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三教合一中的演化
摘要：儒释道三教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三教为了各自的发展，都不同程度的排斥和吸融其他二教。道教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不同的发展时期从各个层面吸佛纳儒，有力的推动了三教合一的形成和发展。本文通过搜集、采用一些道教经典等材料，以及对道教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的研究，归纳了道教在推动三教合一的过程中自身的发展与演化。
关键词： 道教 三教合一 演化
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自汉末佛教传入中国、道教形成之后，中国文化由汉武帝时代以来的儒家一统天下，逐渐演变为儒、释、道三元共轭的格局，这种特殊的多元文化结构一直维系到近代。在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儒、释、道三教鼎足而立，互相交涉，经过多次斗争又相互影响，最终趋归融合，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至今。继承先秦道家兼容并蓄之学风的道教，更是大幅度的融摄、吸收佛、儒二家之学建构起自家庞大而驳杂的思想体系。道教以中华本土传统信仰为基础，广泛的吸收融合诸家文化之精华，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也各有不同：
一、 汉魏两晋时期：
这一时期是儒释道关系史上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三家的基本情况是儒学的历史最长，但需要根据心得形势进行必要的改造，佛教刚入中国，尚未站稳脚跟，道教刚刚建立，各方面都较幼稚原始，三家要忙于自己的事务，彼此的直接冲突较少，相反，儒学为了改造需要从别的思想来汲取营养，佛教为了在中国生根立足，需要迎合迁就儒道，道教为了自己的建设，需要向儒释汲取必要的养料，而主要表现为对儒家思想的吸收。这一时期，
随着道教被一些最高统治者接受，传播于世胄高门，大批高级士族人士加入道教，成为它的信徒，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天师世家，大批高级士族的涌入，必然会将他们的思想带入道教中来，所以这一时期道教的代表人物丹阳葛洪提出了以神仙养生为主内、儒术应世为外的主张。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纲常名教结合，建立了一套长生成仙的理论体系，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容。葛洪曾在《抱朴子》中说：“夫道者，其为也，善自修以成务；其居也，善取人所不争；其治也，善绝祸于未起；其施也，善济物而不德；其动也，善观民以用心；其静也，善居慎而无闷。此所以百家之君长，仁义之祖宗也。” ①这里把“道”看做仁义之祖宗，把仁义看做由“道”化生而来，实际上是把儒家仁义纳入了他的“不言而化行”的“道”之中。他还说：“夫所谓道，岂唯养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②显然，葛洪已把道家“不言而化行”的“道”等同于《周易》的“三才”之道，从而包括儒家的仁义之道。因此，为道也应当包括仁义之道。经过葛洪对道教的改造，使得这一时期很多儒家思想都融入到了道教的思想当中，借此壮大了道教自身，同时使道教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为日后容纳其他思想和观点创造了基本条件，为三教合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道教积极效仿和吸取佛教思想，同时继续容纳佛教，对三教合一的产生和形成起了催化作用。道教从东晋末就开始吸取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南北朝时，道教的主要门派上清派、灵宝派等在晋末的基础上，继续大量吸收佛教的因果报应、三世轮回、地狱天堂等思想。北魏道士寇谦之的《老君音诵戒经》宣讲“六道轮回”告诫世人若行为不端，便受到惩罚“重罪之者，转生虫畜”。③他在《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中宣称，生时不修善治身，死后会“幽囚地狱，苦恼三途，轮转五道，来生当为下贱。”④在
①②③④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第188页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4页 李养正：《道教概述》，北京中华书局 19年，第90页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道藏》，第6册，第159页
仪规上，道教效仿佛教，逐步设立了一套戒规礼仪制度。通过寇谦之于陆修静等人的努力，道教规诫教仪规范化、制度化，从而摆脱了其原始形态，逐渐趋于成熟。在具体修行上，一些道士对佛理佛规身体力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陶弘景。他佛道并修，自称是“释迦佛陀弟子”，敬重佛法，率弟子读佛经，又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他临终前还叮嘱弟子，要以“大袈裟覆念蒙首足”。宋齐之际道士顾欢作《夷夏论》，引用佛、道二家的经书以证明二教同源，主张调和二教。
儒家伦理和儒教信仰促进了早期道教的形成，在道教变革更新的过程中被纳入道教体系，渗入到道教的各个方面。寇谦之改革五斗米道时很注重吸取儒家礼法和儒教教理，认为道教的“建功斋清”、“诵诫”“建功香火”等斋蘸仪式的目的是以礼祈求神灵，各种长生成仙道术及其必须“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以服食闭炼”①，陆修静从道教的角度呼吁民众内修慈孝，外行敬让，助国扶命。陶弘景则更进一步改革道教，在其重要道书《真灵位业图》中，将黄帝、尧、舜、孔子、颜回等儒家圣贤引入道教神团，于老聃列在同一级位。“孝”本是儒家的伦理规范和信条，道教经书《孝子报恩成道经》却专论孝道：“孝治天下，不劳法令；孝治其身，众毒不害。”②随着道教的发展，道教对儒家的融合也进一步加强。
南北朝时期，三教势力并行发展，道教深入而广泛的吸收佛儒两家思想，促进了三教的一致，也出现了一些主张“三教调合”的道教理论家。
三、隋唐五代时期
随着儒释道三家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彼此之间的冲突加深，尤其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额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到了隋唐，三教鼎立的局面也最终形成。隋唐一位隐而不仕的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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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养正：《道教概述》，北京中华书局 19年，第页
卿希泰：《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者李士谦说：“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①。通过比喻来评价三教的价值，而客观上却给了三教力量对比做了近似的描述，表明三家至隋代已大体势均力敌。面对三教的实际情况，隋唐统治者实行三教并用的方针，也使得三教的发展在隋唐时期都发展到了鼎盛的阶段。三教鼎立的局面也达到高潮，三教观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三教之间的关系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初唐以来，唐王朝为贯彻其“三教平衡”，更多次组织三教的代表公开辩论。虽然表面上，三家唇舌战，火药味十足，呈现了三家之间的区别和矛盾，但客观上都为三教的思想交流和融合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也给道教的理论建设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这一时期三教由对立斗争走向融合，而道教更是深刻透彻地吸佛纳儒，有力的促进了三教合一的发展。
这一时期，道教对佛教进一步模仿和吸收，力图使道教义理化。在佛教义理的影响下，初唐形成了佛教味破浓的道派，即重玄派。其代表人物有成玄英、王玄览、杜光庭等，其中杜光庭是这一时期集大成的道士，其主要特征是援引佛教的“玄”、“空”等思想阐释老庄哲学，从而论述道教之道。杜光庭在其《道德真经广圣义》中以佛教的“三业十恶”解“人之生，动之死也，十有三”说：“人之禀生有三业十恶。三业者，一身，二心，三口业也。十恶者，身业有三恶，一杀生，二偷盗，三邪淫……此三业十恶，合为十有三矣。人能制伏三业十恶，则可得道长生，可谓生之徒，由此十有三也，人若纵此三业十恶，则必从生趣死，可谓死之徒，由此十有三也。且众生善难构，恶乃易成。三业十恶，日有所犯，犯即趣死之径，故云动之死地，亦由此，十有三也。夫三业十恶，众罪之源，拾之可以出生，行之则可以入死，修身之戒，戒之九急”②。《道德经》所言的“动之死地”原指人本来可以活的长久，因奉养太过度，故却自己走向死路。然而，杜光庭认为，“人之禀生有三业十恶”故“人若纵此三业十恶，则必从生趣死。”
道教与儒教虽有摩擦，但相互交流与融合仍是主流。杜光庭非常注重儒的忠孝仁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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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令狐德棻：《隋书·隐逸·李士谦》卷77，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54页
《道德真经广圣义》，《道藏》，第14册，第497页
他说：“道德二篇，欲明道无为也，因德以显之德有用也……非谓绝仁义圣智在乎抑狡诈聪明，将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见素抱朴泯合于太和，体道复元自臻于忠孝”①。五代道士谭峭更积极地融合道教，他在其《化书》中说道：“旷然无为之谓道，道能自守之谓德，德生万物之谓仁，仁救安危之谓义，义有去就之谓礼，礼有变通之谓智，智有诚实之谓信，通而用之之谓圣。”②而且由于都是本土宗教，儒道两家常常联合起来一并抗佛。
隋唐五代时期，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推崇，道教发展非常迅速，道教融合佛儒也更加深入，并能融会贯通，使得三教合一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内涵。道教在融合中也逐渐完善、强大起来。
四、宋元明清时期
从北宋起，三教合一就成了一种潮流。这一时期，儒家的纳佛容道而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新形态儒学即理学，儒教有了新的理论基础，从形式到内容都更加完善，地位也更加显著和稳定。佛教因为地位的跌落而力倡三教同流。道教衍生出了众多道派，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道教有两个特征：一是内丹论，二是三教合一。北宋著名道士张伯端就在其著作《悟真篇》中，打出了鲜明的“三教合一”的旗帜。他认为儒佛道三家的终极目标是同一的道，只要真正掌握好，不论从哪一家入手都可以趋达于道：“释氏以空寂为宗，若顿悟圆通，则直超彼岸，如有可漏未尽，则尚殉于有生。老氏以炼养为真，若得其枢要则立跻圣位，如其未明本性，则犹滞于幻形，其次《周易》有穷理尽性至命之辞，鲁语有毋意必固我之说，此仲尼极臻乎性命之奥也，然其言之常略而不详者何也？盖欲序正人伦，施仁义礼乐之教，故于无为之教未尝显言，但以命术寓诸《易》象，以性法混诸微言耳。③”从这个意义上，张伯端又说：“三教虽分，道乃归一。奈何后世黄缁之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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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序》，《道藏》，第13册，第357页 《化书》，《道藏》，第23册，第598页 《<紫阳真人悟真篇三注>后序》，《道藏》，第2册，第9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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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专门，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没邪入歧，不能混一而同归矣”①。因此，他在内丹理论中，力图使儒、释、道三家理论互相结合。
南宋时，金统治区诞生了著名的三大道派：各道派在义理及具体修持方法上各有偏重，但都自觉或不自觉的突出了三教合一这一时代趋势尤其是势力强大、影响深远的全真道。王重阳创建的北宗全真道倡导三教一致、三教平等、三教和同，提出“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② 。他要求刚入门的弟子阅读的经典除了道教的《道德经》《清静经》外，还包括佛教的《般若心经》和儒家的《孝经》，把佛教和儒教的重要经典明确规定为本宗修道者的必读书，这在道教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王重阳由于宋金交战，南北交通阻隔，没有看到朱熹的著作，但其弟子们则花了很大精力学习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元初道士李道纯，由南宗而入全真道 ，以儒家“十六字心传”释道之心性，又用禅宗的清妄念、幻缘之说讲述修仙之道，在《中和集》中名言：“道释儒三教名殊理不殊”③。总之，全真教在处理三教关系时，不局限于狭隘的门户之见中，抓住三教义理的宗旨，不拘泥于自家的门户之见开显性命全真之妙理，从而不为三教辅臣，超逸于三教之上自成一家一教，也说明王重阳所提的“三教一家”主要不是作为新道派出生时为了生存的权宜之计，也不是为了发展妥协调和，而是为我所用、熔铸新说。
儒释道三教的融合趋势，到明代有了更为深入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三家完全消除了思想壁垒，原为某家独有的思想，竟成为三家共同的学问。理学家谈禅、谈内丹，佛教徒谈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道士谈天理、谈解脱，已成为社会上的普遍现象，结果使三家各自融进对方更多的东西。明代产生并盛极一时的的张三丰的武当道，以北方水火之神真武（即玄武）为至尊之神，道士均习武当内家拳术，在教义上则注重内丹，尤重修性，强调三教合一《三丰全集大道论》写道：“道原于性本于命”，三教同源于此道“佛也
张伯端撰，王沐浅解：《悟真篇浅解》，中华书局1990年，第2页 《重阳全真集》，《道藏》，第25册，第693页 ③
《中和集》，《道藏》，第4册，第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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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悟道觉世者也；儒也者，行道济世者也；仙也者，藏道度人者也”①，三教皆穷理尽性至命，由于义理相近，武当道最终归合于全真教。明中叶以后，道教逐渐衰弱，但道教力倡的三教合一之风经久不衰，并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对后世影响深远。
宋元明清时期，道教更深层次的吸取佛儒，儒释二教也向道教学习，汲取道教的一些因素，三教合一已成为当时文化发展的主流。
在道教的三教合一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是道教逐步从一个土生土长的民间原始宗教发展成为一个官方认可的成熟的宗教的过程；也是道教理论由以服食金丹以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的外丹论向内心的内丹论转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道教发展壮大起来，三教合一也使得道教借儒佛之势而进一步的推广，吸引了众多的教徒。同时，道教的神仙信仰、思想理论、方法等都不同程度地渗入儒教和佛教。道教不仅由其自身的更新发展而扩大影响，并通过儒佛渗透到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各个层面。鲁迅先生就曾提到：“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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