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家要旨》刍议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第２４卷第４期　２ＯＯ２年７月　泰安师专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ＡＩＡ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ＯＩ，Ｉ．ＥＧＥ　Ｖ０１．２４　Ｎ０．４　Ｊｕ１．２００２　《论六家要旨》刍议　马荣良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摘２０００６２）　要］　西汉司马谈之《论六家要旨》是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是对先秦诸子思想和学术争论的总结性　的批判文字，该文创造性地分诸子为六家，并题名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并给予六家以全面而公正的评　价，其论有若案断，虽百世不易也。同时，该文也是针对当时儒术独尊之政治思想路线而发的对抗性很强的一　篇政论文字。　［关键词］　司马谈；六家；“扬道抑儒”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７８８８（２００２）０４～００４３—０３　从严格意义上说，对诸子百家试行分类的当　首推司马谈。正如梁启超所云：“庄苟以下，论列　诸子，皆对一人或其学风相同之二三人以立言，其　荣括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用科学的　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　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　耳［２ｌ。　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　虑，同归而殊涂”的名言，其用意是为了回答天下　学术何以有诸多学派的问题。司马谈认为，天下　学术之所以分成六家，其实都是为了“治世”的需　分类法，厘为若干派，而比较评骘，自司马谈始　也。”［１］　司马谈在其《论六家要旨》中首次论列六家而　不再只举诸子其人或仅提儒墨两家或人与家数混　称。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并提，是汉初　的事。尤其是阴阳家，其源头可追溯到黄帝，但作　为家派或思想家个人，《庄子・天下》、《苟子・非十　要。由于诸学派中人物在如何治世问题上认识不　一，思考问题的角度与方法不尽相同，因而，就有　司马谈的上述观点，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　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　二子》诸篇皆未提及。从家派而言，儒、墨似为最　早，《孟子・尽心篇》日：“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　于儒。”（“杨”者杨朱，非学派名。“儒”与“墨”则学　派之名称。）《韩非子・显学篇》日：“今之显学，儒、　墨也。”皆已提及。《韩非子・定法篇》论商鞅、申不　害二子，而以定法为篇名，则战国末似已有法家之　名，但未可断言。此外，道、法诸家，虽未明提，但　其一，诸子学派的产生既然皆“治世”之需，则它自　然是时代的产物。从此意义上言，《论六家要旨》　与《淮南子・要略》在诸子学说起源问题上，其实质　是一致的，都是从时代取舍的意义上去说明诸子　思想学说及其派别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其二，既　然天下学术“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那么，诸　子学派的分野最终是要走向统一的，即“分久必　在《庄子》、《苟子》之诸子归类上已现其端倪。所　以，在战国多提某某子，举人而不分家数，至多只　提及儒、墨，或将某几子并提，以示归类。真正系　统地划分学派、考镜源流，是司马谈以后的事。其　《论六家要旨》云：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　［收稿日期］２００２—ｏ幸一１９　合”。这与《庄子・天下篇》所云之天下学术由统一　走向的观点似乎是对立的。但是，如果从学　术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庄子・天下篇》的观点　反映的是春秋以来学术下移，即由“皆原于一”向　“将为天下裂”转变的历史趋势；《论六家要旨》的　［作者简介］马荣良（１９７７一），男，山东泰安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泰安师专学报　第２４卷　观点反映的是汉初学术由子学余绪向儒学独尊转　变的历史趋势。可见，二者都反映了一定的历史　实际，因此都有其正确性，两者可以并行而不　悖［３ｌ。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　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　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　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　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　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　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　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　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　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　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　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　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Ｌ４Ｊ。　在此，司马谈明确地将诸子分为阴阳、儒、墨、　名、法、道德六家。他还分析了各家的特点，认为　诸子学说各有其短长和存在价值，必须悉心分析。　其结论是道家居于六家之首，原因在于道家能博　采众长：“应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主　要。”此外，他之推崇道家，还在于他本人的道家思　想倾向是十分鲜明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　他“习道论于黄子”；《史记・儒林列传》中有黄生，　好黄老之术，景帝时与辕固生争论汤武事。　黄生当即黄子。这说明司马谈的道家思想是渊源　有自的。　司马谈对诸子所作“六家”之分，近人胡适予　以否认。胡适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所谓“名家”，在　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云：“古代本没有什　么‘名家’。无论哪一家的哲学，都有一种为学的　方法。这个方法便是这一家的名学。所以老子要　无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说‘言有三表’……这都是　各家的‘名学’。因为家家都有‘名学’，所以没有　什么‘名家’。”Ｃ５］中国古代亦无所谓“道家”、“法　家”，其理由是：“道家”之名不见于先秦古籍中；　“古代本没有什么‘法家’。……我以为中国古代　只有法理学，只有法治的学说，并无所谓‘法　家’。”［６］梁启超对胡适之观点予以批评，他认为司　马谈所分六家，虽不敢谓为绝对的正当，然颇能代　表战国末年思想界之数大潮流。从分类学上观　察，亦有相当之价值。“儒墨为当时显学，其标帜　最易认识，无待多论。‘道德’一语，虽儒墨及他家　所同称道，然老庄一派，其对于‘道’字颇赋予以特　别意味，其应用之方法亦不与他家同，则其自成一　派甚明也。阴阳家之书今无传者，吾辈颇难臆断　其学说之内容及价值。然邹衍邹夷之徒，盖甚博　辩，其说在当时学界，盖甚有力。观西汉时董仲　舒、刘向诸大师所论述，似蒙此派之影响不鲜，则　其为有力之一派可推知。然其与儒墨道皆非从　同，则据《史记》所述诸论略可见也。‘名学为整理　思想之方法，各家各有其名学，不能以名专立一　家’。此论胡适倡之，颇会真理。然惠施、公孙龙　一派，不仅以辩论名实为治学之手段，而实以为彼　宗最终之目的，此其所以异于他家也。故此派不　能隶属或合并于任何一派，只能别指目之日‘名　家’，有固然矣。法家晚出，其于儒、墨、道、名，皆　有所受，然单提直指，摆落群言，况有韩非之徒大　张其军，景从实众，故析为一家，亦云至当。由此　言之，此六家者足以代表当时思想家六大势力圈。　谈之提絮，询能知类而举要矣。至如杨朱贵己，魏　牟纵性，为道家养性之支流；宋全ｆｆ寝兵，陈仲食力，　皆墨家救世之馀绪，慎到、田骈弃知师物，实法家　理论之所从出。凡盂、庄、苟所论列之一时鸿硕，　以六家摄之，可无甚牾漏也”【７］。梁氏持论较为公　允。当然，司马谈所作之分类，代表的是汉代人的　看法，是后设的架构，是经其整理的线索，与春秋　战国学术与学者的真实状况尚有一段距离。　综观司马谈于诸子之评价，可谓言简意赅，较　为准确地把握住了诸子学说的宗旨要领，既肯定　了诸子学说之所长，也批评了诸子学说之所短。　“谈刺举六家学说特殊之特点而批评其得失，亦颇　能用客观公平态度不失其鹄，虽不能如《庄子・天　下篇》之直凑渊源，亦可谓能持其平者”Ｃ８］。其所　论，往往为后世学者研究“六家”所称引，几成至　言。当然，汉代学者出于治术的需要，不免以今论　古，以事论理，司马谈亦不免。“其释‘儒者博而寡　要，劳而少功’二旬日：‘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　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　其礼。’则似指西汉经生而言，非孔、盂、苟诸大儒　之’’［９Ｊ。　观《论六家要旨》，其中颇值玩味的是，五家之　中何以独揭儒与道家并论？钱基博认为，汉兴五　维普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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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期　马荣良：《论六家要旨》刍议　４５　六十年，独儒与道争长，未有定尊，而“太史公谈仕　什么一个法度，一个儒术，一个信仰，强劳不自然　于建元、元封之间；而建元为武帝之初即位，会当　儒道争长未定之际；而自以习道论于黄子；故特揭　的神形。百家各有“不可失”、“不可易”、“不可　废”、“不可改”、“不可不察”的优点，为什么要悖　师害理的统一思想呢？因此，不干涉之义，正是司　儒与道并论以见得失而明指归”［１ｏ］。可备为一　说。　马谈崇尚道家有其内心隐处。严格得讲来，这并　非如《汉书》所说的“先黄老而后六经”，而是托黄　老以为重言，隐约其辞地反对当时儒者百家之道　不使并进，而主张百家争鸣才是明理的大道，这里　推《论六家要旨》的成篇时间似应在汉武帝元　光元年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　后不久。如此，则不难理解司马谈“扬道抑儒”的　意旨。　当汉武帝罢黜百家，定黑白于一尊时，司马谈　“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提出百家皆务为治，　殊途同归的主张，不但不赞成武帝时代一般儒士　所明之法度，而且站在表彰六经的反面。汉武帝　之修明法度，在于表彰六经，绝百家之道，不使并　进，使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司马谈借了道家玄　虚的至高无形之义，认为武帝固定形式的法度，难　以“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他说：“形神骚动，欲与　天地久长，非所闻也！”司马谈以为道家的容量甚　大，可以“应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　要！”只要有这种海量，不管阴阳、儒、墨、名、法都　可以并至兼进，使他们各以其术争鸣，这样自然而　然的使贤不肖分明，使黑白是非表现，何必要来一　个统纪于一的千古不变的法度呢？大道的最高境　界是“无成势，无常形”。“儒者则不然”，引导统治　者走向徒劳无功的背大道所在处。《论六家要旨》　更明显地指出所谓“法度”其实不知时变；反之，道　家“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却没有把形势定　死，所以说“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　与合。故日圣人不朽，时变是守”。由此看来，一　于法度，就是违背了大道之常，而失君之纲，毫不　懂得虚因之义。使人民不自明，而自己一个人全　明。这不是形敝神竭的愚策么？司马谈的意思是　这样的：人君要把精神专一，先定其神，而不着起　形，由无为之虚，而因循万变之实，这样就无所用　其统纪于一的法度，否则，如儒者的建置方案，就　必流于“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了。由此，他主张一　道不可遍循，而要省察时变，应物咸宜。百家之　旨，都是务为治的，欲用之在我，一旦罢黜，黑白和　贤不肖的评价就失去自然的标准。特别更不必要　道家便成了反对法度统纪的依据。这更不是以道　反孔，只要看司马谈说的“孔子修旧起废，论《诗》、　《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嘱告他的儿子　迁取法《春秋》之意，就知道司马谈评儒，重指末　流，而非笼统的反儒¨　。　司马谈作为汉初盛行的黄老思想的代表，推　重道家，肯定道家吸纳诸家，却并不以道家为正　统，别家为异端，反而强调阴阳、儒、墨、法、名诸家　“不可失”、“不可易”、“不可废”、“不可改”、“不可　不察”，足见司马氏多少认识到不同学派的争鸣和　相互渗透，是丰富、发展“道”之大全的必要途径。　司马谈的学术观点给我们以启迪，中国古代思想　史的发展也证明了此点：思想理论的多元、自由与　平等是学术繁荣和发展的前提和重要条件。只有　一家之言和一花独放就谈不上繁荣，政治高压下　的学术是不自由的、缺乏性的，其结果只能是　使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或扼杀学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１］［７］［８］梁启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书后［Ａ］．饮冰室文集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２］［４］司马迁．太史公自序［Ａ］．史记［Ｍ］．北京：中华书局．　［３］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１０．　［５］［６］胡适．胡适学术文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１．１３０，　２４３．　［９］蒋伯潜．诸子通考［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２３　［ａ０］饯基博．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旨＞考论ＥＡ］．饯基博学术论　著选［Ｍ］．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４２２．　［Ｉ１］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５７．　（责任编辑魏元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