品中显现出深层的哲学思考。但是在他看来，这些表现出哲学思考深度的文学家，其思考不过是作为现代中国哲学思考的一部分，他们的这些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能替代哲学研究的。他的这个看法似乎又有些偏颇，实际上，这些文学活动者对世界的深层思考，不同于普通的哲学思考，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与独特的思考命题。在论者看来，正是这些文学家对世界的深层思考的特殊性，才使得他们的思考活动在现代中国的思想发展中有着极为特殊的重要意义：正是由于他们的加入，现代中国的思想才不至于成为不完全的世界思考，现代中国对于整个世界的意义探求才是完整的。另外，这些现代文学家同现代中国大多的哲学思考者不同，他们更多是从自己直接的生存感受、精神需要出发，表达出自己鲜活的思想(虽然他们不免受到西方命题的影响，甚至在其框架之内思考)，即他们能够提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命题，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实际上这些也正是现代中国自己的命题、自己的声音。他们对这些问题所做出的多种形式的独特思考与回答，显现出现代中国原创思想的丰富性。而从严格意义上讲，哲学在这方面的贡献却并不尽如人意。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充分地认识到，现代中国的一批文学家对形而上的“人”的本质问题、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以及人性的渊源等领域的深层探究、持久询问，是现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精神现象，这些文学家对这些领域的思考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但这些思考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以及当代思想界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对他们的这些思想成果的研究亦未得到较为系统的展开。具体来讲，虽然从各个角度对不同作家在这一层面上的思考的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并非什么新鲜的课题，但除了极少数学者外，很少有人从整体上考察在现代中国作家们身上所呈现出的这一精神现象，更不用说从这些文学家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所做的理论贡献的角度去研究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了。论者认为，这种研究状况亟待有所改观。
19世纪中后期以来，有关“人”的各种形而上的思考，与以前的任何历史时期相比，都显得异常复杂与深广，同时“人”的问题也成为世人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几乎对于每一个现代的思考者来说，他们都必须直面这一问题的逼问，没有任何回避的余地。事实上，在现代世界中，这是每一个现代人生而为人就必须思考回答的问题，也是他们生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对于世事纷乱复杂已极、思想极端混乱(或者日纷杂无序)的现代中国来说，社会对于任何有关现代人的生存命题都没有一个可供参考的现成答案，因此每个思考者都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寻找答案，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这已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这种现象在一些现代中国文学家身上表现得异常突出。
现代中国文学家对“人”的问题的思考呈现出十分丰富的样态(modus)，他们从各自不同的生存境遇与精神需要出发，从多个层面、多重角度，并以多种形式对“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形而上的思考，他们的思考为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做出了深度的推进与发展。虽然他们的思考在内容与表达方式上表现出异常丰富的形态，但我们从中还是能够清晰地看到，在这些文学家对具体的“人”的“生命的世
界”所做出的形而上的思考中，他们最为集中探究的主要是两方面的核心问题，其一是他们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探问①，其二则是他们对“人”的超越性精神追求的凝思。现代中国文学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正是现代世界思潮的一部分，是现代世界思潮这一“合唱”中的一个独特的“声部”。就他们的具体思考来看，他们所探讨的，正是19世纪中后期以后的西方一些思想激进的文艺家，以及“神思宗之至新者”以来的一些人本主义哲学家们所热衷探讨的课题(当然其中也能看到一些传统的关于“人”的形而上之思，不过这些理论的信持者为数很少)，应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这种世界思潮的精神背景下，受到世界各种现代观念的影响，从而展开自己思考的。不过，他们虽然积极参与了现代世界各种的思潮运动，但是他们的思考依然还是现代中国自己的思考，不仅其思考的起因是源于他们自身直接的生存感受与迫切的精神需要，以及中国语境中发生的种种问题，而且他们所提出的具体命题与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他们得出的独特的结论也完全是由自身的存在形态所决定的。
现代中国文学家对这两方面核心问题的追问，大致呈现出这样几种不同的形态。
其一，是从“人”的本质观出发而展开的思考。相当多的文学家力图将自己的思考全部建立在他们对于“人”的本质观的认知之上，其中有些人还参与到近世西方人思考“人”的本质的各种哲学思考或思潮之中，如周作人，他与现代西方许多“灵肉一元论”者相同，试图将其思考建立于严格的科学的“人”的本质观，即科学的“人学”基础之上。另外还有钱钟书、冯至、汪曾祺等一批作家，他们对“人”的本质观的思考也都表现出相近的特质。至于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的哲思，解志熙先生已在其多部重要论著中做过深刻的剖析。而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盛行于20世纪初，并对整个20世纪世界与中国影响深远的现代人道主义观念，也与任何历史时期的人道主义思考一样，是在对“人”的本质观的认知之上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的，不过现代人道主义的“人”的本质观的表现形态较为复杂，其中既包含有科学的“人学”观，又有许多实证科学时代之前的“人学”思考，这在以周作人等文学家为代表的众多中国现代人道主义者身上显现得异常明显。在这些文学家中，还有一些人，他们对“人”的本质的思考，更多地是源于个体生命对宇宙、人生巨大的困惑，由此产生的强烈的生命冲动驱使他们用自身对生命的直觉感受去探索“人”的本质的奥秘，曹禺、沈从文便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例子。
其二，更多的现代中国文学家，他们对“人”的形而上之思，并非源于对于“人”的本质的有意识的思考，而是源于对“人”的日常生存的关注，并由此上升到对“人”在世如何生存的问题的形而上之思，这种形而上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关于“人”的超越性精神追求的问题之上。在现代作家中，诸如老舍在《离婚》等作品中关于“诗意”的思考，杨绛对“人”的内在精神的持久关注等都是十分重要的精神现象。
不过每位文学家并非固定地表现为以上的某一种思考形态，他们的思考可以同时表现出两种形态的特质，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同一位文学家也会在思考形态上呈现出相当大的差异，这些都是极为常见的情形，尤其是对于那些思想变动较为剧烈的文学家，这种情况就更加显著了。我们说这正充分显现出了文学家的思
考世界的独特形态。
不过在这里我们还会产生一种疑问：应该说，事实上现代中国文学家所处的时代，正是科学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之时，这些现代文学家基本都受到过科学主义观念的洗礼，他们对科学观念的信仰是矢志不移的。那么这些现代中国文学家在所谓“科学的时代”中对于“人”的深度思考——对“人”的本质与对超越性的精神追求问题的思考，是否就是形而上的“人学”之思呢?在对此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之前，必须首先说明，本文所论及的现代中国文学家对“人”问题的“形而上”的困惑与追问，包含有两层意义：一层是从“形而上”的层面对“人”问题的询问、思考，另一层是询问中表现出的“形而上”的思维特征。
首先，我们来分析现代中国文学家对“人”的本质观的思考。从根本上讲，这些思考基本是从抽象的、形而上的立场出发的，虽然也有人说这已是“科学的时代”，“人”的本质观应该完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但实际上，这一要求并没有能够落到实处，即便有些人竭力试图达到这一要求，并标榜自己对“人”的本质观的认知能够实现完全的科学化，可是如果我们细致地考察他们的思考结论与他们的思考方式，以及其理论的逻辑推演过程，就会发现，他们对“人”的本质观的思考，仍然根本做不到完全的科学化，它们依然显现出相当明显的形而上思考的印迹；而他们言之凿凿所谓“能够建立于科学之上的其他衍生观念”，则更多是其他的一些抽象理念演绎推导的结果，事实上，这些理念与他们对“人”的所谓的科学认知之间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这种现代思考的基本特征，在现代中国我们可以在现代人道主义的“人学”观念、周作人在各个时期的“人学”观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等之上非常明晰地看到，因为在这个时代，它们可以算是最具“科学”性的“人学”观，但这些“人学”观的形而上的色彩却依然十分强烈。应该说，这一点已为颇多人所认识到。
其次，所谓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就其本质而言，它仍是隶属于对“人”的本质观的思考的。这些现代中国文学家对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张扬，其实是对人的“神性”本质的肯定与推崇，而这些所谓人的“神性”本质，是在所谓纯粹的符合科学要求的“人学”思考中根本无法容纳的，但它们却在各种具有强烈形而上色彩的“人”的本质观中经常出现。在现代中国，实际上中西各种形态的“人”的本质观对超越性精神追求问题的思考，都在中国文学家身上有过回应，不过除少数人——如周作人、田汉、宗白华、郭沫若及以“学衡派”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者们等之外，这些现代中国文学家大多往往也并不十分了然自己关于超越性精神追求的命题究竟来自何种“人”的本质观的思考，他们只是从各自的生存体验出发，迫切地感受到这种要求，然后再把这种迫切的要求形诸言论或笔端，像鲁迅、曹禺，以及沈从文、杨绛、老舍等人，他们在这一思考中所显现出的鲜明的形而上色彩，是很少受到他们自己自觉的科学性的反思的。
我们从上一节的分析可以看到，对于学界而言，现代中国文学家关于“人”的问题的形而上的思考，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但是现代中国文学家们的这种思考本身还有着更为深广的现实思想意义：事实上，正是现代中国的一批文学家对形而上的“人”的本质问题、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以及人性的渊源等领域的深层探究与持久询问，使得他们的思考结晶，同现代中国的哲学家、思想家们
的理论贡献一样，成为民族精神发展中的重要积累。不过，与大多数同时期的哲学思考者不同，这些现代中国文学家们，更多是从自身直接的生存感受、精神需要出发，表达出自己鲜活的思想——提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命题，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实际上这些正是现代中国自己的原创性的思想成果，真正的“中国思想”。从这种意义上讲，至少在对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上，他们的思想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说尤为珍贵，因为迄今为止我们仍然缺乏对于这一问题的原创性的思维成果，而这些成果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
但应该说，时至今日，这些原创性的思想成果，尚没有能够对本民族的精神成长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做出其应有的贡献。我们说，一种思想是否能够对一个民族的精神成长有所贡献，不单要看它的思考的深度及其独创性，更重要的，还要看它能否真正地成为在民族精神发展中有意义的思想传统与资源，而要达到这一要求，必须做到以下两点：其一，这种思想要能得到相当充分与深入的阐释，并且它的价值能够被多数的社会成员充分认识；其二，在第一点实现的基础上，这种思想还要具体落实到国民的精神生活当中，同民众的精神发展与成长直接挂起钩来。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的提升也与是否做到这两点直接相关。但在当代中国，这些原创性的思想成果却时运不佳，不仅这些思想家的深度探索大多尚未得到广大国民与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理解与重视，而且这些思考结晶也没有能够成为民族精神中不可少的精神因子，因此它们对国民的精神生活与生存活动毫无影响，对民族精神的成长，以及民族精神境界的提升也没有起到任何的推进作用，甚至可以说与所有的这一切根本毫无关联……它们是被完全地遗忘了。事实上这绝不仅是这一种思想在中国的命运，而是一些重要的精神成果的普遍命运。反观西方社会，我们却看到，在西方的历史发展中，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人对包括“人”的问题在内的诸多问题的深度思考，往往最终会得到国民的理解、珍视，成为民族的精神传统，并最终融会于全民族的精神成长当中，民族的精神境界也因此不断地得以提升。相形之下，中国精神生活的这一现状的确令人堪忧，因为事实上，有伟大的思想而不去珍视它、吸纳它，这个民族的未来仍然是让人心存忧惧的，即便这一民族在物质层面上的积累日渐丰厚，思想界、学术界也因有着各种话题的轮转而热闹非凡……但正像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6]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不过对于中国思想、民族精神的发展，以至民族的未来而言，这种精神生活的现状的确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实际上，对于这个民族来说，这种状况由来已久，“五四”以来的很多思想家、文学家，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人，都曾深刻地认识到本民族存在的这一痼疾，他们出于对民族现实命运的极度关切，揭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甚至提出过“思想在中国的命运”的严峻命题。其中，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就曾对这一问题做出过很严峻的判断，他基于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对国民精神发展的可能产生了极大的质疑，因为通过观察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他发现真正有价值的思想，无论古今，都并没有能够成为本民族精神中的有效成分，甚至在现今的本国人民中间，这些思想以及它们的提出者“可以说是等于‘不曾有过’，而现在左右大多数国民精神生活的，很大程度上还是野蛮时代的精神观念与习俗。所以在他看来，我们能否真正地走出这种精神困境，国民精神是否能够健康地成长，从根本上讲，
是难以预知的。
应该说，他们的这些论断往往显得有些过于悲观，实际上也只有片面的深刻性，但他们揭示出的一些事实却让我们无法回避，而且在当代中国我们也亲身地感受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思想”在中国所面临的命运依然十分严峻。这种状况为我们这些文化工作的从业者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改变思想在中国的命运，从而改变民族精神在发展中存在的缺失。而改变中国精神发展的这种状况，是一项极为严峻的历史任务。不过对于我们而言，要改变这种状况，还须从最为基础的工作做起，即从对现代中国各种精神成果的发现与阐释做起，这是使这些思想真正地成为在民族精神发展中有意义的思想传统与资源，并在国人精神生活中产生作用的最为首要的前提。
当然在这些亟待研究与阐释的现代中国的精神成果中，现代中国文学家对“人”的问题的形而上之思，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论者目前所作的研究工作，正是在这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内，为“改变中国精神的发展的现实状况”这一项严峻的历史任务所做出的一点微薄的努力，论者期待着这一重要问题能得到国内文学研究界与思想界真正广泛的重视，更期待着研究者们能够以自己的学术工作为这些思想与国民的精神之间架起一座座桥梁，从而不仅使这些弥足珍贵的思想成果在国民心中生根发芽、舒枝展叶，而且使它们真正成为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论者以为这将是对民族精神的发扬所作的重要贡献，事实上，论者如能达其万一，足慰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