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口通商后福州港对外茶叶贸易的兴衰

高瑞华

【摘 要】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1842年8月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福州作为通商城市之一,其被迫开放与英国人想要更直接地获得闽茶尤其是武夷山红茶有很大关系.因此,五口通商后,在福州港的出口贸易中,茶叶成为大宗商品.茶叶贸易的发展经历了由沉寂到繁荣,继而走向衰落的过程.

【期刊名称】《广东茶业》

【年(卷),期】2019(000)004

【总页数】6页(P28-33)

【关键词】福州港;茶叶;对外贸易

【作 者】高瑞华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福州 350117

【正文语种】中 文

十八世纪后期，茶叶已成为英国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茶叶的唯一来源是从中

国进口。1785年，英国茶叶的销售量达一千五百多万磅，而且销售量与日俱增，“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为每年三百三十万磅。从中国来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1]。”

1 剧变的前奏

在福建开埠通商之前，武夷山红茶已经在国外市场享有盛誉。英国进口中国红、绿两种茶叶，红茶占绝大比例，英国进口的中国茶叶，绿茶主要来源于安徽、江苏、浙江三省，红茶主要源于福建武夷山区，“中国之茶叶，而崇安所产，尤该夷所醉心，既得福州，则可以渐达崇安”[2]。闽浙总督刘韵珂认为“细察福州地势，虽属省会，而民物之殷阜不但不如上海、宁波，亦不如厦门......惟茶叶一项产于建宁府属之崇安等县，为外夷必需之物，向来闽茶至粤省售销，其价甚贵。即贩往宁波、上海、厦门等处，虽较粤省稍廉，而与福州茶价互相比絜，则福州更属轻减。”[3]。但是由于清采取闭关，福建武夷山红茶不得顺闽江而下由福州出口外运，而必须水陆跋涉，绕道由广州出口。从福建武夷山到广州口岸形成一条“茶叶之路”，茶叶采集收购后，首先汇集在崇安县城南约五十里的星村，然后由星村陆运到江西省铅山县河口镇。河口是鄱阳湖东南一个主要的茶叶集散地。从河口改为水运，进入鄱阳湖；接着经鄱阳湖运往江西省会南昌府；由南昌溯赣江而上又运到赣州府，再从赣州沿小河运至大庾县。在大庾起旱，挑运至广东省南雄州的始兴县。在始兴县茶叶再装船运到韶州府曲江县，从曲江沿北江顺流南下运至广州。从星村到广州全程长达2800余华里，即约930英里，几乎需要4周时间。此外，自星村到广州一路共有七个税卡，每卡货税每担银一分四厘，每担茶叶需纳税银九分八厘，[4]因此每担茶叶的利润就很少了。

武夷山茶通过内陆运输不仅路途遥远，税卡众多，而且运费昂贵，在经济上不划算。而从星村沿闽江顺流而下，只需要4天时间就可抵达福州，从福州用海船运茶叶101万磅至广州，全程也不过13天，因此西方的资产阶级迫切希望开辟一条由福州出口的新茶路。道光十五年（1835年）春、夏之交，曾有两艘外国大船潜入福州台江内河停泊，他们私驾小船由洪山桥直上水口，“彼时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于武夷可知”，后被地方官兵发觉“开炮击回”[2]。外国人认为就福州而言，“以洋货易红茶似乎是在这个港口建立永久性的英国贸易的唯一可靠基础”[4]。因此，“福州通商，意在武夷山茶”[5]。但是清不愿意将福州划入开埠通商港口之列，道光二十年在议定五口通商事宜的时候，道光帝就谕令耆英“其前请之通商贸易五处，除福州地方万不可予，或另以他处相易处”[6]。其原因有两点，首先福州是省会，二是福州内地系属陆地，华夷杂处，自然要影响统治阶级的政治威望。但是当耆英上奏：“若坚拒不准，许易他处，该夷既以天津藉口，诚恐又添枝节”[6]时，道光帝便随之妥协。英人如在天津开埠通商，其政治影响自然要比福州大得多，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不得不同意福州开埠通商。

2 开放后的沉寂：1842——1853年

虽然清同意在福州开埠通商，但在1840年到1853年的这段时间里，福州港的对外贸易几乎没有任何发展。直到1844年9月才有一艘美国船进口，但停泊月余却无生意可做，最后不得不请求当地将随船载来的胡椒、沙藤、哔叽、洋布等减价变卖，当作路费，并于十月离口他去，“其临去之时，有此后断不再来之语”[6]。此后，“各国货船，自咪夷（指美国）去后，杳无续来”[7]。1945年6月，第一个外国商人英国人记连来到了福州，企图在福州建立“正规的商业机构，以开展花茶贸易”，并于当年10月开设了一家洋行。他办来大量布匹来此销售，同时也考察了茶叶市场，并试图由福州直接

出口茶叶。但他无法在市场上收购到什么适当的茶叶，能够买到的茶叶是原本为供应当地消费的。1846年他用两艘船运来“大批英国布匹，但结果没有人买他的布匹”，两艘船大多没有卸货便开走了。1846年春发生了一起外国侵略分子和福州人民群众冲突事件，“英国记连经过，民人疑其帮护”，也被木棍殴伤。“自从那时以来，没有一只商船到过这个港口”[4]，“在该港口的历史上，第一年中没有外国船只进口；第二年，即1845年，有765吨的航运进口，贸易价值是375，000元；但是在第三年和第四年又没有一只船了”[8]。

英国对福州在商业上的价值加以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在福州问题上却毫无犹豫，它是没有价值的而且一定要放弃——‘必须承认，这个最后的一个口岸（福州），经过七年多的试验以后，已经证实是确定的失败了’”[8]这样一直到1850年那里的外国人口只有十人，其中七人（一个英国人和六个美国人）是传教士。[8]直到1853年，除了外国走私鸦片的船只外，没有一个外国商人、一家洋行在福州经营贸易。从下表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中国的茶叶贸易仍然以上海和广州为中心(见表1)：

表1 道光十年（1830）——咸丰三年（1853）（沪埠、粤埠、榕埠输茶状况）[8]年份 茶（磅） 出口总计（磅）广州 福州 上海到英国 共计1830-1833 51,311,000 + + 51,311,000 1834-1837 58,981,000 + 58,981,000 1838-1842 42,353,000 + 42,353,000 1843 17,727,750 17,727,750 + + 17,727,750 1844 49,457,250 69,327,500 + 1,149,000 70,476,500 1845 49,769,250 76,393,000 + 3,801,000 80,194,000 1846 47,488,500 71,556,000 + 12,460,000 84,016,000 1847 45,246,750 ,192,500 + 12,494,000 76,687,500 1848 46,290,167 60,243,000 + 15,711,000 75,954,000 1849 34,797,600 ,677,500 + 18,303,000 82,980,500 1850 40,100,000

55,067,400 + 22,363,000 77,430,400 1851 42,201,000 62,468,100 + 36,722,500 99,190,600 1852 35,617,250 36,127,100 + 57,675,000 93,802,100 1853 29,700,000 31,796,000 + 69,431,000 101,227,000

关于福州开埠后没能成为外国人理想的茶叶出口地和商品倾销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武夷茶贸易多采用预购制度，使英国人无法在福州购买大批武夷茶；福州港的航道艰险；海盗肆虐阻碍了海上贸易，而最重要的原因是“清和地方对福州港的对外贸易千方百计加以钳制”[9]。1845年，闽浙总督刘韵珂上奏：

“上年二月间，李太郭未到之前，即与臣刘鸿翱奏明，在茶商应行经由及可以绕越各处，节节设卡稽查，(朱批：所见所办俱好，切不可令该夷知觉，是为至要。)使内地贩茶之人先多阻碍，则人情不以为便，必仍贩往粤东等省行销，不复来福。及五月间，李太郭到后，复督同藩司密派文武员弁，分赴各处查访，不准稍有偷漏。一面又委熟悉情形之员，向省城内外之巨商大贾密加晓谕，以夷人在省会通商，非有益于地方之事，总宜令其废然而返，方为长策。劝令各该商等勿得即与互市，俾免该夷在此勾留。各该商亦尚知轻重，均称不愿与该夷交易，故以后李太郭屡将所带作样之洋布等物给人查看，欲图销卖，民间绝无顾问之人。李太郭见情形如此，从不言及开市......臣等惟有与藩司尽乎力之所能为，阴加阻挠，密为钳制，使该夷不能即遂所谋。外则仍待以德意，曲示羁糜，使其寞然罔觉，无从借词生衅，以免枝节。(朱批：紧要之至，密之又密。)如能所赖皇上福庇，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重地，不令非我族类者实逼处此，殊为万幸。”[6]

也就是说，为了不让英人在福州开市，刘韵珂认为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私下

设卡阻碍内地贩茶之人来福州，并晓谕省城内外巨商大贾，勿得与英人互市贸易，使英人在福州不能通商，另一方面，表面上仍恪守条约，民夷相安，使英人蒙在鼓里，找不到起边衅的借口，这样就能达到目的。事实上，刘韵珂在任职闽浙的七年中，始终实行这一。

可以看出，1840年—1853年这段时间内，福州港除鸦片贸易外的对外贸易没有任何发展，西方商人妄图在福州港开辟茶市的愿望落空，其中原因是复杂的，但笔者认为地方的钳制是最具影响的因素，刘韵珂在任闽浙期间采用断绝英人在福州港的茶叶贸易的方式，从而达到既不让福州开埠通商，又免边衅的目的。

3 中的崛起：1853——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

在英国人对福州港绝望之时，太平天国运动使福州港的对外贸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853年，太平天发展到华南、华中大片地区，切断了武夷红茶输往广州的旧通道，武夷茶无法运销广州，茶货壅滞。同时，上海的小刀会切断了武夷红茶运往上海的新通道。这一时期，由于广州和上海的通道被切断，使得西方人再一次把目光转向福州港，并且当时的闽浙总督王懿德由于福建地方财政几近崩溃，奏请暂驰海禁，允准武夷茶叶出海道贩运出口，这为茶港的形成和繁荣提供了便利。吴健彰在1853年的上海小刀会中为旗昌洋行救出，他向洋行建议：“现在是尝试从福州航运（茶叶）的好机会。”美国旗昌洋行派买办到武夷山茶区，收购次年贸易用的茶叶，并经闽江顺流而下运至福州，这一尝试取得了成功，让外国商人看到了福州港的潜力[9]。由于美国旗昌洋行的成功尝试，各国拥有巨资的大洋行立即仿效，纷至沓来，在福州抢购茶叶，竞争日剧。从表2可以看出，福州新茶路开辟不久，福州港的茶叶出口量就超过广州，茶叶出口总量

曾经超过上海，其中红茶出口总量居全国首位，福建省乃至中国的外汇因此大量增长。

表2 1853—1869年中国三大口岸的茶叶出口量表[11] 单位：磅年代 总计 广州 % 福州 % 上海 %1853 105,081,000 29,700,000 28.3 5,950,000 5.7 69,431,000 66.1 1854 119,034,000 48,200,000 40.5 20,490,000 17.2 50,344,000 42.3 1855 112,660,700 16,700,000 14.8 15,739,700 14.0 80,221,000 71.2 1856 130,677,000 30,404,400 23.3 40,972,600 31.4 59,300,000 45.4 1857 92,435,100 19,638,300 21.25 31,882,800 34.5 40,914,000 44.3 1858 103,6,400 24,393,800 23.5 27,953,600 27.0 51,317,000 49.5 1859 110,915,200 25,184,800 22.7 46,594,400 42.0 39,136,000 35.3 1860 121,338,100 27,924,400 23.0 40,000,000 33.0 53,463,800 44.0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由于英国海军部详细探测河道后，把引港系统建立起来，也设置浮标和航标灯在江上做记号”，大大减少了航行所面临的危险[10]。福州很快变成“驰名世界的茶叶集中地”[11]，从此福州成为世界著名的茶港。由于武夷红茶大量从福州出口，欧美各国的茶叶爱好者对头春茶的渴望和新茶首市身价百倍，使各国茶商千方百计地加快运送速度，追求更高的利润。在帆船时代，英国和美国为了抢运茶叶纷纷建造“茶叶飞剪船”，建成后立即投入运茶大竞赛。在飞剪船时代，运茶大竞赛的热闹和动人情景，只有大赛马时可与之匹敌。运茶竞赛的起点是福州茶港罗星塔下，终点为英国伦敦船坞。在武夷头春新茶上市的时候，张挂着无数雪白之帆的运茶飞剪船，从福州港罗星塔下起航，向英国伦敦急驶。船上装载着最上等的新茶。“最佳的帆航家、最精之航海者及最快的船舶，皆以运茶船队为其代表。在伦敦，要是一家杂货店不能在大竞赛的茶船到达的第二天，就在橱窗里陈列一箱标有优胜的飞剪船名的武夷茶叶，他的店铺便会无人问津。

“茶船每年从隔州争先到达，就会成为这一年的大事之一”[12]。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福州茶叶贸易更加繁荣。这一时期，运输业有所发展，轮船由于运费低廉，耗时短，装载多，成为运输茶叶的有力工具。在1870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相对于绕过好望角，茶叶运往伦敦的时间大大缩短，茶叶也更加新鲜。国际通讯业也有所发展，通过使用国际电报，外商与代理人沟通商情，使得茶叶的采购更具准确性。根据表3可以看出福州港茶叶贸易的繁盛：

表3 1854—14年福州港茶叶出口量统计表 单位：担来源：福州港史志编辑委员会，福州港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6，146，表3-4-12制年份 出口量 年份 出口量 年份 出口量 年份 出口量1854 130000 18 575780 1874 675344 1886 665494 1855 270000 1865 571096 1875 720213 1887 615673 1856 371700 1866 594620 1876— 1888 553235 1857 320058 1867 550233 —1879 18 457019 1858 290758 1868 6037 1880 702113 10 390000 1859 265859 1869 580999 1881 733594 11 335651 1860 374512 1870 4872 1882 9755 12 3637 1861 559434 1871 637718 1883 6588 13 406219 1862 505428 1872 09 1884 680450 14 397196 1863 474614 1873 565511 1885 722450

出口量大增与植茶业的兴盛互为目的。为适应出口需要，老茶区深挖潜力，扩大生产规模。福州自“各国通商之初，番舶云集，商民偶沾其利，遂至年相慕效，漫山偏野，愈种愈多”[4]。老茶区仍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要，于是新茶区不断出现。正因为茶利较厚，福建各茶区农民依靠种茶养家糊口，种稻及其他作物远不如种茶，他们都取得了较好收益。

茶叶贸易的繁荣带动了其他货物的进出口贸易，福州港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不断增加。自福州开埠后，大量的洋货，如鸦片、棉布、棉纱、毛织品、金属及其制品、煤油、火柴、藤条、海产品、西药、玻璃等通过港口涌入。

4 繁荣下的衰落：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

然而繁荣掩盖着茶叶厘税太重、粗制滥造、流通环节太多、剥削加重等严重问题。有识之士站在时代高度敏锐觉察到茶叶贸易衰落的潜在因素，强烈要求改革。1878年《万国公报》就指出：“印度自得中国植茶之法，垦荒种植，日益繁滋，又延请茶师讲求制造，年中贩运西国获利无涯，其夺中国之利”[13]。表面上出口继续增加，1881年出口2585406担，标志茶叶贸易高潮已经来临。1886年出口2682040担，登上了近世茶叶出口数量的顶峰。嗣后二年出口量也有260多万担。

不久危机总爆发，各种潜在的弊病完全表面化，茶庄倒闭、茶农破产的现象比比皆是。许多茶行茶店倒闭，10年福州有七家办茶洋商和六家华商停业，11年，美商旗昌洋行和英商天祥洋行关闭。茶农更是困苦不堪，他们被迫放弃喜爱的行业，弃茶他图。早在1866年福州附近“山头种茶者因见茶市日坏，无利可获，遂将茶树焚去，改种山芋”[14]。茶质下降，价格下跌，市场萎缩，决定着茶叶生产只能走下坡路。福建出现了卖茶难的问题，该省各主要茶区颓势初现。1887年福州附近的茶农“正在认真考虑在本来是茶园的地方改种其它农作物”。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再不能忍受种出了东西却得不到报酬”[15]。

1834年印度开始种茶制茶，4年后成功生产了12小箱茶，共480磅。 在1850年

之前，印度出口的茶叶极少，此后印度茶经过多年的改良有所发展。印度茶首先进入英国市场，1859年出口英国的茶叶超过百万磅，1868年英国“就许多零售商而言，印度茶已经代替了其他一切饮料；同时，在有些地区，饮用花熏茶和乌龙茶的，几乎已告绝变”。[4]1869年上升到千万磅以上，印度茶业逐渐正规，所制茶叶“颇不逊于中华”，逐渐动摇了中国茶在英国市场的优势地位，对中国茶出口销售形成了一定威胁。由于印度、锡兰等国茶业的发展，世界茶市中，中国茶所占的比重在1870年下降至86.2%。虽然在世界茶市中，中国茶依然占据优势地位，但其趋势是逐渐下降。

70年代有人说“印度茶已经成为一种可怕的劲敌......如果在种植和包装的方法上不求改进，中国将完全被逐出国际市场，这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4]。1872年印度首次采用揉茶机，至90年代前，已逐渐实现了茶业机械化，这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成本，是印茶竞争获胜的重要原因。据说机器制茶12分钟可制茶350磅，且比手工制茶干净，茶色整齐划一。福州茶叶味淡质差，英国人转而嗜好质高味浓的印度茶，福州茶只能掺进印茶中或标为印茶才能卖出。这样“印度和锡兰茶在价格及质量上不仅已打垮福州的低级茶，而且还打垮一些高级茶，并很快地使福州茶日益丧失其市场—英国及其殖民地”[4]。

5 结语

中国茶在英国市场与印茶竞争失败，失去了世界头号茶叶大国的地位，而且日益降为第二、第三位。印度茶巩固英国市场后，进而与华茶争夺澳州、美国、加拿大市场。此三国“过去有一段时间几乎完全饮用福州工夫（茶）”。18年左右，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印度和锡兰茶，一年年逐渐而肯定地占了优势”[4]。

究其原因，其一是印度茶的种植与制造有欧洲技师的监督。这些技师能够制造各种等级的茶叶，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另一个极重要的优点，在于每年的茶叶收获量，事前能有精确的估计，以指导购茶者准备购买。中国的情况则迥然不同。茶叶的种植、制造和出售，都是出于本地茶农之手，他们墨守长久相传的、刻板的制茶方法，一点也不知道外国消费者经常变化的嗜好。任何季节可能提供的出售量，也只能从买办等等不确实的报告中得到。因此中国市场上的购茶者，不得不经常在黑暗中进行工作，因为不知道茶叶收获的情况粗略地加以揣度，而这些人的报告常常是不可靠的，他们对于茶叶的供应能否满足需要，或超过需要何种程度，常常毫无所知[4]。

中国茶叶质量不精，后期加工过分粗糙、分散和原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简单地说，“印度对中国的优势，就是制造商对手工业者的优势......控制着伦敦市场的，正是这些拥有充足资本、改良的机器及专家监督的大茶园”[4]。

福州茶叶不仅在生产制造方面存在制作粗糙，质量不佳的问题，在流通经营方面同样存在着问题。

茶叶的流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环节：茶农将毛茶卖给茶行、茶贩，茶行、茶贩将毛茶运到茶号精制装箱，然后运到茶栈存放，通过茶楼通事与洋行买办洽谈卖给洋行出口。因此在茶叶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一些中间商如茶行、茶商、茶栈等参与其中，英国领事认为这些中间商对茶叶贸易有害无利，认为“他们只要能将茶叶卖给外国人，根本不在乎自茶区运来的是何等的垃圾”。[16]这些中间商的参与不仅使流通环节过多，也是福州茶叶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据英国税务司在1887年的调查，福州市场上茶叶质量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茶叶中经常掺和太多的茶末，并进而导致了出口量的下降及茶叶贸易的衰退。

[17]根据当时的规定，茶末与茶叶的税率相同。以1868年为例，当年普通功夫茶的价格每担14—20两，好的高达30—40两，而茶末的价格仅为6两，在1884—11年间普通茶叶的价格亦是茶末的3—4倍。这使得茶商在茶叶中掺杂了大量的茶末，进而影响到茶叶质量。

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茶叶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一方面，由于中国茶商没有国外直销茶叶的能力，洋行便凭借航运和金融等优势，主导了华茶市场定价，垄断了华茶出口权；另一方面，由于直接收购茶叶具有种种不便，在中国市场上洋行主要依靠中国茶栈采购茶叶。为了增强与洋行的谈判能力，更是为了获取垄断利润，茶栈凭借茶业公会集体组织、、放款等力量，控制茶叶货源。同时，茶业公会垄断茶叶出口专售权，即绝不允许非会员茶栈与洋行直接交易，阻止茶叶不经茶栈之手直接流入出口市场，实现了对茶叶货源的垄断。为了避免因货源过多而价格下降，福州茶叶公会公义堂再次决定9月15日后不得将茶叶运进福州，违者罚款5000元。[18]因此当年价格比较稳定，最终华商获利。同样，当18年福州茶商在看到茶叶市场情况不妙“（茶叶）销路更滞，大半减价出售，商情艰窘”时，他们“同深悚惶，佥议西、北各种茶叶于六月截止，概不采运，免致再受亏折。”[19]

主导近代华茶贸易制度构建的洋行、买办与茶栈，他们操纵价格和金融，使茶叶产制者漠视茶叶质量。在此情况下，茶农很难获利，亏损成为常态。为弥补损失，茶商、茶农等常掺假作伪、投机。这些行为进一步恶化了茶叶质量，使华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茶栈通过帮别(按照经营不同地区的茶叶，茶栈被分为不同的帮)、业务绑定等手段，分割了市场，并制约了市场扩张。由此可见，洋行与中间商共同主导构建的茶叶贸易制度将近代中国整个茶业纳入了一个非良性竞争的制度下，华茶对外贸易就在此制度下衰

落了。

福州港对外茶叶贸易的兴衰也是近代华茶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缩影，由于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化起步晚，进程慢，茶叶生产原始粗放，经营环节分散，缺乏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加之未形成相关产业链，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外有印度茶的竞争，内有茶叶生产经营方面的一系列问题，福州港的茶叶贸易在近代国际市场，逐渐处于被动地位。

参考文献

【相关文献】

[1]（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梁章钜.归田琐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 郦永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福州问题史料[J].历史档案，1990（02）：3.

[4]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5[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 夏燮.中西纪事[M].长沙：岳麓书社，1988.

[6] 郦永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福州问题考辨[J].历史档案，1990（02）：96.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第七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8]（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一卷（1834—1860年冲突时期）[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9] 刘锡涛，牛江红.初探近代闽江茶叶贸易对福州港兴衰的影响[J].广东茶业，2009（04）：14.

[10] 福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室.福建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

[11] Hosea Ballou 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1834-1860 ,Volume 1,(Hong Kong：Kelly And Walsh Limited,1910).

[12] （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13] 印度国茶务日盛[N].万国公报，1878，（500）

[14] 上海通商海关总税务司署.通商各口华洋贸易总册厦门口[M].上海：通商海关总税务司署光绪二十二年.

[1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福建文史资料 第10辑[M].

[16]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Embassy and Consular Commercial Reports,Volume 9,(Irish：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17]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Embassy and Consular Commercial Reports,Volume 16,(Irish：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18] 福州海关.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概况[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2.

[1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 第77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