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_联共_布_与瞿秋白_左_倾盲动主义错误

社会科学版)第3卷(第4期)　000324山西农业大学学报(

J.ShanxiAgric.Univ.(SocialScienceEdition)No.4Vol.32004

国际、联共(布)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董金柱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　要:通过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由始及终的全面考察,认为在当时国际通过选

派代表到中国直接指导中国的领导下,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产生、发展及其被克服都与国际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罗明纳兹;“无间断”;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

中图分类号:D1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04)04-0305-04

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Comintern),theSovietUnionandQuQiubai“left”Putschism

DONGJin-zhu

(SchoolofPhilosophyandPublicAdministration,He'nanUniversity,KaifengHe'

nan475001,China)

Abstract:ThisthesisinvestigatesthewholeprocessofQuQiubai”left”putschism,thenconcludedthattheemergence,developmentandconquestofQuQiubai”left”putschismwascloselyrelatedtocominternoncon-ditionthatCominterndirectlydeputerepresentativeastheleaderofChineserevolution.Keywords: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Comintern);Lominadze;Unceasingrevolution;QuQiubai”left”putschism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是中国党在1927～

1934年间相继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中发生最早的一次。它是在国际代表对中国的直接指导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后来又在国际的指导下被制止。本文对这一过程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和揭示。

在汉口举行了紧急会议。会上罗明纳兹就他起草的《“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长篇发言。发言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及各阶级的关系,提出了中国进入新时期的任务,批评了机会主义的错误等。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国党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及《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会议还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政治局,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会议在的紧急关头,坚决果断地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确立了土地和武装反抗反动派的总方针,成功的实现了国际关于中国的转变。这在当时都具有很重要的积极意义,“他将党救出来”,“没有他,

[2]P166

党简直就要`亡党'的”。“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3]P957路”。比如,在当时由于大刚刚失败,力量遭到极大摧残,形势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会议没有很好地

一、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联共(布)与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形成

　　在汪精卫发动反政变前夕的1927年7月14日,国际执委会做出了《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目前形势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它明确指出:“由蒋介石到唐生智,反将领在暗中勾结。与此同时,武汉却袒护反将领的行动,助纣为虐……因此,武汉已成为反势力。”[1]P336为此,中国党“必须巧妙而及时地临机应变,必须迅速及时地改变口号,必须及时调整无

[1]P337

产阶级的队伍,有力地应付变化了的形势”;决议还为中国党的转变提出了诸如“退出武汉”、“开展土地”、“纯洁党的领导成分”等一系列的措施和建议。一般认为该《决定》是国际在中国问题上转变的重要标志。为了落实《决定》规定的措施、实现国际对于中国的转变,国际特派执委会团成员罗明纳兹来华接替鲍罗廷等,并由纽曼协助他工作。

罗明纳兹和纽曼于7月23日抵达武汉。8月7日,

结合实际制定一些较为适宜的必要的退却策略,却认为“如果群众运动不能起来坚决地反抗,那末,最近期间的白色恐怖决不会减弱,只有越发厉害”,“只有广大的劳动群众积极起来反抗,实行的斗争,才能夺取篡窃旗帜以实行白色恐怖的叛徒之武器,而扑灭反”,[2]P6极力地去激起党人和群众对敌人的仇恨,鼓动立即用的方式去进攻敌人。这显然是没有慎重考虑到当时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下的低潮阶段的客观形势而得出的错误结论。会议还认为,“中国是资产阶级的民权,而有生长

收稿日期:2003-11-07

作者简介:董金柱(1975-),男(汉),河南郸城人,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党与中国现代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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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创造总的局面”,[6]P131竭力地去推行一条进攻的路线,而不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应该是去保存和积蓄力量。在

阶级斗争问题上,则“完全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歼灭豪绅地主及一切反派……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

[6]P133

派”。这种不讲策略的对敌斗争态度,使中国党和人民的力量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下更陷于孤立无援之中。会议在继续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则又不适当地强调“机会主义遗毒犹存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党的指导干部是非无产阶级的成分。本次会议命令各级干部用最坚决

[6]P137

的方法,使指导干部工人化”。这就又一次强调了“唯成分论”的错误观点。为了能使决议得以贯彻并处罚领导起

[2]P10

而成社会主义的根本趋势”。刘宋斌认为,在这里[4]P296“已萌芽出`无间断论'的观点”。此外,会议还过分强调了领导机关的工人成分问题:“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

无论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得正确”、[2]P54-55“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我们党和这种非无产阶级的、不的、透彻的机会主义必须断绝关系,永不沾染。”[2]P17这就会在组织上导致“唯成分论”倾向的产生。另外,会议还把进攻城市作为的首要目标,等等。

8月9日,联共(布)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合会议通过的《中国的教训》一文对中国形势的估计是:“在其遭严重失败的同时,发生了各派力量的激烈改组,在各派力量的改组过程中,工农和城市贫民结成反对一切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同盟……在较短时期内,新的革

[1]P334

命高潮将取代的暂时失败这种前景”。受此影响,在8月21日的《中国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中认为:“之重新高涨,不但在最近期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免的。张发奎之党员在南昌,提出土地的口号,就可以算得这种的重新高涨之先声”。这无疑是对力量的恢复和形势的发展作了过高的估计。正是由于对形势有了这样错误的估计,所以在9月15日的政治报告中指示:“目前我们的是,主要的是要引导工农群众,即工人作

[2]P159

经济斗争的时候也要以为目标”。19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在谈到建立苏维埃的问题时指出,“苏维埃的组织,首先应当在那些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

[5]P370、371

等”,“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的拒绝组织苏维埃”。这表明,当时指导发展是首先要以夺取城市为目

[2]P129

义失败的同志,罗明纳兹还提出了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并以此处罚了南昌和秋收的领导人。

正是由于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对于中国形势、性质、策略任务、重心及组织问题等基本问题都带有一系列“左”的错误,因而它标志着自“八·七”会议以来由“左”的情绪发展而来的“左”倾错误,即所谓的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在占据了统治地位。会后,瞿秋白根据会议精神先后于11月21日和12月19日发表了《中国是怎样的?》和《武装的问题》两篇文章。文章认为:“中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的高涨而且是无间断的性质,各地农民的继续暴发以及城市工人的斗争日益剧烈,显然有汇合成总的趋势”,“中国当前的,显然是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单是农民而没有的城市做他的中心和指导者,便不能团结集中而形成伟大的胜利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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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权力”,[6]P117、“中国的现时阶段,显然到了工农武装的时期”,“城市自然要成为的中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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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6]P138、等等。显然,瞿秋白关于中国的形势、性质、任务及城市中心论等“左”倾错误观点,无一不是国际及其代表对于中国指示的翻版和继续。陈再凡明确指出:“罗明纳兹的`不断'论,混淆了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成为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理论根据。”[7]P165

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以瞿秋白为首的的主要工作都是围绕会议的决议———在全国实现“总”的这个“总策略”而开展的。会后,布置了在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地的“总”、“总罢工”计划,布置了两湖、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并先后发动了宜兴、无锡的农民及上海、武汉、顺直等地的和。这些大大小小的或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遭到了失败和很大的挫折,使中国党和群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尤其是12月11～14日的广州,它“是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的直接表现”,它的失败“是罗明纳兹和的总策略执行过程中所遭受

[4]P300

的一次严重的挫折”。

标的,是承袭了联共(布)“城市中心论”的模式的。

11月9日至10日,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罗明纳兹和刚从莫斯科赶来、准备接替罗明纳兹的国际代表米特凯维奇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由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及其它议案。会议提出了中国一定要在领导下发动群众,组织工农军,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等正确措施,并再次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会议却在另一面又进一步发展了“左”的错误:会议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的形势”,[6]P127而否认了当时的客观形势是处于低潮;“在性质上,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行推翻封建军阀的民权,所以中国进展的过程中决不能有民权自告一段落的局势(所谓二次的理论);这一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的责任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有“无间断的性质,中国是马克思

[6]P127

所称为`无间断的'”。这就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界限。对于城市在中的地位和作用

问题,决议认为“城市工人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作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使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是胜利在巨大内得到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6]P130很明显这仍是坚持了城市中心论的错误。对于党的策略任务,决议认为应是“努力鼓动各地城乡的高

二、国际指导中国党克服瞿秋白“左”

倾盲动主义

　　接连的和遭到的沉重失败和挫折,使得“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不仅在党内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和抵制,

董金柱:共主国际、联共(布)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而且也引起了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反思,这甚至在国际和苏共内部引发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从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始,一直持续到国际“六大”才结束。

12月,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刚从中国赶回的罗明纳兹在大会上作关于中国问题的讲话中大讲中国的大好形势,鼓吹“无间断”的论。有关中国全局的中国性质问题,他认为中国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工农,这种会越过资产阶级而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这遭到了米夫和布哈林等的反对和批评。会后两派继续围绕中国的问题展开了持续而激烈的争论。

1928年2月9～25日,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由联共(布)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和代表团向忠发、李震瀛联合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该方案对罗明纳兹的“不断论”进行了批判,认为“想要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而同时认为这个是`不断',这种倾向是错误的”,并认定“目前中国革

[1]P350

命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时期”;认为当前的形势是“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了”,“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出现群众运动的新高潮”,[1]P350～351并指出“在目前形势下,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工农运动的先锋队由于对当前形势的错误估计,由于对敌人力量估计的不足,因而可能脱离群众,过于冒进,分散自己的力量,从而被各

[1]P352

个击破”。决议还指出,“目前全党的工作重点应当是争取千百万工农群众,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把他们团结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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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争夺城市的一阶段,”[8]P222等等。

为了总结党的经验教训,分析当时的形势和性质,确立党在新时期的方针,中国党在国际的帮助下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布哈林、米夫等人组成的国际代表团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修改及领导人选的酝酿工作。瞿秋白代表第五届委员会致了开幕词,并承认了“八·七”会议以来党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国际布哈林在大会上作了《中国与中国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对中国的性质、形势和任务等作了详尽的说明。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等18个文件。

“六大”的《政治决议案》指出:“中国党第六次大会完全同意国际执委会第七第八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中国性质之估量”,“中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

[8]P298

级性质的民权”。关于形势决议指出“高潮过去”,“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

[8]P309、310

高潮”。关于现阶段的任务决议指出,“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是当前的两大任务”,“现在正是为此而团结收集无产阶级力量的时候,暂时武装在全国范围的意义,还只是宣传口号”,“争取群众是现时的总路

[8]P299、314线”。此外,决议还总结经验批判了“左”的错误,指出:“十一月扩大会议在决议案上对于中国的估量,不正确地采用了`无间断'的名词,于是解释为不断的高潮之可能,就可以发生由此而得到不正确的策略。同时,对于布尔塞维克的的观念很久是模糊的,于是有不正确的估量和策略,以及过于忽视敌人力量的观念,———这些都可以成为盲动倾向的根据”,“命令主义使群众离开党”,[8]P307、316等等。

“六大”在国际的帮助下,在纠正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基础上,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新。这些新在指导中国进行土地、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这也是大会的主要方面。但“六大”在反对盲动主义错误的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左”的错误,如把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等反势力相提并论,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

[8]P300

碍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对反动营垒内部也缺乏正确的分析和认识,认为“的各派完全是反动的”,“地主越小,他的剥削方法越厉害越凶恶,他出租田地

[8]P324、332

的条件越苛刻”。正是由于有了这些错误的认识,所以在斗争策略的制定上就不可避免地会犯“左”的错误。如

和党所提出的口号(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现全国的统一,摆脱帝国主义压迫,推翻现政权,建立工农专政,组织苏维埃)周围”,[1]P351并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工人阶级某些阶层中的盲动主义,反对在城市和农村采取无准备、无组织的行动,反对把当儿戏”[1]P351等。《决议案》通过后,罗明纳兹声明放弃了自己先前的错误观点。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的决议虽然还含有城市中心论等“左”的因素,但对中国的一些最主要的问题做出了基本正确的结论。这在当时对制止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起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国际指导中国党确立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收到国际执委会第九次会议的决议后,于4月30日发出了《通告第四十四号》,表示接受该决议案的指示,“中国党政治局,讨论国际执委二月会议的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后,接受这一决议案之一般方针,并且认为在最短期间,于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切实执行这决议案必要的具体步骤。”[8]P174随后,党号召纠正各地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并停止了计划。这样,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自1928年4月份起在全国的范围内实际上就基本上停止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党的指导思想中仍然还时时流露出一些“左”的成分。如5月6日《通告第四十八号》就认为,当时的斗争形势“如果能够好好地领导,是可以发动城市的广大群众,推进政治和经济斗争,扩大群众的组织,达到一个新的高潮的局面。”[8]P21225日,《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中又说:“中国已经进行到土地,深入建立割据区

决议规定应当“反对第三党等类蒙蔽工农阶级意识的党派”,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8]P325、300等。在组织问题上,“六大”有过分偏面强调“指导机关工人化”的倾向,在《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还规定:“旧时不许在警卫军内服务”、“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前可适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亦应如此”,[8]P398、399等等。因而,“六大”虽然再次地纠正了党内的“左”倾错误倾向,但它却并不彻底。这也与国际对中国的具体指导有着紧密的关系。向青指

—308—出:“`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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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接受了国际的帮助和指导,而

及其被克服却自始至终都与国际及联共(布)对中国的指导有着密切的关联。正如李维汉所说:“无论政治上

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其重要的`左'倾,其创造者都不是中国同志,而是国际代表,主要是罗明

[10]P235

纳兹”。

且也接受了国际的错误影响……在国际和中国关系方面更加盛行于照抄照搬国际指示。”[9]P100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之所以产生,虽与党人及群众对右派背叛及其的仇恨、报复情绪有关,但其产生、发展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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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孙中山很快发现,中国“组织未备,训练未周”,“夫意志不明,运用不灵,虽有大军,无以取

[6]p473胜”。同时认识到的民主纲领与三民主义是共通的,两党有合作的基础,他也看到苏俄胜利中工农的

石不仅背叛了孙中山的建党思想,而且背叛了三民主义,在扩展期所取得的成果也因之丧失殆尽。南京成立后的,沦为挂着“孙文主义”招牌,推行和法西斯统治的工具,它最终只能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党。南京的统治,排除了中国其他政治集团参政的可能,因此就丧失了合法性基础,免不了被推翻的命运。孙中山“五权”的设想最终名存实亡。这不仅是孙中山先生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政治精英们终于探索出一条新的途径:中国党在风暴的锤炼中以超常的速度成熟了。她通过土地赢得了农民的支持;通过统一战线,整合了中国的政治精英;通过党的建设,形成了强有力的组织;通过军事斗争夺取了的胜利,建立了强有力的。从晚清遗留下来的中国政治衰败的巨大惯性,终于被扼制在地狱的边缘。中国的现代化终于有了希望之光。

伟大力量。因此,他希望通过国共合作来改造,通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来壮大的力量。在国际和的帮助下,中国顺利进入了扩展期。它以“列强”、“军阀”的口号成功地实现了对广大工农大众的社会动员,“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竟使几百万人都卷入到民族反帝运动的浪潮中。社会精英与民众的结合和城乡间大的广泛开展,扩大了的社会基础,增强了的力量。

正当形势日渐光明,中国蓬勃发展之时,孙中山先生去世了。他的去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使中国在将要完成制度化的时刻中断了发展。蒋介

参　考　文　献

[1]列　宁.列宁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7.

[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8,88,297,297-298.[3]孙中山.总理全集论著[M].上海:民智书局,19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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