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权力场

的权力场

作者：叶竹盛

来源：《人民文摘》2012年第05期

从荣誉的最高点急速跌到谷底，这样的故事在很多落马的身上反复重演着。 重庆打黑中落马的原常务副，生前常津津乐道他亲自逮捕号称“中国头号悍匪”张君时的英雄形象。当时，抓捕了张君，用脚踏在他脸上，打电话向上级汇报：“，张君现在在我脚下，是他，是他！”然而他最终留下的形象却是琳琅满目的巨额受贿品。他在历史上留下的称号将是“共和国第一个被执行死刑的正厅级”。

2007年1月，湖南省耒阳市原因涉嫌包庇纵容性质组织罪被捕，此前他曾获“任长霞式”“全国优秀人民”等荣誉称号。极具讽刺性的是，他在从警经历中所获得的这些荣誉正是来自他打击当地的功绩。一个曾经的“打黑英雄”转身变成了的保护伞。

这些令人唏嘘的们“过山车”似的官场命运不禁让人困惑，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公共职位既誉满天下又谤满天下？

正义与边缘的权力场

在序列中有特殊的地位。他们掌握着维持一方治安的强制力量；他们被誉为民众安居乐业的正义守护者；他们是神通广大，打击暴力犯罪的神奇人物。正因为如此，民众对于有着更大的期望和敬畏。

然而，如果没有好好使用手中的权力，有负民众的期待，就像一个又一个案例所展现的那样，他们身上的正义光环就会蜕变成的脚镣。

根据著名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的总结，我国机关享有极为广泛和重大的权力。不仅承担各种重要的行政管理职能，例如治安管理、道路交通管理、消防监督、户政管理等等，还直接负担多项刑事司法职能，例如侦查权、刑事强制权和刑罚执行权等等。

陈兴良认为，我国的机关行使的权是巨大的，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影响，对于公民的自由与权利享有乃至于剥夺的权力。这种状态是由以往建立在计划经济之上的国家所决定的。

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虽然缓解了权力集中化的趋势，然而经济发展却带来了犯罪率的暴增，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犯罪率比10年前暴增8倍。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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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不仅没有缩减，反而有扩张的趋势。标志之一就是在序列中地位的提高。2003年11月18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机关的决定》，提出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行由同级常委或副职兼任省、市、县三级机关主要领导。 此后，各地大多由常委、委或者副职兼任。公检法之间本应相互制约的权力框架，由于们的“权力大升级”而失衡了。、本应是机关的监督者，但兼任委乃至更高职位的却成了自己部门监督者的领导。谷凤杰落马前就曾兼任铁岭市副。

但随着公民权利意识提高，权力应受严格的观念更为普遍。2011年下半年，《刑诉法》大修，第一次审议稿的机关“秘密拘捕”和“采用非常侦查手段”等条款被认为加强了在刑事侦查中的权力，引起了强烈争议。到第二次审议时，严格了“秘密拘捕权”，并新增了“律师伪证罪”异地管辖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另一个显示门权力收缩趋势的信号是，2010年4月，中组部下发文件，要求省级委不兼任厅（局）长。

尽管有所收缩，但在整体上，权力的配置仍然是失衡的。过度集中在门的强大的权力，形成了们畸高的权力场。 权力超重

权力场如果超重配置，身处其中的人必然难以驾驭，难免会导向滥用。历数过往落马的们，他们的堕落史都与滥用手中的权力有关。

2008年，原韶关市叶树养贪腐案发。有据可查的20年间，叶树养共受贿人民币、港币1800多万元，另有人民币1600多万元来源不明。调查中发现，叶树养几乎滥用了手中掌握的所有权力：为有组织的犯罪充当保护伞；为企业老板非法牟利；干涉司法案件；利用人事安排牟利等等。

最能体现叶树养胆大妄为的例子是他恣意操纵侦查程序，以800万港元的“交易价”放走了韶关历年来最大毒品案的主犯孙浩荣，导致其在取保候审期满后，逃出境外，4年后才重新落网。

叶树养是落马中的典型代表，他所犯的罪行在其他贪腐案件中也有类似影子。2005年，原山西省临汾市邵建伟因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邵建伟曾多次为犯罪嫌疑人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以获取经济利益。更为隐蔽的做法是，在一起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中，他为犯罪嫌疑人出谋策划，推翻了目击证人真实的证言，导致了重罪轻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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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能够如此轻易操纵司法程序，陈兴良教授提出，“只有将行政职权与司法职权分离，将司法职权纳入检察官的约束之下，使司法职权成为收集证据、指控犯罪的一项辅助性工作，才能有效改变不正常现象。”

中国门长期以来没有分立的行政职能和司法职能，导致片面强调行政自主性，再加上往往身兼较高职位，就可能造成垄断刑事司法权力的事实。 权力悬浮

权力超重只是增大了权力的可能性，而不是导致的必然性。更可怕的是“权力悬浮”，掌权者眼中只有权力，抛开了其他一切规范准则，让权力赤裸裸地悬浮在权力场上。 先后担任浙江省泰顺县、瑞安市、温州市龙湾区的施德扩因组织打击黑恶势力颇有功绩，人称“打黑”。2010年，他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在中，他说道：“我几乎拆除了防腐的防线，党性扭曲，人格扭曲，以及法制观念扭曲。”要防止“权力悬浮”，就要建立权力防线，这条防线应当由个人良知、法治和公众监督所构成。 同样是，孙湘隆就被称作“郴州官场的良心”。2006年，郴州发生“官场大地震”，包括李大伦、纪委曾锦春在内的100多位被捕，孙湘隆曾在他们手下担任市。据媒体报道，孙湘隆在郴州市任上由于多次抗击李大伦、曾锦春的行为而遭打压，2003年递交辞职报告，被调至省厅担任助理巡视员，后任厅刑警总队总队长及省厅刑事侦查局。郴州官场大地震后，孙湘隆参与了有关案件的查处。 但只有良心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原湖南省纪委杨敏之点评孙湘隆的作为时说：“如果仅仅靠个人觉悟来防止、抵御，那肯定是不行的。旧上的障碍才是问题症结所在。”

的权力场只是更大的政治权力场的一块拼图而已。如果其他权力不受，没有在权力的法治版图上划分清楚，们也可能迷失在权力乱局之中。不然，也就不会出现举报、征地拆迁、批评等事件中的滥用警力、激化干群矛盾的现象。

近年来，地方纷纷发布各职位和部门的“权力清单”和“权力运行流程图”，划定权力边界。

2010年12月份，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公开了一份长达176页的“权力清单”，以及68份“权力运行流程图”。值得注意的是，的权力根据监管层级被划分成了“一般行政权力”和“重要行政权力”两类。其中，由负责的“重大预算开支”被列为应当重点监管的权力，划分的理由是“干部职工关注度高，敏感度高，滥用职权负面影响大，涉及财政资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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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存在风险，可能产生违纪违法行为、发生严重失职渎职，是属于需要公开、接受监督的重要行政权力”。

从拟定“权力清单”到信息公开，这是权力向法治轨道和公众监督走出的一步，但距离驯服悬浮的权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们在正义与边缘上演的悲喜剧，值得所有掌权者深思。 摘自《南风窗》2012.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