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域文化对地域经济的影响及对当地商人经营的影响

中国地域文化对地域经济的影响及对当地商人经营的影响(1)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地域文化的差异对当地经济及商人经营思想的影响很大,本人搜集了多个鲜明的、典型的地域文化代表,并一一列举,与各位好友共享!（注明：为转载内容，只为共同学习）

新齐鲁文化

一、文化大视野下的新鲁商文化透视

文化的基本含义是文而化之，它是指从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显然，这个过程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这种积累既反映在物质方面的不断丰富，也反映在精神方面的日臻完善[1]。毫无疑问，社会生活就是在物质与精神的相互作用下一步一步地由古代走向了现代。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具有极强的传承性，这一点在中国文化身上表现的尤其明显。我们在谈到中国文化时，不仅想到它的到厚重与博大，更多是感觉它的历史与久远。文化同时还是一个地理现象。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区分往往是因为其地域不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这种现象的通俗解释。当然文化还有一个特性是它的时代性。我们可以把文化比做一棵树。这棵树在其萌芽阶段、幼年阶段、壮年阶段及老年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

在研究新鲁商文化时我们同样要遵循上面的逻辑。在中国古代的著名文献《论语》中，孔子曾与他的学生子路谈起过名正言顺这个话题[2]。同样，我们在探讨新鲁商文化时，也应从“正名”开始。我们可以一层一层地在来认识“新鲁商文化”这一概念。新鲁商文化有这样几层意思构成。第一，新。新与旧相对，有新必须旧。我们所说的“新”，主要是一个时间概念。是指改革开放以后，具体是指1978年以后。因为从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用“新”表明时代特征。其次是鲁。鲁是一个地理概念。在古代，山东有齐鲁两个古国，故山东称齐鲁；在现代，山东简称鲁，鲁即山东。我们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来定义新鲁商这个概念的。再次是商，我们探讨的是一种以商人为主体的商业文化。从历史上讲，鲁商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指山东商人，它是与苏商、浙商、晋商、徽商相对应的概念。中国在明代形成了十

大商帮，鲁商是十大商帮之一。[3]在古代，人重土重迁，除非有大的变故，人从小很少离开自己的家乡。当其成人后，其身上的地地域特征已经蛎非常明显。因此，很容易区分鲁商晋商。而现在，关于“鲁”商，理解有多种多样。至少可以有以下四种理解：一是生在山东、长在山东、其服务企业也是山东企业的山东商人；二是生在山东，长在山东，其服务企业不在山东的山东商人；三是人不是山东人，但其所服务的企业是山东企业的外地人（还有可能是外国人）[4]。四是人不是山东人，企业也不是山东的企业，但其主要的经营活动发生在山东的外地商人[5]。最后一个层次是新鲁商文化。新鲁商文化可有两个层面组成。一是由山东商人所体现的商业文化，二是由山东企业所体现的商业文化。我们把改革开放以来由山东商人与山东企业共同作用相互影响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所形成的以过去鲁商文化为基础的现代新型商业文化称为新鲁商文化。

二、 新鲁商文化基本特征的整体把握

任何事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下展开的，且任何事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阶段的特点。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基本的观点，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探讨新鲁商文化的基本特征。

1.历史性：新鲁商文化是鲁商文化的传承光大者，是山东版的儒商文化。

自从第一次社会分工产生以后，中国社会内部便有了商业，且这种活动被社会逐渐认可。中国的商朝建立于公元前1562年。据历史学家考证，那个朝代之所以被称之为商朝，是因为最早建立这个朝代的部族主要从事商业活动[6]。到了春秋战国，社会进入一个大动荡时期，由于周王朝对各分封国的控制力控制比较弱，各国的争斗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为满足这种需要，各种商业活动随之活跃起来，于是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商人。如范蠡[7]与子贡。据有关资料记载，范蠡在灭吴后，决计激流勇退，乘舟浮海到达齐国，定居于陶（今山东定陶县），改称鸱夷子皮，又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范蠡后来被尊称为商人的鼻祖。子贡是孔子学生当中成就最多，成就最大的学生。子贡在给孔子当学生时就表现出杰出的商业才能。在《论语》中，孔子对子贡的商业才能赞不绝口：“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中华文化社区网[8]这样介绍子贡：“子贡，姓端木，名赐，春秋卫国黎（今河南省浚县）人。博学强记，巧口利辞，能言善辩。周敬王三十三

年（公元前487年），子贡出使四国，出色地完成了使命。史书称赞他“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赐经商政富“家累千金”，“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诸侯”。他是孔子周游列国经济上的资助者和政治上的支持者。如果追根求源，子贡应当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儒商。因为子贡是把儒与商完整结合的第一人。现在的学术界一般把孔子及其弟子所创立的学派为儒家学派，儒家学派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大，遍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诸领域。按照中国传统的定义方法，历史上把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从事商业活动且有成就的商人称为儒商。当然，这只是若干定义当中的一种。现代人关于儒商的定义已经更多体现了现代人的想法，至少达10种之多（见下）[9]。根据儒商的一般定义，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现代儒商：指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具有现代人文道德、具有竞争能力、具有社会责任感、具有现代管理能力、具有开拓创新意识的企业家。

许多研究者不仅研究儒商的定义，而且还研究儒商文化的特征。据曲阜市信息化研究中心的归纳，儒商文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0]：

（1）儒商特征：为商以德，诚信为本，谋利有度，竞争有义，利泽长流，以仁待客，宽厚圆融，精于核算。

（2）儒商精神：以义取利，以利济世，得之社会，用于社会，以和为贵，天人合一，以文兴业，以儒兴商。

（3）儒商人格：仁爱立人，以儒会友，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见利思义，重守诚信，生财有道，乐于奉献。

（4）儒商经商：博学儒雅，淡泊宁静，讲信修睦，以理导欲，亦文亦商，乐在其中，以商养儒, 以儒促商。

（5）儒商之道：内圣外王之道。企业在运营理念中渗透融汇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人文力量，以及圆融高妙的谋略之道、理政之道、用人之道和营销之道。

改革开放以后，山东涌现出一大批新鲁商。他们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内的青岛、威海、烟台、济南等地。既有北方人的务实，也有南方人的精明，其代表人物有张瑞敏、周厚健、金志国、张继生等，代表企业有海尔、海信、双星、小鸭等。他们是鲁商文化的承继与光大者，代表的是山东版的儒商文化。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宽、、敏、惠、勇，这些儒学所倡导的基本精神，在他们身上有突出的表现。

2.时代性：新鲁商文化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伴生产物，是新经济时代的经济文化。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人一般把中国分成两个大的阶段，改革开放前时期与改革开放后时期。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后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有57年的历史，从1978年为界，恰好各占一半。

计划经济计划时代实行的是国有企业制度，在那种下，大多数国有企业的领导人说不上是什么企业家，他们的身份更多是国家干部，是管理者，或者是官僚。因为，他们必须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意志行事。企业生产什么，企业生产多少，原料从哪来，产品到那去，这都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他们只是按照上级部门的指令进行“生产”而已。他们不是在“经营”，而是在“管理”。在那个时代，企业的功能严重的退化了，企业领导者的功能也严重退化了，企业的领导者至多算是个生产管理者，或是生产组织者。在那个下，不可能产生企业家。因此，在共和国前29年的历史上，我们没有听说过谁是企业家。我们只知道有厂长、经理，而不知道什么是企业家。而我们知道，那些厂长、经理只不过是在企业工作的国家干部。

1978年后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在多年的摸索以后逐渐看清了自己应走的道路，那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市场经济的运行制度，二是市场经济的管理制度。新的市场经济运行制度的基本要求是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让企业获得经济主体的地位。不论是老的

国有企业也好，集体企业也好，新建立的个体企业也好，股份制企业也好，他们获得了比较的法人地位。企业的当家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进行经营管理活动。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产生所谓的企业家。

显然，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企业家明显带有转轨经济的特色。尤其是那些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由于与部门有各种各样割舍不断的联系，具有浓厚的官商色彩。

与南方诸省比起来，山东的国有企业比重仍嫌过高。反映在企业家队伍的构成上，山东的国有企业家比重较大。2005年，山东的两大经济新闻媒体新鲁商杂志社与经济导报社分别举行了山东十大企业家的评选活动，选出了他们眼中的十大鲁商。从这个名单中，我们可以粗窥新鲁商的概貌。

新鲁商杂志社选出十人：北京汇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朱新礼，海信副总裁、科龙集团总裁汤业国、山东三箭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生，山东新郎希努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桂波，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华，济南人民商场集团董事长、济南人民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郭连海，合众人寿山东分公司总经理王国良，山东齐鲁国际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宪伟。

经济导报社选出十人：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行长王建宏，山东西王集团董事长王勇，青岛华东葡萄酿酒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正欣，山东外贸集团及新华锦集团董事长、总裁张建华，欧美投资集团董事局、总裁李金堂，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蔡东,新郎集团董事长王桂波，济南钢铁集团总公司总经理李长顺，华泰纸业集团董事长李建华，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

新鲁商杂志社从影响力，推动力、创造性和社会责任四个方面进行评选；经济导报的评选从影响、进取、责任三个方面进行。稍微注意一下会发现，有两人同时出现在他们的名单之中，一是王桂波，二是李建华。

由这个名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山东的民营企业家不仅总体数量少，而且所占比重低。这与南方诸

省是非常不同的。这反映了山东经济转轨较慢这一历史事实。经济导报曾经发表过一组文章，探讨浙商与鲁商的不同：他们的结论是“浙商闯劲足鲁商官气重”[11]。

3.地域性：新鲁商文化是山东商人与山东企业的文化，是具有浓郁地区特色的齐鲁文化。

关于齐鲁文化的讨论很多。山东副王修智曾在《学习时报》上撰文谈齐鲁文化的基本特征[12]。在王修智看来，齐文化和鲁文化，同属一个文化体系。齐鲁文化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王政与霸道的完整结合，二是同归于正[13]。即无论齐鲁文化的共同特点，是“正”。正与斜是相对的。王修智的论述使我们想到了孔子的那句著名的话：. “子曰:‘晋文公谲(jué)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14]。

齐鲁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他的与时俱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紧密契合社会现实的理论创新意识。齐鲁文化的思想家们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大胆标新立异，致力于理论创新。他们进行理论建构的最基本的趋向（即“形上学”层面），可以概括为对天道、人道和天人关系的探索。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为孔子和老子。孔子最伟大的贡献，是创建了关于 “仁”的学说。他的“礼乐之治”（或曰“王政”）学说，不仅成为儒家学派基本理论的滥觞，而且经其后学尤其是孟子、荀子发展充实后，到汉代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社会政治理论和文化制度的主干。老子的思想理论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长于天道（“自然之天”），在人道方面强凋“无为” 实“无不为”，在天人关系方面要求人应顺应大道。孔学“迂阔”，老子“空远”，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尚且如此紧密，其他如管仲、晏子、孙子、墨子和稷下诸先生的学说理论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就更加紧密。

二是俯仰天地的人文情怀。发现人、尊重人、爱护人、关心人的身心内外、人的地位、人的发展，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政治法律的关系、天人关系，是齐鲁文化中各类思想家理论学说的基本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但是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他们就能够自觉地确立人在世界的主体地位，珍视人的生命，关注人的生活，同情人的命运，注重发挥人的作用，培养人的健康人格，并以人为中心建立各自的理论学说，

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尽管受历史的局限，特别是受秦汉以后大一统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制约，齐鲁思想家们所论述同情的“人”一旦进入社会政治制度领域，就会备受搓揉挤压，就会被大大矮化，但是贯穿齐鲁文化的人文情怀的光辉，依然超越时代照耀后世。

三是奋发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齐鲁思想家尤其是儒学思想家们，在论述“人”时一个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主张教育人、培养人，使人“成人”，养成积极入世、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所谓“内圣外王”，所谓“修、齐、治、平”，讲的都是人只要经过自身努力，养成健康的人格，就有可能成为君子、贤人、圣人、尧舜，就有可能“学而优则仕”，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孔子曰“成仁”，孟子论“取义”、“大丈夫”、“浩然正气”，至今读来仍令人回肠荡气。这些思想观点，不仅是齐鲁文化先进性的体现，而且作为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

四是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孔、孟、荀儒家一派注重理论建构，但其学被称为儒术，是经世致用的学问。管仲、晏子、孙子既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思想家，他们的学和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墨子及其后学不仅创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主张兼爱、非攻、节用等等，而且身体力行，“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法家、黄老刑名是社会政治领域最直接的统治术。阴阳与名家被人视为口舌之徒，但是司马谈仍认为一个“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夫也”，一个“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也是经世致用不可缺少的理论。

改革开放以后涌现的以新鲁商为代表的山东企业家，无论是来自国有企业，还是来自民营企业，受齐鲁文化影响很深。他们或是“王政”的崇拜者，还是“霸道”的实践者，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之正。正正当当做人，正正当当做事。孔子讲，“政者，正也”，在他们的经营理念中，始终是正字当头，一身正气。正是因为正字当头，新鲁商们很少有人因为诈骗、贪污、受贿而被绳之以法。他们可能因为能力不够而暂遭挫折，或者因为经验不足而使企业蒙受，或者因为轻信他人或倾家荡产，或者因为受人之累而难以翻身。但他们少有作奸犯科者。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当鲁商说出自己来自山东时，往往会很快地取得对方的信任，很快被对方所容纳。因为在别人的心目中，鲁商就是一种诚信、可靠、忠诚的代名词[15]。

研究者从多个角度研究新鲁商，探讨新鲁商。

王旗在2006年04月23日 14:59 财经时报财政时报上撰文，称新鲁商的特点是“讲良心，“苦干”[16]。张俊杰在其著作《鲁商模式》中，称鲁商为诚信义德一族[17]。张永舵称“稳重、本分”是鲁商的重要特点之一[18]。黄鸣讲进取比什么都重要[19]。刘敏称“山东商人一方面爽气，侠义，大气；一方面中庸，稳健。鲁商除具备了精明之外，也仁厚稳健积极进取”黄少安称新鲁商的最大特点是“善”，与人为善[20]。

4. 国际性：新鲁商文化是经济全球化中一朵浪花，是优秀的中国商业文化。

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企业家而言，全球化是一种真正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企业产品已经没有或者很少有国界的保护，在贸易自由化的今天，已经很难用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等措施保护本国产品，企业已经没有根据地；企业家本人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当中国日益开放以后，企业家忽然发现，其竞争对手，越来越多地来自国外，来自国际上的公司。企业家们忽然发现，无论是经营理念，还是管理理念，无论是公司治理，还是人员调配，无论在企业经营管理的哪个方面，公司都有一些值得称道或学习的地方。同时企业家也明白的，在看似类同的企业经营管理外表的背后，每个企业有其独特的企业文化。而这种企业文化往往有很深的国家背景，民族背景，乃至地域背景。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吸引国外大量直接投资的同时，中国企业也开始了其自己的对外投资活动，新鲁商在这一领域表现出骄人的成绩。按照国际投资的一般理论，一个企业对外投资必须具备优势，要么有所有权优势，要么有技术优势，要么有经营管理方面的优势，当这种优势足以抵消在东道国的劣势时，才可以投资[21]。按照这种理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去向，应当在比中国还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但据杨德新教授[22]（2005）最近的研究，中国企业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选在了美国、欧洲，这种现象不符合一般的国际投资理论。众所周知，新鲁商的杰出代表张瑞敏，他的第一笔向国外直接投资就选在了美国。从此，海尔公司步入了公司行列[23]。此后，众多的新鲁商开始对国外进行投资。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

新鲁商文化开始生根、发芽、乃至开花结果，新鲁商文化成为国际商业文化中的一支奇葩。

张瑞敏等人展现了国际版的新鲁商文化。国际版新鲁商文化至少包括以下几个特征：

1.创新，敢为天下先。

据海尔在自己的网站[24]上介绍，张瑞敏创本土化海尔名牌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本土化认知阶段、本土化扎根阶段、本土化名牌阶段。这就是张瑞敏走向世界的“三部曲”：第一步，按照“‘创牌’而不是‘创汇’”的方针，出口产品开拓海外市场，打“知名度”；第二步，按照“先有市场，后建工厂”的原则，当销售量达到建厂盈亏平衡点时，开办海外工厂，打“信誉度”；第三步，按照本土化的方针，实行“三位一体”的本土发展战略，打“美誉度”。第一步是播种，第二步是扎根，第三步是结果。 “三部曲”是实践的发展，与此同时，海尔人对国际化经营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按照这个三步曲，张瑞敏开始了其在国外的直接投资活动。1999年4月30日，张瑞敏在美国南卡州建立了美国海尔工业园，园区占地700亩，年产能力50万台。2000年正式投产生产家电产品，并通过高质量和个性化设计逐渐打开市场。这意味着第一个“三位一体本土化”的海外海尔的成立，即设计中心在洛杉矶、营销中心在纽约、生产中心在南卡州。2002年3月5日，海尔买下纽约中城格林尼治银行大厦作为北美的总部。对海尔来说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代表着海尔对美国市场的承诺，即海尔要在美国扎根下去。

2.机敏，抓住一切机遇。

新鲁商企业家的机敏在张士平的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2003年，正值非典正凶时，许多企业家都缩在家里时，张士平则奔波在山东与之间，为他的企业上市做最后冲刺。2003年9月，张士平的企业在上市。由于大量的国外资金进入，张士平领导的魏桥纺织迅速崛起。2005年，张士平领导的企业营业额已突破300亿元。无独有偶，与张士平为同乡的农民企业家王勇也异常机敏。2000年，他所领导的村办企业在上海上市。2005年，他的企业步张士平的后尘，也在成功上市。

3.大度，延揽国际人才。

美国海尔是第一个三位一体本土化的海外海尔，张瑞敏认为美国海尔的本土化关键一点是能否融智，即如何使海尔文化得到美国海尔人的认同。因此海尔聘用当地的美国人来经营当地的海尔。海尔以年薪25万美金聘麦考担任美国海尔贸易有限公司总裁。先让这个总裁认同海尔文化，再通过他的言传身教影响其他美国海尔人。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符合美国市场和美国文化的。为了开拓美国市场，他经常加班工作。通过麦考，海尔很快召集到一大批美国精英到海尔工作。

4.细心：个性化服务。

海尔设计充分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产品线从单一的小冰箱、小冷柜，发展成同主流品牌竞争的庞大产品群，2003年荣获全美产品设计“金锤”奖。目前，海尔产品已顺利入驻美国排名前10大的连锁集团，并获得 “最佳供货商”、“免检供货商资格”等荣誉。

三、结语

以上我们从历史性、地域性、国际性等四个方面对新鲁商文化进行了挖掘与总结。当然，这种挖掘与总结的是初步的，肤浅的。笔者的想法是抛砖引玉。笔者希望更多有研究者能够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把新鲁商文化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浙东文化

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浙江学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浙江地域特色，是深深烙印在浙江人身上的“文化基因”。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这种“文化基因”构成了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深厚文化底蕴，凝聚成“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人

的创新、创业精神，同时更形成了一种浙商之道。

浙江学术文化史流派纷呈，人物迭出，虽无严格的师承授受关系，但客观上存在着内在一致的精神气质、思想观念、治学方法、价值追求和学术主张。这种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以明清浙东史学为轴心，向上可以追溯到先秦和越文化、两汉时期的王充和南宋时叶适、陈亮、吕祖谦的事功之学，向下可以在清末民初领风气之先的浙籍著名思想家的学术思想和言行中得到印证，也体现在今天浙江人民务实创新的创业精神之中。这种一脉相承的浙江文化精神，具有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的务实传统。古代越人卧薪尝胆、建功立业的精神气度，成为哺育浙江人的精神源泉；汉代王充秉持“实事疾妄”的学术宗旨，主张凡事应讲“验证”和“实效”；宋代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批判“空谈性命”的朱熹理学，主张“事上理会，步步着实”、“务实而不务虚”，讲求实事事功、开物成务，关心百姓日用和国家社稷；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反对“冥行妄作”或悬空思索，并且事功卓著；明清浙东经史学派以讲世务为己任，崇尚实学，认为朱陆“性命之说，易入虚无”，而史学则“切于人事”，比较贴近实际，有实用价值。黄宗羲明确认为，治学的目的，“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黄宗羲弟子万斯同说：“经世之学，实儒者之要务。”所谓经世之学，就是“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而一一详其始末，斟酌其确当者，定为一代之规模”。从经世致用的治学目的出发，浙江传统学术主张尊重客观规律，要求学问与社会的实践、百姓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这种鲜明的思想特色，从古至今绵延于浙江的大地上。

这种一脉相承的浙江文化精神还具有浓厚的商品经济气息。浙江传统文化与商品经济发展之间具有独特的亲和性。先秦越国范蠡和计然的商品经济思想，就体现了不尚虚功、求实利的风格，他们甚至提出了“农末（商）俱利”的，让农民和商人实现双赢，共同获利，发展经济。与之相应，叶适、陈亮等南宋浙东事功之学则公开否定“厚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正统观念，主张“义利并立”、“义利双行”、农工商并重，强调“通商惠工”、“农商一事”、“有无相通”。王阳明明确反对各种“侵商”、“困商”的行为，呼吁“独商人非吾民乎”。黄宗羲则明确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论断，反对歧视工商的本末观。这一系列鲜明的思想主张，集中反映了浙江作为全国工商业较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面貌，又进一步孕育了浙江人的商品意识。这种文化氛围，造就了浙江对市场、商业、求利的文化认同，在近代中国孕育了“宁波帮企业家”的

崛起，在当代助推了浙江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

浙江学术文化精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与民间文化精神的有机契合。浙江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民间习俗、民间文化为学术精英的思想提供了土壤和丰富的滋养。比如，历史上浙东学术大师一再表现出对“工商”的高度重视，就与浙江各地的民间工商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浙江自古以来就人多地少，资源贫乏，因此，浙江民间从事百工技艺和小商小贩者众多，如费孝通所说：“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事实上，不仅在温州，在浙江其他地区，如宁波、绍兴、台州以及永康、义乌、东阳等地，都存在富有地域特色的手工艺行业和商贸活动，不少地方历来就有“百工之乡”的别称。这种“工”和“商”相结合的民间传统，对于关注民生的浙江古代思想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将浙江传统学术文化置于民间文化传统、民间社会经济实践的大背景下来研究和考察，深刻把握两者的互动关系，对于深化学术史、思想史和社会经济史研究，是一项值得深入探究的有趣课题。这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术文化传统，是浙江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是建设浙江现代学术文化的坚实起点。

目前，对浙江学术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与齐鲁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等地域文化研究状况相比，还显得相对零散而缺乏系统化。因而，在今后一个时期，研究和建设浙江学术文化，既须立足现有基础，又要加大组织动员力度，整合各方资源，切实加以推动。

首先，要整合力量。要立足浙江，面向海内外，把有志于研究浙江传统学术文化的专家学者凝聚起来，齐心协力，从哲学、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形成高质量的系列化的成果。其次，要构建平台。以浙江历史文化研究工程为龙头，以研究基地建设为依托，从组织引导、计划制订和方案论证、人才培养、保障措施的落实等方面入手，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组织和引导。第三，要夯实基础。重点是加快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为深入研究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目前，黄宗羲、王明阳、吕祖谦等文集已经出版，但仍有不少名家的著述有待整理，同时一大批地方文献也需要抢救。第四，要深入民间。经典人物的经典著述是“流”而不是“源”，这种“流”离不开深厚的民间文化的滋养。梳理浙江学术文化，需要结合

田野考察和人类学调查，进行个案解剖。总之，深入研究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浙江学术文化，系统梳理这一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绵延于现当代的学术文化脉络，不仅可以为浙江建设文化大省提供精神文化支撑，也可以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增添一份厚实的成果。

闽南商文化

以\"敢拼敢赢\"为主要经商精神的闽南商帮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

闽南商人不仅以其财富受到世人关注，随着“爱拼才会赢”这首闽南歌曲的流行，“爱拼”“会赢”几乎也成了闽南商帮的代名词。“拼”和“赢”两个字，十分形象贴切地刻画了闽南人那种勇于开拓、敢闯敢冒险的精神。

一些学者指出，受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闽南人一度讲究“过番”、“出洋”，到外面闯世界。从商人素质和商业精神的角度看，闽南人是最优秀的一群。闽南本来就不适宜农耕，商人出海归来，常常带回大把大把的钞票，于是，“出海从商”就成了闽南人的最佳职业选择。自古以来，闽南人做生意的就特别多，经商成为他们的一个主要职业。不少闽南人十三四岁就走上了经商之路。这在闽南不仅已是见怪不怪，而且天经地义。

“闽南商帮”一直以来被这样定义———文化因子：闽南商帮的文化是闽南和吴越文化的交融，是一种典型的客家商业文化；特点：“爱拼才会赢”这句闽南俗语，代表闽南商帮特点，晋江的造鞋运动可谓闽南商帮崛起的标志性事件；闽南企业往往也是纯粹的家族生意。闽南企业有意识、有钱、有生产开发能力。

闽南帮区域主要分布为:泉州、漳州、厦门等地；代表企业：安踏、三兴、片仔癀、柒牌、七匹狼、厦新、万利达等；文化因子：闽南商帮的文化是闽南和吴越文化的交融，是一种典型的客家商业文化；特点：“爱拼才会赢”这句闽南俗语，代表闽南商帮特点，晋江的造鞋运动可谓闽南商帮崛起的标志性事件。闽南企业

往往也是纯粹的家族生意。闽南企业有意识、有钱、有生产开发能力，但最大问题是人力资源缺乏；代表人物：丁志忠、丁水波、李晓忠。