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口与经济发展新问题

王新兴

近年来，上海市人口变化主要呈现四大特点：从规模上常住人口总量在下降，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差额降低，这是由于一部分人口流出上海市和一部分符合条件的转化为上海户籍共同作用的；从结构上来看，户籍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逐渐增加，常住人口青壮年人口比率有所波动总体在下降；从上海历年高校毕业人数来看数量稳步增长但是留沪比率相对变低转向其他地区发展，这是由于房价、薪酬、发展机会等多种原因造成的；上海常住人口中的流动人口主要来自于其他省市，在没有户籍等制度保障以及工资收入保障情况下，人员流动较大且缺乏区域归属感。结合现今如重庆、成都、西安等地区推出的人才引进发展计划，极大增加区域人才吸引优势，促进人力资源流向上述地区，同时综上三个典型特点可以引申如下重要问题：在长期来看，上海市经济发展从要素禀赋角度来说将会面临人才流失加剧以及社会消费角度来说社会养老保障压力增加的风险，这种压力最终来源于有效劳动供给所得无法满足总体人口消费支出。

人力资源作为重要生产要素资源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尤其是对区域创新发展能力的贡献不可估量，造成上述人员流失的主要原因在于上海市自身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高成本生活与劳动者所获得的收入不相符合以及户籍等人口管理制度因素造成的社会歧视，上海老年人口所享受的社会公共服务一方面来源于其自身青年时期的储蓄与投资所得，但是随着通货膨胀压力，其福利水平依赖于青壮年所得资源的储蓄流入，犹如河水在不断枯竭而新水注入缓慢，这种情况需要稳定的社保来源才能不断弥补其流出，上海目前依赖于两千万人口庞大基数优势可以在一定时期内集聚资源缓解当前人口过度消费问题，但是人口的流失与流动速度加快将会导致该情况不可维继，风险是种更为深层次的，其状况一旦发生其危害也将是深远的，这种影响将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上海社会经济发展：首先，高水平的人才流失导致上海市人力资源储备减弱，不利于长期人才竞争机制发挥，随着时间不断发展，人才质量与结构更新缓慢，维持区域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新陈代谢将会更有难度；其次，在于社会公共服务及其管理将会面临巨大压力，老年人口的增加将会对该部分需求加剧，从而导致资源流向老年人口，消费可以无止境但是生产能力却是相对不足的，将会导致用于再投资的资本等资源趋向于流向消费，最终约束社会再生产过程，约束青壮年的人力资源开发；加剧社会各年龄结构的人员交流矛盾，这在现今占据广场跳舞噪音扰民与篮球场打人以及占据马路“暴走”等公共资源争夺可见一斑，冲击中国社会传统伦理价值观与操守，这种状况从长期来看将是不可避免的。

上海的人口问题将会与日本东京状况较为相似，虽然美国纽约，法国巴黎以及英国伦敦也出现类似状况但是他们没有中国人口基数大这问题，相对来说总体人口消费与资源禀赋开发矛盾不及中国。上世纪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通过再分配农村资源得以解决城市人口与经济发展矛盾，目前所谓城镇化建设降低城乡二元结构差异，城市人口与经济发展并不会再次能够通过转移农村资源以其实现城市发展，处理上海这种情况，以及其他如北京，广州这种状况（人口流入促进其发展的同时也是最终导致其衰退的根源）需要更为长久的、深层次的措施。通过如上分析，解决其矛盾的核心在于促进人口与劳动力资源的流动。根本在于破除户籍等制度障碍，北上广等户籍何以被认为值钱，其根本在于一纸户籍下所能享受到的服务与待遇，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具有上海等户籍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富裕的，从角度来说，早期暂住证乃至居住证的隐含的歧视性内容是违法精神的，有趣的是改革开放时北上广跨越发展动力人力成本优势就在于那些“非法”流动人员贡献的廉价劳动力，此外在欧美等国并没有这种户籍控制却纽约等城市发展的比上海较好，若以人口众多采取户籍制度方便管理为借口不仅站不住脚反而暴露关于人口公共管理的缺陷，破除户籍与公共服务的联系完善社会保障，挂钩于个人对社会经济的贡献与青壮年奋斗劳动成果相关，多劳动多享

受退休公共服务；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竞争机制和流动机制，过剩资源会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状况，这会增加资源使用的机会成本以及社会成本，从该层次来说上海的高物价以及结构性工资分布就是由此造成的，实现区域人口与资源消费以及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公共福利均等化；探索和创新人力资源再开发模式，社会大多数观点以及劳动者个人都倾向于到时间就退休享受退休生活，但是仍然有部分劳动者即使退休也不甘于寂寞继续奉献工作，奉献实现自身社会价值和劳动价值，老年人所集聚的几十年的知识资本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应该将所谓的负担转化为要素资源优势，可以缓解经济生产与消费矛盾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