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政治_从逃逸者到南方重农主义者_王欣

王　欣　石　坚

内容提要:面对20世纪20年代美国南方的记忆危机,逃逸者和重农主义者之间话语的嬗变凸显了南方记忆的政治。逃逸者选择“遗忘”以消融新南方教条纪念碑式的历史记忆,从而开启了个人记忆的言说空间。“猴子法案”给南方社会带来第二次创伤,逃逸者之后的“醒转”是一种记忆行为的延续。重农主义者形式上重复了祖辈捍卫南方的行为,但在其深层结构却肯定了文化的社会功能,将南北冲突移置为两种文明的对立。从逃逸者到重农主义者的嬗变并不是戏剧性的突转,而是记忆政治的结果,体现了南方社会新旧语境之间,以及南方人的生活体验和记忆之间的纠结。

关键词:南方记忆　猴子法案　逃逸者　重农主义者

作者简介:王欣,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和英美文学研究;石坚,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文化研究。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项目“从重农主义到新批评———南方知识分子的话语演变”【项目编号:SC08B03】的阶段性成果。

Title:ThePoliticsofMemory:FromtheFugitivestotheAgrariansAbstract:InfaceofthecrisisofmemoryinthetwentiethcenturyoftheAmericanSouth,thedis-courseevolutionfromtheFugitivestotheAgrariansrepresentedthepoliticsofmemory.TheFugi-tiveschose“forgetfulness”todissolvethemonumentalhistoricalmemoryoftheCreedoftheNewSouth;therefore,thisdeedmaderoomfordiscoursesofpersonalmemory.Yetwiththe“Mon-key”trialbringingthesecondtraumatotheSouthernsociety,theFugitives“awakened”hence-forthandpassedontheSouthernmemory.ApparentlytheAgrariansrepeatedtheirgrandfathers'defenseoftheSouth;however,theyconfirmedthesocialfunctionofCultureinthedeepstruc-ture,andtransformedtheconflictbetweentheSouthandtheNorthintoaconflictbetweentwociv-ilizations.TheevolutionfromtheFugitivestotheAgrariansisnotadramatic“turn”,butaresultofthepoliticsofmemory,arepresentationoftheentanglementbetweentheoldandthenewintheSouthernsociety,andbetweenthelifeexperienceandmemoryoftheSouthernpeople.Keywords:theSouthernmemory　The“Monkey”trial　theFugitives　theAgrariansAuthors:WangXinisaPh.D.candidateandassociateprofessorattheSchoolofForeignLan-guagesandCulture,SichuanUniversity(Chengdu6100,China),specializinginWesternlit-erarytheoriesandBritishandAmericanliterature.Email:joywang2002@163.com　ShiJianisprofessorofEnglishatSichuanUniversity(Chengdu6100,China).HisresearchareaisBritishandAmericanliteratureandculturalstudies.Email:jishi@sc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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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尽管美国南方仍然推崇过去,将“老南方”的文化意象附着在一种记忆的表象上,但随着工业和社会现代化发展,南方的传统正在逐渐衰落,新南方教条和进步主义日趋陈腐。同北方相比,南方经济低落,文化保守,因而成为落后、暴力、罪恶、种族的代名词。南方处于现实和记忆的张力中。南方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应该怎样保存并传播南方的记忆?谁的记忆可以成为主导话语?集体和个人如何记忆?1925年的“猴子法案”突出了南方的记忆危机,令南方人受到继内战之后的另一次创伤。创伤的重复效应驱使兰色姆(JohnCroweRansom)为首的“逃逸者”从逃离南方转变为捍卫南方的重农主义者,并在特定的语境中重新认识和挪用南方的记忆。从逃逸者到重农主义者的嬗变并不是戏剧性的突转,而是记忆政治的结果,体现了南方社会新旧语境之间,以及南方人的生活体验和记忆之间的纠结。

一、“猴子法案”和南方记忆危机

诺拉(PirreNorra)认为,从时间的角度出发,记忆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时期。前现代时期的记忆特点是自然的,传统和仪式能够为群体提供一种稳定感。而随着工业和社会的现代化,记忆产生了危机(8)。20世纪20年代,美国南方社会虽然进入了现代时期,但传统却开始衰落,老南方的回忆已褪去了梦幻色彩,南方处于各种外界指责的话语中。然而,新南方教条仍然鼓励“老南方”记忆。其倡导者格雷迪(HenryGra-dy)赞扬老南方“精致的文化”;裴吉(ThomasNelsonPage)等人则认为老南方是“曾经存在过的最纯洁最甜蜜的生活……他能使男人变得高尚,绅士,勇敢,而女人变得温柔纯洁”(qtd.inGaston152)。这些作家们对南方历史的描写充满矫揉造作和感伤的情调。他们挪用老南方记忆,作为新南方教条的政治修辞,塑造了虚假的表象。门肯尖锐地批评道:“所有它吹嘘的进步,无论在艺术上,知识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和撒哈拉沙漠一样贫瘠”(Mencken73)。新南方教条下现实产生了记忆的危机。1922至1925年,田纳西州纳什维尔镇范德比尔特大学的一群师生出版了小型文艺杂志《逃逸者》(TheFugitive),声称要从“感伤的,浪漫主义的老南方上层婆罗门”那里逃离。约翰·克罗·兰色姆、罗伯特·潘·沃伦(RobertPennWarren)、艾伦·泰特(AllenTate)、唐纳德·戴维森(DonaldDavidson)等人在他们的诗歌中,以逃逸的姿态来遗忘南方。他们总是小心地绕开当时盛行的怀念老南方的主题,否认僵死的过去所塑造的南方形象。逃逸者的出现对新南方教条所倡导的南方记忆来说,代表着一种刻意的遗忘。

然而,逃逸者对南方的规避并没有维持太久。1925年,田纳西州的年轻教师约翰·斯寇普斯(JohnScops)因为在学校教授进化论,受到起诉并落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猴子法案”(“猴子审判”)。如同霍博森所言,这个事件“最强烈地戏剧化了南方地方主义和现代、世俗世界之间斗争。它迫使南方人公正地面对南方的事情以及他们自己在其中的位置”(Hobson148)。更为重要的是,它和逃逸者向重农主义者的转变相连,将“忘记南方”还是“记住南方”的记忆危机摆到了每一个南方人的面前。泰特回忆道,1926年左右,他从纽约给兰色姆写信时说,“我们必须就南方的历史和南方的文化做点什么”,而这封信还在路上时,兰色姆也同时发出了几乎同样内容的信(Tate84)。简考瓦赫认为“猴子法案”的争论“迫使兰色姆、泰特、沃伦开始思索、发展并决定他们的态度。这场法案引起了南方与现王　欣　石　坚:记忆的政治:从逃逸者到南方重农主义者147

代社会的讨论”(Jancovich25)。辛格则认为,重农主义运动是南方面对现代主义,在文化

上的标志性转变(Singal88)。另一部分学者则从社会环境的转变分析,认为正是出于对工业主义和商业化的反感,逃逸者开始向重农主义转变。这些观点都将“逃逸者”和“重农主义运动”视作两种不同的行为,将“猴子法案”视作从“忘记南方”到“记住南方”的戏剧性“突转”,而忽略了“忘记”和“记住”都是记忆政治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格雷在1977年《文学的记忆》中,认同了重农主义者自己的解释,然而在1986年《书写南方:一个美国地区的观念》中,却提出了新的观点。格雷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戴维森和泰特是两位“优秀的讲故事的人”,“他们试图将散乱的历史事件整理成小说式的连贯和对称”(Gray126)。格雷指出了重农主义者回忆中的历史叙事性。这些自传式的记述,说明了重农主义者将“猴子法案”看作一次南方的创伤,因而将他们从逃逸者到重农主义者的转变解释为南北之战的重复。这本身就融入了南方记忆的传播和保留的内在发展中,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事实上,早在“猴子法案”发生一年之前,兰色姆等就不再逃避对南方的写作,而开始思索南方的传统和现代社会中情感的分离。当时,出版商成群结队地追逐南方作家,“几乎每个南方作家身后都尾随着几个出版商”。迫于经济压力,逃逸者们也先后参与了南方人物传记写作。在书写南方历史的过程中,逃逸者开始逐渐认同南方身份,从而肩负起保存和传递南方记忆的历史责任。可见,逃逸者向重农主义者的演变并非一种戏剧性的突变,不是“猴子法案”发生之后的“一夜梦醒”,而是长时间思索的结果。对于逃逸者的“醒转”,从记忆的角度看,也许有更深的意义。

二、记忆的政治:逃逸者的嬗变

从逃逸者到重农主义者话语的嬗变反映了南方记忆的政治。记忆能够帮助重建过去,有助于个人的生活体验,同时也是历史保存的依据。记忆不仅包含个人记忆,也存在集体记忆、文化记忆、历史记忆和代际记忆等。按照哈布瓦赫的观点,由于某种共同的价值观,意识

形态或社会要求,社会群体中会形成“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并非个人记忆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选择记忆材料来塑造社会标准,通过讲述来传承共同的经历,从而决定群体的自我理解,并为他们的行为提供方向。当记忆被视为一个社会团体的主观经历,记忆的政治就是指这种集体记忆的塑造、传播、和保留。简单地说,“就是谁要谁记住什么,为什么要记住?”(Confino1393)记忆的政治使用遗忘、重复和重建等策略来干涉身份的塑造和历史的叙述。

当记忆和权力结合,记住过去就成为一种道德义务。而忘记是普遍和系统的,受到压抑和权力的审查。逃逸者厌恶新南方所创造的南方形象,因而刻意地规避南方记忆,甚至反感任何涉及南方的写作。在1923年,当《诗歌》(Poetry)编辑蒙罗(HarrietMonroe)对这群年轻人说,既然南方有着“如此丰富的种族冲突和偏见,如此英雄璀璨的过去”,南方诗人应该增多一些地方题材时,泰特回答道,“我们非常担心在文学中加诸哪怕一丁点儿南方传统的压力;我们这些南方人了解这种态度的下场———旧的会重返而感伤总是一触即发”(qtd.inSingal199)。可以说,对于新南方集体记忆,逃逸者选择的是“忘记”。然而,忘记并不是记忆的失败,而是另一种开始。忘记同样是一种记忆政治的策略:它意味着新南方纪念碑式的连续的集体记忆的倒塌和断裂,以及一种新的记忆模式的兴起。逃逸者的“忘记”为更多的个人记忆提供了空间,也为理解自我及南方历史中个人的位置提供了注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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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南方记忆模式相比,逃逸者话语更加强调个人,他们拒绝传统所附加的集体身份,而试图以“逃逸”的隐喻和方式,来恢复被南方纪念碑式的历史所压抑的个人记忆。如同1924年泰特在《逃逸者》中宣称,“个人的智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气氛。没有普世的真理、天堂、地狱、责任、奥林普斯、永恒等这些神圣的`主题'”(qtd.inO'Brien138)。逃逸者的这种姿态应和着当时的现代文学诉求。《逃逸者》建刊的1922年,也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艾略特的《荒原》问世的时间。对传统和文明的逃亡(exile)主题,体现了现代主义对传统的反抗和替代———反英雄式人物替代了史诗中的英雄,碎片式的个人记忆替代了整齐划一的历史记忆,颠倒错乱的叙事时间替代了有序的编年史时间,意识流替代了作者权威的透析。南方逃逸者对个人智识发挥的要求来自这种现代化情绪(mood)的话语模式,他们通过忘记来消融新南方教条的独语式记忆。

然而,在忘记的同时,逃逸者发现现代记忆并不能帮助他们认清自己的身份。现代意味着没有过去的空白。而对于南方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并非只包括个人的经历,仅限于自己在世上存在的时间;而是包含了南方的历史和过去。希尔斯曾指出,“记忆不仅充满了个体对自己经历过的事情的回忆,而且也包括他人对他们自己经历过的事情的回忆”。个人的生活史总是被纳入主体从中获得自我认同的那个集体的历史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带着过去出生的。无论逃逸者们如何逃避南方,他们都无法放弃南方的历史所赋予他们的身份。记忆帮助个体认同自我,了解自己在社会历史中的位置。“猴子法案”带来的创伤使逃逸者们认识到,记忆的危机和身份的危机相连:他们并不是生活在20世纪的现代个体,而是带着19世纪内战创伤而存活的南方人,他们的身份建立在和过去的联系之上。“猴子法案”使逃逸者遭遇了多年以前他们的父辈们同样的创伤经历,因而这次的创伤是过去的重复。如果说逃逸者一开始选择“忘记”是一种记忆的政治策略,那么,他们转向重农主义,面对南方重复的创伤,这种“醒转”就是这种记忆行为的延续。重农主义者“重复”了记忆中的先辈们保卫南方的举动,从而提醒南方,遗忘并不能解脱创伤。只有正视重复的创伤,才能认证自己的存在。

三、重复抑或重构:重农主义运动

记忆机制提醒我们,“已经遗忘的创伤,可能因为第二件事具有相同的诱因,或某种相似性,而引发第一场事情的回忆”(Balaev150)。1930年,以兰色姆、泰特、沃伦、戴维森四位逃逸者为核心,组织开展了重农主义运动,这是面对创伤的一次重复的记忆行为。他们联系了奥斯里(FrankLawrenceOwsley)、弗莱切(JohnGouldFletcher)、兰尼儿(LyleH.Lanier)、

尼克松(HermanClarenceNixon)、莱特(AndrewNelsonLytle)、韦德(JohnDonaldWade)、克莱恩(HenryBlueKline)、洛克(VirginiaRock)以及成名较早的戏剧家斯塔克·杨(StarkYoung),发表了重农主义宣言《我要采取我的立场》。在书中,每一位作者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入手,赞扬南方的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南方的文化。重农主义者模仿内战中南方同盟的将士,刻意使用“12个南方人”的签名来表明作者的南方身份。书名“我要采取我的立场”则取自南北战争时南方邦联的国歌“迪克西”。“迪克西”在南方记忆中代表着内战及之后的失败。重农主义者选择这句歌词作为论文集的题目,暗示自己的行为等同于记忆中南方的将士对故土的捍卫———他们开展的是一场南北之间文化上的战役。

重农主义者的话语显现出南方记忆的延续性。他们重复了南方记忆的话语模式,宣扬③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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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历史和价值观。然而,重农主义者并非简单地重复过去。拉康指出,重复“需要新东

西”(qtd.inCaruth66)。重农主义者重复了南方记忆政治的指令———“记住过去”,但不同于新南方教条。重农运动基于现在来回忆过去,这种记忆既是过去的延续,也是对过去的重构。他们依据南方现时的需要,着眼于两种文化的冲突。因而南北之间的对立被移置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间的对立;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矛盾被移置为“旧”和“新”的对立。正如兰色姆在开首语中所言:“这部书中所有的文章都承载着题目之下共同的意思:我们都支持南方的生活方式,反对所谓的美国式或流行的方式;我们都同意能形容这种分歧的最好的字眼是,农业化对工业化”(qtd.inRubin1)。兰色姆的声明中,南方与北方的冲突不再是记忆中两种经济制度和社会理念的矛盾,而是两种生活方式,两种文化的对立。

在重农主义者看来,南方文化是“老”的,因而具有历史;而北方文化是“流行的”,因而是“新”的。重农主义者的这种记忆模式了“新”与“旧”、“进步”与“古老”之间对立的意义。在语意上,“新”通常指示着活力和进步,而“老”则意味着死亡和衰落。但在重农主义话语中,“新”则意味着没有历史,或者不能生长,因而是机械的;而“老”意味着生命,代表有机性。这种对“新”与“旧”的语意的反转演化出重农主义者的三段论,即“南方是老的,因为它老,所以是好的。”重农主义者通过移置南方的记忆来重新思索南方的过去和传统,因而他们的记忆行为驳斥了以经济发展为社会核心的新南方教条,是对南方及其价值体系的重构。

实际上,重农主义运动是南方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和作为工业资本主义代表的新南方集体记忆之间,两种南方记忆模式的争斗。其争斗的焦点是记忆的核心价值,即以经济为中心还是以文化为中心。重农主义者通过移置和差异的重复,将南方记忆中地域的指涉扩大到文化的差别。这样,南方和北方的对立也不再局限于历史原因,而深化为民族的需要。当传统将南方、北方和欧洲习惯性地并列时,兰色姆删掉了北方和新南方等式中的工业主义,进而大胆地假设,南方就是老欧洲。泰特也同样认同欧洲文明和身份,他给戴维森的信中提到“我们可能是最后的欧洲人了,现在欧洲已经没有欧洲人了”(qtd.inO'Brien145)。重农主义者对欧洲文明的指涉,表明他们并非回避过去,而是试图将南方的文化纳入一个历史更为悠久的再现系统,这是一种深层的话语结构的需求。瑞德(JohnSheltonReed)曾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分析重农主义者话语,指出,“当一个民族分子来自世界经济非主要位置的民族时,就像20世纪20年代为`发达'经济生产原材料,提供非技术人才的南方,往往这些民族分子会采取和重农主义者们相同的立场,即反对西方的科学和技术,这是他们不曾拥有的,并坚持在西方词语中的`落后'实际上保留了一种精神和文化的优越性”(qtd.inHarvard45)。这种话语的抵御是为了预防发达地区在经济上控制,进而在文化上实现反控制。这样,重农主义话语就不仅传播了南方记忆,而且塑造了同当时新南方教条相对立的另一种社会选择:即文化相对于经济的优越性。

重农主义者的重构延续了逃逸者时期对个人记忆的重视。记忆的政治要求南方记住过去,但在重农主义者看来,这个过去并非单一的,独语的南方历史叙事,而是被分解成为各自不同的文化意象。比如,兰色姆代表的是南方乡村绅士,尽管常常陷入债务,却仍有时间花在运动和游戏上,有着稳定的家庭生活;戴维森理想的农民则是努力奋斗的边疆开拓者形象,致力于征服田纳西的荒原。莱特尔的故乡田纳西州则为他提供了旧时农业主义完美的形象,他歌颂自我满足的简单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斯塔克·杨(StarkYoung)提供150外国文学研究　2009年第5期

的是更为迷人的画面,有白色的廊柱,木兰花,旧式的绅士,“贵族意味着拥有大量的闲暇”,因此杨所捍卫的,是这种贵族血脉的“上流阶层的南方人”(Gray135)。重农主义者的记忆重构消融了南方纪念碑式历史记忆,为个人记忆和家庭记忆释放了更多的言说空间。在兰瑟姆、泰特和沃伦等人的引导下,南方文化复兴运动兴起,产生了福克纳、波特和韦尔蒂等诸多作家,以及“约克纳帕塌法”和“三角洲”等诸多充满个人记忆的南方形象。南方记忆不仅建构了南方的过去,也取得了与现实的和解。重农主义者在记忆危机中的醒转,不仅是一个回应,也是对自己身份的明晰和认同过程。

从逃逸者到重农主义话语的嬗变,凸显了南方记忆的政治。南方的历史曾经是逃逸者竭力想回避的题材,而现在当他们受到来自各方的话语指责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的南方身份。创伤记忆的反应,促成了逃逸者向重农主义者的转变,而在重农主义阶段,南方知识分子又有意识地利用了南方记忆模式,进一步传播、深化了南方记忆的话语。重农主义者重申社会文化的价值,分析南北文化各自的特点,他们既比较记忆中南北生活的区别,也映照着现实中两者的差异。通过这种社会回忆,重农主义者重构了南方的过去。尽管南方并没有因此回到农业时代,但重农主义的话语模式对20世纪20、30年代的南方社会话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重农主义运动也因此成为重要的社会事件,具有深远的意义。

注解【Notes】

①出版商和编辑对南方“本地”才俊极感兴趣,在20年代末,大量出版商涌入南方。兰色姆给迈姆斯(Ed-winMims)的信中(1927年)提到,“牛津出版社写信让我写作一卷南方文学历史丛书,他们考虑到关于南方的写作具有很大的市场。”戴维森承认(1929年),“没人能拒绝出版商。他们就象地里饥饿的猎狗,搜寻南方作家,至少有三个出版商追逐着我。”麦考利也回顾道,“那个时候有才华的年轻人都能够靠写小说和传记养活自己。”SeeMichaelO'Brien,TheIdeaoftheAmericanSouth,1920-1941(Baltimore:TheJohnsHop-kinsUP,1979)22,140;以及PaulK.Conkin,TheSouthernAgrarians(Knoxville:TheUofTennesseeP,1988)44。

②参见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

③1861年2月18日,南方宣布,《迪克西》作为南方同盟国歌在总统杰斐逊·戴维斯就职典礼上演奏。歌中唱到,“但愿我出生在棉花地,过去的时光难以忘记;看啊!看啊!眺望迪克西的土地!在南方的土地,我出生在一个雾蒙蒙的清晨里,看啊!看啊!眺望迪克西的土地!但愿我身在迪克西!万岁!万岁!在南方的土地上我要采取我的立场,生在迪克西,死在迪克西!”

引用作品【WorksCited】

Balaev,Michelle.“TrendsinLiteraryTraumaTheory,”Mosaic41-42(2008):150。

Caruth,Cathy.Unclaimed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History.Baltimore:TheJohnsHopkinsUP,

1996.

Confino,Alon.“CollectiveMemoryandCulturalHistory:ProblemsofMethod.”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

106.5(1997):1386-1403。

Gaston,PaulM.TheNewSouthCreed:AStudyinSouthernMythmaking.NewYork:Knopf,1970.

王　欣　石　坚:记忆的政治:从逃逸者到南方重农主义者151

Gray,Richard.WritingtheSouth:IdeasofanAmericanRegion.LondonandNewYork:CambridgeUP,1986.Harvard,WilliamC.,andWalterSullivan,eds.ABandofProphets:TheVanderbiltAgrariansAfterFiftyYears.

BatonRouge:LouisianaUP,1982.

Hobson,Fred.SerpentinEden:H.L.MenckenandtheSouth.ChapelHill:TheUofNorthCarolinaP,1974.Jancovich,Mark.TheCulturalPoliticsoftheNewCriticism.NewYork:CambridgeUP,1993.

Mencken,H.L.“TheSaharaoftheBozart.”H.L.Mencken,Prejudices:ASelection.Ed.JamesT.Farrell.

Baltimore:TheJohnsHopkinsUP,1996.

Norra,Pirre.“BetweenMemoryandHistory:LesLieuxdeMemoire.”Representations26(19):7-24.O'Brien,Michael.TheIdeaoftheAmericanSouth,1920-1941.Baltimore:TheJohnsHopkinsUP,1979.Rubin,Jr.,LouisD.Introduction.I'llTakeMyStand:TheSouthandtheAgrarianTradition.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62.

Singal,DanielJoseph.TheWarWithin:FromVictoriantoModernistThoughtintheSouth,1919-1945.Chapel

Hill:TheUofNorthCarolinaP,1982.

Tate,Allen.“TheFugitive,1922-1925:APersonalRecollectionTwentyYearsAfter.”PrincetonUniversityLi-braryChronicle3(1942):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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